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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我們的村落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畢業暨頒獎典禮演講辭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龍應台教授

學程二期

我一般非常不情願在畢業典禮演講,因為這個場合的聽眾一定是最糟糕的聽眾——你還沒開口,他就巴不得你已經結束,而且,他決心已下,不管你說甚麼,只要戴着方帽子走出了這個大廳的門,他這一生不會記得你今天說過的任何一句話。

雖然如此,我還是來了,不僅只是因為,受邀到醫學院演講是一份給我的光榮和喜悅,也因為我「精打細算」過了——遲早有一天,我會「落」在你們的手裏。當那一天到來的時候,我自然渴望在床邊低頭探視我的你,不只在專業上出類拔萃,更是一個具有社會承擔、充滿關懷和熱情的個人。

我們都說這是一個畢業典禮,五六年非常艱難的醫學訓練,今天結束了。我倒覺得,是不是可以這樣看:今天其實只是你「學程一期」的畢業典禮,一期的核心科目是醫學。但是今天同時是你「學程二期」的開學典禮,二期的核心科目是「人生」。二期比一期困難,因為它沒有教科書,也沒有指導教授。在今天的十五分鐘裏我打算和你們分享的,是一點點我自己的「人生」筆記。

奶粉和頭蝨

我成長在台灣南部一個濱海的小城,叫做高雄。一九六一那一年,小學二年級,發生了一件大事。班上一個女生突然嚴重嘔吐,被緊急送到醫院。沒多久,學校就讓我們都回家了,全市的學校關閉。過了一段日子,當我們再回到學校的時候,班上幾個小朋友的座位,是空的。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有一種病,名叫「霍亂」。我們當時當然不知道,高雄的「鄰村」——香港,在同時,被同一波傳染病所襲擊,十五個人死亡。早在「非典」之前,我們的命運就是彼此相連的,但是我們懵懂無知。

是的,我是一個在所謂「第三世界」長大的小孩。想像一下這些黑白鏡頭:年輕的母親們坐在擁擠不堪的房間裏,夜以繼日地製作塑膠花和廉價的聖誕飾燈,孩子們滿地亂跑,身上穿的可能是美援奶粉袋裁剪出來的恤衫;那運氣特別好的,剛好在前胸就印着「中美合作」的標語,或者湊巧就是「淨重二十磅」。

一九七五年我到美國留學,第一件感覺訝異的事就是,咦,怎麼美國人喝的牛奶不是用奶粉泡出來的?一九六一年的班上,每一個女生都有頭蝨,白色細小的蝨卵附着在一根一根髮絲上,密密麻麻的,乍看之下以為是白粉粉的頭皮屑。時不時,你會看見教室門口,一個老師手裏舉着一罐DDT殺蟲劑,對準一個蹲着的女生的頭,認真噴灑。

香港人和台灣人有很多相同的記憶,而奶粉、廉價聖誕燈、霍亂和頭蝨,都是貧窮的印記。如果我們從我的童年時代繼續回溯一兩代,黑白照片裏的景象會更灰暗。一個西方傳教士在一八九五年來到中國,她所看到的是,「街頭到處都是皮膚潰爛的人,大脖子的、肢體殘缺變形的、瞎了眼的,還有多得無可想像的乞丐……一路上看到的潰爛皮膚和殘疾令我們難過極了」。

一九零零年,一個日本作家來到了香港,無意間闖進了一家醫院,便朝病房裏面偷看了一眼。他瞥見一個幽暗的房間,光光的床板上躺着一個「低級中國人,像蛆在蠕動,惡臭刺鼻」,日本人奪門而逃。
可是,為甚麼和你們說這些呢?為甚麼在今天這樣的時間、這樣的地點、這樣的場合,和你們說這些呢?

我有我的理由。

目光如炬者

你們是香港大學一百周年的畢業生,而香港大學的前身,是一八八七年成立的「香港華人西醫書院」。如果這點你們不覺得有甚麼特別了不起,那我們看看一八八七年前後是一個甚麼樣的時代。我們不妨記得,在一八八七年,屍體的解剖在大多數中國人眼中還是大逆不道的,而西醫書院已經要求它的學生必修解剖課。我們不妨記得,當魯迅的父親重病在床——那已是一八九七年,紹興的醫生給他開的藥引,是一對蟋蟀,而且必須是「元配」。了解這個時代氛圍,你才能體會到,一百二十四年前,創辦西醫書院是一個多麼重大的、改變時代的里程碑,你才能意識到,那幕後推動的人,必須配備多麼深沉的社會責任感和多麼遠大的器識與目光,才可能開創那樣的新時代。是何啟和Patrick Manson 這樣的拓荒者,把你們帶到今天這個禮堂裏來的。

