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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裕周記:中國心

文:安裕
原文:明報 – 星期日生活
2011.04.11

感謝K.M.,在網絡讀到Perry Link的文章,是四十年的中國苦戀自述。Perry Link漢名林培瑞,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漢學家。第一次讀到林培瑞三字時剛上小學不久,那是七十年代中國乒乓球隊訪問美國,林培瑞作為美方翻譯人員,在香港《七十年代》月刊寫了一篇文章。李怡先生也許會記得那一篇﹕左頁對開,有一張中國乒乓球世界冠軍莊則楝黑白照片。那年頭香港雜誌柯式印刷的不多,粗糙模糊的印刷,文章的一些內容讀不懂,是父親幫我把那些字啃完。

林培瑞寫了什麼,隔這些年還能記得一些,深刻印象是他對中國運動員的熱情,文章寫到他喚當時已是四人幫紅人的莊則楝做「小莊」。第二次聽到林培瑞名字時是一九八四年,他在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教書。第三次是一九八九年五六月的北京,清臞的林培瑞帶一個文化交流團訪華。這時候的林培瑞已由一九七一年的熱情翻譯成長過來。

那天電視上看到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和北京巿政府發言人王惠對於外國記者的評論,我很訝然。不是說看見外國記者就得打恭作揖,但作為一個崛起的大國,還說要在全世界開孔子學院的強國,總應有點禮儀之邦的行為語言了吧?訝然的原因是這兩位女士變成文化大革命紅衛兵闖將﹕「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有人要回到昔日的歲月是她們的自由,只是昔日還是窮措大時的「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如今隨著大國崛起,變成姜瑜口中的「這麼多的記者前往一個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的繁忙商業區去造成擁堵,是沒有道理的。這麼多的記者到那裏去,他們是得到誰的指示到那裏去的?」還有王惠的「竹籃打水一場空」。我倒覺得這也好,她倆應把話說白,「滾你娘的洋鬼子五香茶葉蛋」。

外國人在中共歷史扮演過極其重要角色,應該說,沒有外國記者和學者,中共的路子不會那麼好走。眾所周知是斯諾(Edgar Snow),這位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系畢業生,思想左傾,一九二八年到了新生的中華民國上海巿當英文報章《密勒氏評論》編輯,同時為美國報章寫通訊,讓美國讀者在遙遠的太平洋彼岸一窺早春二月的中國真像;斯諾也在燕京大學新聞系教書,香港一些老報人是他的學生。斯諾打從心底同情當時不成氣候、幾萬人幾千條槍的中共。當毛澤東氣吁吁從長征脫險到達陝北延安,敗軍之將不足言勇,若無斯諾冒蔣介石大不韙深入延安,作為全世界第一個進入中共老巢的外國記者寫出 Red Star Over China,恐怕中共不可能在四十年代的西方世界獲得如此廣泛的同情和支持。

Red Star Over China了解中共入門

斯諾一九三六年進入延安,與毛澤東周恩來談了極長時間,回到上海後寫成Red Star Over China,首印是一九三七年。中文版一年後面世,因為原書名在當時政治氣候下頗為敏感,於是改名《西行漫記》。這書後來在侵華戰爭時期日本也有人暗中譯載,有一個說法是松岡洋子譯成日文,但也有說是日本軍部自行翻譯,限量在政府內部發行,反正無論如何,Red Star Over China成為了解中共的入門。斯諾與中共高層的深厚情誼,在另一劃時代大事顯露無遺﹕一九七○年十一國慶,毛澤東以文革舵手身分出現天安門城樓,身邊是斯諾夫婦。本來,文革年代毛澤東身邊有外國人不足為奇,柬埔寨流亡國王施漢諾便是常客,但斯諾身分不同,他是民間人士,更重要的他是美國人。眼利的日本記者看到這一幕,感到事不尋常,在文革天天高喊打倒美帝國主義之時竟有美國人出現天安門,心忖大變即將來臨。果然,一年之後,尼克遜在中美沒有邦交之下訪問中國,世界從此三分。

