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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子健:「蛇齋餅糉」以人為本

陳:陳家偉
盧:盧子健

陳:盧子健博士,你1970年代進入香港大學,並且加入學生運動;你當時應屬社會派。你是怎樣進入學生運動?

盧:在大學時代,我是屬於國粹派。當時國粹派是很相信共產政權的,認定香港要回歸祖國。國粹派和社會派最大的分別,在於當時國粹派常從一種反殖民地的角度去看政治及其社會事情。

陳:你是怎樣加入國粹派呢?

盧:參與社會運動通常來自兩個原因:一是意識形態的認同;另一是人際的關係。我兩者都有。我們是香港嬰兒潮出生的一代,在大學時,覺得對社會有承擔。國粹派是一個「小圈子」,它其實提供了一種群體生活。當時在大學,我們一同學習,一同關心社會,大家是同志和戰友,這種群體的認同感,是很吸引的。

從我在大學對國粹派的認識,我對今天中共組織能力的強大和精密一點都不意外。最近談論建制派的「蛇齋餅糉」其實只是手段,是要建立一種個人的人際關係,它不單是物質,也關心你其他需要,例如你孩子的照顧,這是一種全人的關懷,是整全的,是以人為中心的。民主派的方法是以事工為主的,完了事,就離開,沒有建立個人的關係。

陳:你當時參與學生運動,期望達到什麼呢?

盧:當時沒有想着要達到什麼,當時只有一種社會正義感,反貪污、反歧視、關心貧窮,例如愛秩序灣的寮屋重建、工廠的勞工問題;公民權利很少,公安條例不准上街示威。當時只想改變社會。

在我大學的時代,中國確實給予很多人一種理想,當時覺得文革很浪漫,能給予沒力量的人一種力量,一個盼望。現在回想,這當然是一次災難。然而,1970年代,我們看到資本主義很多問題,中國的社會主義可能提供一種可能另類的模式:香港的社會主義。

陳:你1970年代是大學生,還讀醫科,應該覺得前景美好,為何不以中產分子的心態,嚮往西方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反而嚮往社會主義呢?

盧:因為香港當時根本沒有自由主義。在英國人的殖民统治下,我看到很多市民的基本權利在英國本土可以享有,但在香港就沒有;在香港,當時感到連民族自尊都沒有。我們會問英國人在英國本土可以享有的權利,為何香港人在香港就沒法享受?當時就是想改革社會。

這在中國也是一樣。中國共和並沒有帶來真正的民族自決,外國干涉太多;反之,共產黨真的可以做到民族自決。

我當時參與社會運動,沒有想過未來,也沒想過事業,真的是一世想做社會運動,只想摒棄現有的社會制度。或許醫科也是整個制度的一部分,最後也放棄讀醫科。當時為何會如此?其實自己也不太清楚,這可能與當時自己社交圈子有關,朋輩間互動,强化自己「搞社運」的精神。國粹派當時不太處理香港社會矛盾,但我參與社運的基礎是不滿當時的社會矛盾。

對我來說,反殖民只是起點,後來反殖民變成反資本主義。當時除了資本主義外,另一社會模式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已在中國出現,很多人是認同中國的,但當時有另外一些人反資本主義,卻認為中國那套社會主義是假的。在我大學的時代,國粹派最多人參加,當然其他人有其他發展。

我對社會運動的參與主要透過學生運動。我1976年入大學,在校園八年;後期,我參加了亞洲學生組織(Asian Students Association, ASA),那時我關心的多是國際政治,很少涉及本地政治,但仍有一些社會參與。我有一個暑假在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CIC)做暑期工,也參加過李永達的公共政策行動中心,也有參加在維園的監管公共事業的集會。

1983年,匯點成立,而我則在1984年離港到英深造。當時,香港回歸已是主要的社會議題,民主運動和社會運動亦已走得很密切。匯點的成立全因香港回歸。我1986年尾回港加入匯點。那時,我較少參與社會運動,但香港民主回歸是我最關心。

當時,政黨政治開始成為主要討論焦點。當時的三個主要論政團體有匯點、太平山學會和民協,後兩者較着重參與建制,參與區議會的選舉。他們主張一路參與,一路發展。

至於是否組黨,匯點和民協興趣不大,太平山學會卻比較有興趣。1989年5月20日,三個論政團體開會,當時的結論是不組政黨,只組聯盟(alliance)。但是,六四事件後,司徒華和李柱銘贊成組黨,因此香港民主同望(港同盟)便成立了。當時,太平山學會所有會員都參加了港同盟,而民協李永達亦加入,匯點楊森和吳明欽也加入了,但張炳良不肯加入港同盟,而匯點主流意見是不贊成組黨。我自己則兩邊都參與,我有參與港同盟的籌委會,而自己是匯點和港同盟兩邊的會員。

陳:為何司徒華和李柱銘會贊成組黨呢?