一八八七年十月一日,香港華人西醫書院首度舉行開學典禮,首任書院院長Patrick Manson 致辭——曾經在台灣和廈門行醫的Manson 到今天都被尊稱為「熱帶醫學之父」——他說,這個西醫書院,「會為香港創造一個機會,使香港不僅只是一個商品中心,它更可以是一個科學研究的中心」。看着台下的入學新生,他語重心長地說,「古典希臘人總愛自豪而且極度認真地數他們的著名偉人,我們可以期待,在未來的新的中國,當學者爭論誰是中國的著名偉人的時候,會有一些偉人來自香港,而且此刻就坐在這個開學典禮之中」。

三十多個學生參加了一八八七年的開學典禮,學習五年之後,一八九二年的首屆畢業生,卻只有兩名。其中之一,成為婆羅洲山打根的小鎮醫生,另一個,覺得醫治個別病人遠不如醫治整個國家,於是決定放棄行醫,徹底改行。

這個學名登記為「孫逸仙」的學生,起先只有一個非常小的計劃,有點像今天的大學生利用暑假去做社區服務。他走在香港的街頭,看見英國管理的城市如此井然有序,驚異之餘,百思不解:為甚麼只隔四五十里的距離,自己的家鄉,一個叫香山的小城,卻是如此混亂落後?他的小計劃,就是把香山變成一個小香港。說到做到,二十多歲的西醫書院學生孫逸仙,利用寒暑假期,回到家鄉,號召同村的青年出來鋪橋修路,目標是修出一條路將兩個鄰村連通起來。這個小計劃,最後由於地方吏治的腐敗,以失敗告終。小計劃的失敗,震撼了他,他於是轉而進行一個略大的計劃,就是推翻整個帝國。

從 Manson 一八八七年的開學致辭到今天二零一一年的畢業演講,我們的生活方式有了深沉的改變,而這些改變,來自一些特出的人。目光如炬者,革新了教育制度;行動如劍者,改造了整個國家;還有很多既聰慧又鍥而不捨的人,發明了各種疫苗。今天你我所處的世界,天花徹底滅絕,瘧疾和霍亂病毒已經相當程度被控制,台灣和香港的女生已經不知道有「頭蝨」這個東西。西醫學院創立一百二十四年之後的今天,港大醫學院培養出很多很多世界頂尖的學者和醫生,為全球社區的幸福做貢獻。

而你們,正是踏着這個傳統的足迹一路走來的。

亞洲的第一名

也許你會問,既然前面的「長老們」,譬如Patrick Manson,譬如孫逸仙,已經完成這麼多重大的貢獻,還有甚麼是你們這一代人,是你,可以做夢,可以挑戰,可以全身投入,可以奉獻和追求的呢?今天的世界,還有甚麼未完成、待完成的使命嗎?

我相信有。

四十三歲的Patrick Manson在創建西醫書院之前,研究過他所處的時與地。地,是香港,那時香港華人的醫療照顧與對洋人的照顧相比是一個悲慘的狀態。時,是晚清,傳統的價值體系正分崩離析而新的秩序和結構還未成形。孫逸仙畢業時二十六歲,每天從上環爬上陡峭的石階上學,無時無刻不在「診斷」這個社會的存在狀態,思索如何為人創造更大的幸福。

那麼你們所處的時和地又是甚麼呢?

讓我們先看看你們是誰。香港大學醫學院的學生,百分之二十來自醫學專業家庭,也就是說,這百分之二十的學生有雙親或者雙親之一已經是醫生或護士。你們之中百分之六十的人,父母那一代已經具有高等學歷。很明確地說,你們是社會的菁英層。即便現在還不是,將來也會是。

而你們所身處的社會,又是一個甚麼樣的社會呢?