西方世界對中共有著一顆溫柔的心,鄧小平兩次獲選《時代》周刊風雲人物,雖然《時代》的高階層主管裏有一位華裔學者姜敬寬(Oscar Chiang),但仍不足以在改革開放初期便把這一榮譽送給老鄧。應該說,西方知識分子在他們的成長年代,唯一可以成為政治烏托邦的不是英法德意日,而在於浩瀚無邊太平洋那邊中國的一個紅色政權。他們認定蔣介石國民政府殘民以逞,貪污腐化,其殘暴其無道其不得人心是「彼蒼天者,曷其有極」,只有聯合世界正義力量把它推翻,才是人民的新天。斯諾為了心底裏的紅色中國,一頭扎進中共懷抱,從此在美國被列為紅五類,五十年代右翼狂颳起,斯諾便因為這 chinese connection從此不得重回國門,避居瑞士。

相對蔣介石政權殺人如麻以萬物為芻狗,中共在極長一段時間感動了美國官員,咸認是中國更大民主的未來寄望。四十年代內戰爆發初期,美國在華官員無一不是中共同情者,國務院官員謝偉思(John Service)以至美國新聞處的學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俱是。他們目睹蔣介石不得人心,復見重慶中共諸君的光明磊落充滿朝氣,其中,喬冠華妻子龔澎英語流利,成為中共意識形態的最佳宣傳者 ——一個意志堅定漂亮可人的女性卻是紅色政權的宣傳大員,這種充滿政治浪漫主義以及稍微一點點的異國情調(exoctic),加上中共在混沌內戰間得道多助,竟令美國對華政策從親蔣調整到偏向親共。

重慶是戰時陪都,國民黨大員滿街都是,中共在當地有八路軍辦事,從戰時烽火連天到日本投降後歌舞昇平,外國官員看到國民黨是「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看到了中共幾個穿著土裏土氣的八路軍充滿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恢弘志氣。來自美國東北自由派大本營的青年,哪有不從此傾心,這一傾向愈接近一九四九年愈明顯。五十年代初,大陸易手後美國颳起「誰失去中國」極右歪風,除了費正清,從斯諾到謝偉思無一倖免。斯諾流放瑞士,謝偉思離開國務院無地容身,只得到加州當推銷員,鬱鬱而終。費正清在一九七六年修訂版的《美國和中國》(United States and China)指出,美國痛失像謝偉思這樣優秀的外交官,捲入韓戰和越戰兩場莫名其妙的亞洲戰火,傷了元氣。

促成中共網開一面

謝偉思及費正清等官學界對中共衣不解帶終不悔迷戀,並無撈到外籍全國政協委員也沒有像基辛格得到生意,但客觀上促成中共在國際輿論下的網開一面——大躍進的餓殍遍野和文革的文化滅絕,在有些熱戀中共的外國知識分子筆下成了歐美無處可去之下的桃花源。那是成本最輕效果最大的宣傳攻勢,美國東岸長春藤學府教授望北京而倒。七十年代初中美關係解凍,他們摩肩接踵去紅色中國朝聖,藍螞蟻飯票公社成為困足越戰泥淖的美國自由派出路。中共自毛澤東以下俱成為心靈上的救世主,我們今天很難想像,文革期間,中共的最大支持者在歐美,個人崇拜成為文化和政治象徵,紐約州立大學教授Roxane Witke一九七二年到大陸與毛妻江青十次談話,一九七七年推出Comrade Chiang Ch’ing (江青同志),是西方學界的一件大事。

當然,一九四九年後中共處於鎖國,西方對竹幕後的紅色中國,只能根據一九四九年前的理解來調適認知。但正如年輕時代的林培瑞,中共的革命令得他們油然神往,這一顆顆的白色中國心,構建了自從國民黨政權年代影響美國對華政策至巨的「中國游說團」以來的巨大統戰勝利。美國國務院出現親中派,與傳統以日韓為外交核心的泛亞派對決長達四十年。韓戰之後,泛亞派一直佔上風,到尼克遜訪華,親中派才得以翻身領風騷至今。但更大的影響在學界,費正清回到哈佛大學,成為中國研究學派教主,著作等身,光是博士生已超過一百,如今極負盛名的學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是費門弟子,《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包德甫(Fox Butterfield)俱出於其博士班。