盧:司徒華為何有意組黨,我不知。他現在已經過身了,似乎無可追查。至於李柱銘比較接近太平山學會的思想,大家都是專業人士,而匯點和民協走的是社會民主路線。或許單是李柱銘一人,組黨未必成事,但連司徒華都加進去,事情就是如此而成。但是,這亦造成民主黨不信任張炳良和匯點的人的遠因,因為最初他們沒走在一起加入港同盟。

對組黨的看法,我個人從路線上較認同匯點多於港同盟。政黨政治不是理當然的,但從人際方面,我自己喜歡司徒華、李柱銘、楊森、李永達。

這也涉及對中國的了解。李柱銘基本上接受西方教育,對中國認識不深,會較認同西方的一套思想。我個人卻是從反殖民和反資本主義運動開始,對西方的制度和思想有一定的懷疑,後來發覺社會主義卻有更多問題。開始了解社會有問題,是要減少這些問題,而不是打破整個制度。我並不認為李柱銘會有像我這樣的心路歷程。

陳:你對香港民主運動有什麼看法?

盧: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的談判確實孕育了香港的民主運動,香港回歸前,民主運動是上升的。這來自兩個因由。第一,港英政府確實開放政治空間,讓香港人可以參與。第二,1970至80年代的社會運動為香港的民主運動累積了政治資本,不單培養出政治人才,也得到社會的支持。當1990年代,政制開放,在這方面,民主派佔了先機。至於左派,在1990年代政制開放時,他們是沒有怎樣投入,泛民的對手其實只是政治或經濟精英。

但回歸後,香港民主運動就開始走下坡。內在因由是立法局議席開放後,社會運動的領袖大都走進議會,令致社會運動某程度給議會取締,或至少邊緣化,令致社會運動沉寂,失去生命土壤。將來的民主運動,可能湧現另一種力量,很可能不是現有建制的一群。

外在的困境是,中共不會給予香港一個多元自主自足的政治實體。在這方面,中方比港英政府強,而且在基層有強大的網絡和力量;港英政府則沒有這種民間支持,他們只能吸納上層精英。上層精英其實不難吸納,很頑抗的一群的年紀都比較大。今天當中港兩地經濟緊密,多少精英階層願意和中共合作。

今天,民主運動如何重新振作,如何平衡不同利益,這是現今民主運動要嚴肅思考的問
題,但對很多人,這問題太大,很少人願意思考。

若由現有政黨再次重組整個民主運動,則可能要大轉變,不是再為選舉,也不是為議會,而是回歸過去的社會運動。對於現有政黨,很難作出重大改變。另一可能是,由新興的社運團體開展新的公民社會運動,但可能要很長時間。事實上,新的社運團體亦可能慢慢發展成為新的政黨,好像歐洲的綠黨。

陳:現有的社運團體其實頗為零散,而且充滿「山頭主義」,如何結合成黨呢?

盧:怎樣才算政黨呢?很多政黨早期都是一小撮人,後來多了人,才結合成黨。要一個怎樣的政黨呢?是西方社會的群眾性的政黨,抑或是中共的黨部型的政黨?其實也不是非此即彼,組織的人在現實社會中,兼收並蓄,摸出自己的形態,最重要是有效能,有影響力。

不過,香港的民間運動不應只注意香港,它亦與中國內地有關的,亦應有其他方向。這本身就是香港的複雜性所在,亦因此可以向內地顯示香港的特色。

今天生活在國際金融中心的人,不會知道經濟全球化引發通脹對草根階層生活的影響。這是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的代價,也是香港七百萬人的命運。今天,香港的社運是本土運動,關心香港事務,也要有國家情懷,以及全球視野。

盧子健簡介:1970年代後期及1980年代初期活躍於香港及亞洲的學生運動,1983年加入剛成立不久的論政團體匯點,及後到英國深造,獲授國際關係哲學博士。1980年代後期回港,曾在傳媒工作,並長期從事政治評論。1991年,參與香港民主同盟的籌組,1994年跟隨匯點和香港民主同盟合組民主黨。近二十年,從事公共事務顧問工作,仍常撰文分析香港政情。

陳家偉簡介:當代亞洲研究計劃的高級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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