香港這個「村子」,有一個非常獨特的地方。享有近三萬美金的每年人均所得,七百萬居民中卻有一百二十三萬人生存在貧窮線下——所謂「貧窮線」,指的是收入低於市民平均所得的一半以下。如果這聽起來太抽象,沒感覺,你試試看走到大學前面般含道的某一個街口站一會兒,數一數放學回家走在馬路上的學童:一、二、三、四,在香港,每四個孩子之中,就有一個生活在貧窮線下。

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過,在最繁華、最氣派的中環,那些推着重物上坡的白髮老婆婆是如何佝僂着背,與她的負荷掙扎的?在你們所屬的這個社會裏,百分之四十的長輩屬於貧窮線下的低收入戶。

來到香港機場的訪客,馬上會被一個漂亮的招牌所吸引,廣告詞很簡單:「香港是亞洲的世界大都會。」這個廣告不說出來的是,香港是亞洲貧富不均第一名的大都會,貧富差距之大,超過印度,超過中國大陸。在全世界的已開發地區裏,香港的分配不均,也名列首位。

你和我所生活的這個社會,最特殊的地方就是,一個攝影師不必守候太久就可以在街頭捕捉到這樣的畫面:剛好一輛Rolls Royce緩緩駛過一個老人的身影,他正低着頭在路邊的垃圾桶裏翻找東西。

最尋常最微小的

我無意鼓吹你們應該效法魯迅棄醫從文,或者跟隨孫逸仙做革命家,或者全都去從事社會工作,因為人生有太多有趣的路可以選擇了。我想說的僅只是,身為這麼一個重要傳承的接棒人,你也許可以多花那麼一點點時間思索一下自己的來自哪裏、何處可之。一百二十四年前,第一顆石頭打下了樁,鋪出的路,一路綿延到下一村——你今天的所在。Patrick Manson 抵抗無知,堅持科學實證的知識學習;孫逸仙抵抗腐敗,堅持清明合理的管理制度。你是否想過:在你的時代裏,在你的社會裏,你會抵抗些甚麼,堅持些甚麼?

我倒不希望你能立即回答,因為如果你能隨口回答,我反而要懷疑你的真誠。一個人所抵抗的以及所堅持的,滙成一個總體,就叫做「信仰」。但是信仰,依靠的不是隆重的大聲宣告;信仰深藏在日常生活的細節裏,信仰流露在舉手投足之間最尋常最微小的決定裏。

Patrick Manson 後來擔任倫敦殖民部的醫療顧問,負責為申請到熱帶亞非地區做下層工作的人進行體檢,體檢不通過的,就得不到這樣的工作機會。這時,他發現了一個未曾預料的問題:百分之九十的體檢者都有一口爛牙,檢查不合格。畢竟,有錢人才看得起牙醫。他該怎麼辦呢?

Manson 是這麼處理的。他給上司寫了封信,說,以爛牙理由「淘汰掉他們等同於淘汰掉整個他們這個階層的人」。 他建議政府為窮困的人提供牙醫的服務。

有些專業者看見爛牙就是爛牙。有些人,譬如Manson,看見爛牙的同時,卻也看見人的存在狀態——他認識痛苦。就是這種看起來很不重要、極其普通的日常生活裏的判斷和抉擇,決定了我們真正是甚麼樣的人。

茉莉花

我十四歲那年,全家搬到一個台灣南部的小漁村。因為貧窮,孩子們生病時,母親不敢帶我們去看醫生——她付不起醫藥費。有一天,小弟發高燒,咳嗽嚴重到一個程度,母親不得不鼓起勇氣去找村子裏的醫生。我們都被帶去了。四個年齡不同、高高矮矮的孩子一字排開,楞楞地站在這個鄉村醫生的對面。他很安靜,幾乎不說話,偶爾開口,聲音輕柔,說的話我們卻一個字都聽不懂,是閩南語,還有日語。

林醫師仔細地檢查孩子的身體,把護士拿過來的藥塞進母親的手裏,用聽不懂的語言教導她怎麼照顧孩子,然後,堅持不收母親的錢。此後,一直到四個孩子都長大,他不曾接受過母親的付費。

那是我記憶中第一個醫生。那個小小的診療室,幾乎沒甚麼家具,地板是光禿禿的水泥,卻是一塵不染。診療室外連着一個窄窄的院落,灑進牆裏的陽光照亮了花草油晶晶的葉子。茉莉花盛開,香氣一直在房間裏繞着不散。

(原稿為英文,此文為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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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e thought on “龍應台:我們的村落

  1. 時代洪流 我們該了解 如何退一步 讓自己的視野海闊天空:) 哈哈 我也沒那麼文人,小小夢想大大實踐,每天至少都要往前走一步,儘管跌倒也沒關係. 這讓我想到東吳的校訓- 全人教育….Unto a full-grown man.

    Posted by Chang Dawn | January 26, 2012, 4:4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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