道德淪亡人權掃地

親中共的西方學界溯自三十年代斯諾的《西行漫記》和四十年代的費正清重慶之旅,這種模糊的記憶一直延續到文革以及其後改革開放初期。當時歐美自由派視文革為中共內化過程,不為意中國人民在這場西方左派目為洗滌心靈的政治社會運動尊嚴淪喪人格全無。縱然其中也有不少具醒覺的學者,看穿中共政策的非人性化,雖與揭破中共治下人權被棄如敝屐的今天有距離,但在紅朝大勢之下仍被視異數。包德甫是典型的Harvard Man,學士到博士都在哈佛完成,八十年代一腔熱誠派駐北京,時日久了,駭然發現中共治下的中國是道德淪亡人權掃地,遂寫出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中國﹕苦海餘生),惹怒中共,包德甫逐走。史丹福大學博士生毛思迪(Steven Mosher)論文批評中共一孩政策,惹起北京駐美官員批評,最終離校而去。

包德甫和毛思迪事件是美國學界與中共決裂的第一個分水嶺,亦是三十年代以還,歐美中國心的內心巨變催化劑。更大的轉捩點是六四事件,幾乎所有美國親中共學者都不能夠接受,他們認知裏的人民政權何以出動坦克鎮壓殘殺手無寸鐵的人民,學者對血淋淋的現實感到震驚,一場從周恩來延綿鄧小平的西方統戰在錯愕中急速落幕。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知識界由此進入長達十年的休養生息,檢討為何對中共本質懵然不覺受到蒙蔽,這一反芻過程是對自身價值觀再審視。九十年代,這一反思終於完結,歐美親中共知識分子,集體從支持中共變成在人權問題對中共極其批判。也在此時,中共國力漸巨,不需外邊知識分子捧哏,更毋須外國記者描畫,巨大的巿場,巨額的庫存,巨大的發展潛力,中共擁有的是歐美在二○○八年金融海嘯後最渴望的一切。三十年代斯諾向黃土高原的中共伸出同情之手,四十年代費正清向他認為嗷嗷待哺的中共民主再三表心,五六七十年代對竹幕後虛擬烏托邦的浪漫期待,換來是疾言厲色的中國價值和戟指斥責。

中共批評西方要把價值觀強加於其頭上,這種論述六四之後成為中共打壓人權唯一的解套之道。也許,於國與國之間的意識形態而言,這說法或者有其背景意義,可是這是唯一的論述嗎?答案肯定不是,也肯定不對。於西方知識分子來說,他們走過的路是一種幼稚(childish)並天真(naive)理想主義——二十世紀初,美國記者里德(John Reed)在不同的時空下扮演斯諾費正清甚至早年林培瑞的角色,他們一廂情願地以為可以扶持漫天風雨待黎明的俄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以為他們需要的是像賓夕法尼亞州的鋼鐵生產量,或是堪薩斯一帶的遍山田野,甚或是加州的燦爛果園那種日出而作日入而居平凡但自由的生活方式。里德和斯諾都錯了。蘇共在史大林上台清洗異己,中共循史爺爺的舊路再走一次,所不同的,蘇共已然成為歷史,中共則愈發強悍。與其說歐美要把西方價值強加於中俄,毋寧說是西方自由派知識分子遇上極權政治,畢生中國夢一敗塗地。

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敗塗地

若干年前在重慶,斯諾和費正清他們曾經遇上像艾未未那樣的知識分子,像朱自清;他們曾經偶見趙連海那樣的樸實老百姓;他們曾經以為,中國未來的新政權會帶來像《新華日報》一九四三年七月四日社評說的那樣「……美國在民主政治上對落後的中國做了一個示範的先驅,教育了中國人學習華盛頓、學習林肯,學習傑弗遜,使我們懂得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需要大膽、公正、誠實……」的風尚。歷史證明斯諾他們錯了,他們是正直的新聞工作者和出色的漢學家,但他們不是政客,更不是共產黨員。他們是有著一顆善良中國心的西方知識分子,於中國文化而言,那是九儒十丐的文人,或於毛澤東而言是翹尾巴的臭老九。他們以為很認識中共,其實在他們有限的人生歲月裏,「夢裏不知身是客」,他們看到當年那個得道多助的中共只是流星驟過的一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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