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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芷筠:想開文化局?唔該先搞好民生

小強今年16 歲,貪玩,但其實不知道自己喜歡玩些什麼。阿爸一早走佬,家裏只有阿媽一人掙錢養小強和細妹,一日做十八個鐘先可以搵夠錢交租和生活。

忙着生活的人

小強有時候都難以想像阿媽是如何把手日日浸在水中十八個鐘,不過小強也沒有多問,因為要上學早睡的緣故,阿媽回家的凌晨時分,他已經深沉入夢中。

小強住在樂富,讀書也在樂富,以前午飯都可以去街市小食店食車仔麵大大碗二十蚊連飲品。近年,整個樂富都變天,變成了一個完全不認識的世界,什麼UXY、 Starbxxks、元X 壽司,都是一些他完全沒有想過要幫襯的名字,誰會用三十幾蚊飲杯咖啡?平日他多數和同學去便利店買個撈麵,加串燒賣當午飯,晚餐會食得好啲,例如波仔飯之類。有時候如果有節日收到利市,佢會「豪」一次食M 記,三十幾蚊一個餐,真的不簡單。

小強和細妹只差一兩年,但已經不懂和她溝通,大家在家中各顧各,反正一起食飯也不知道可以說什麼。阿妹多數霸佔着電視看無綫師奶劇,小強平時主要上網打些不用錢的online game,無止境做同樣動作、升呢那種,談不上好玩,只是沒有多餘選擇而已,什麼也不由他去選擇。

家裏沒有餘錢給他去補習,科科SBA 又有IES,小強覺得讀書像跑數,跑極都跑不完,不如算數,反正讀完中學都離不開送貨跟車之類,早點出來掙錢,未來可以買部iPhone 周圍上網,打機升呢比較方便……

小強這種沒有什麼可以選擇的生活,乍聽難以置信,過一天都想死,但其實這是不少香港年輕人的寫照。簡單如家庭關係、健康飲食、生活選擇,甚至是將來目標,都可以是離天萬丈的話題。在香港,「未來」這個字,對不少人來說,其實非常遙遠。

執筆之際,梁振英說要將香港發展成東亞文化中心,先不說我們能否超前於文化根基深厚的大國例如日本、韓國之類,只要回想一下社會上不少人的生活狀况,無論政府要建多少個西九都好,所謂文化藝術,對繁忙沒有生活選擇的香港人來說,就是港鐵車站大堂狂播EdithPiaf 的Padam Padam 一樣,奢侈、煩厭而多餘。

市民接觸文化的條件

小強這例子,如果媽媽受到最高工時保障,她便能夠有多些時間經營家庭關係,起碼一家人可以一齊食餐飯,談談生活點滴;如果香港有公平競爭法,那可以避免財團壟斷,還有小店小販豐富市民的選擇,建立充滿社區特色的社區;如果教育政策有真正的人性化考慮,那老師和學生除了瘋狂工作和瘋狂趕功課外,都有餘裕去豐富自己的生活;如果本土經濟甚至農業都能得以發展,我們才真真正正有屬於自己的品牌,也可以更低碳更健康地享用我們自給自足的食物生產;如果生活娛樂休閒除了單一消費外,能有更多選擇,那年輕人將會更願意離開那虛擬的世界,他們能更有勇氣想像自己,以至香港的未來……以上種種雖然不直接屬於政府想像將來文化局要管的事情,但這都是文化生活的條件,而不僅是資源和硬件。

過去的香港文化藝術經營,都集中討論資源和硬件,對創作人和藝術家來說,確是非常重要的,可是除了發展文化藝術項目外,香港人也需要文化權利的保障。生活要有餘裕,人人身心安康,好的藝術才會有觀眾欣賞,然後香港才能建立屬於自己的文化。

觀 乎歐洲國家的文化政策,大都強調高雅文化藝術,硬件和資源分配有度。以法國為例,1959 年共和政府創設文化部,當時的宗旨是「人人都能親近法國重要文化作品,使最多人觀賞我們的文化資產,獎勵藝術創作,豐富創意思想」,這對法國來說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她們有足夠的藝術家群之餘,文化藝術生活是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周末主要行逛的不單是商場,更是博物館、畫廊,可以和寵物一起在公園的草地上野餐消閒一整天,可以在藝術館中任意寫生,不會有保安員驅趕。而在德國,一般人不止願意付款看展覽,我曾經試過做行為藝術演出,他們也樂意支付入場費,反正不過少買一個新款手袋,在文化的修養上卻增長了,何樂而不為?在香港,不把藝術家的演出當作成瘋癲的路人,已是萬幸。香港要怎樣的文化局?

香港不是沒有機會發展藝術家和觀眾各享其成的高雅文化藝術環境,只是我認為需要有公民文化權的同步確立來配合,讓一般人生活和空間有餘裕,才能讓文化成為日常。

剛 剛升格的台灣文化部,有四大施政理念,第一項強調的是「公民文化權的全面落實──公民文化權和政治權、經濟權、社會權一樣,是公民的基本人權,因此在文化資源的分配上,對草根階層的責任、對各類弱勢群體的照顧、對城鄉差距的平衡,是文化行政的核心基礎」,排到第四項才是「創意產業競爭力的提升」。文化部長龍應台當日就表示「文化部可以讓文化行政回歸文化本位,不再為政治服務,而是讓政治為文化服務。她期許讓文化行政從邊緣進入中央政府的核心施政,不論在教育、外交、建設、經濟,文化都可被視為重要的元素」。

反觀香港,我們的政策和社會方向一直都以經濟發展和行政主導為最大方向,彷彿所有價值都應該以數字衡量,方便治理是第一考慮;容許老無所養、幼無所為,除了幫財團打工外,沒有人可以自食其力;容許超時工作,家庭關係斷裂;容許天價租金,物價騰貴,人生除了供樓沒有其他;容許城市空間規劃錯亂,生活叫人窒息。我們努力讓自己站在國際社會的舞台中心,然後回望本土,我們不少人卻生活困苦。當香港窮得只餘下錢的時候,何來文化生活?

文化局可以是一個機會,因為除了管理文化藝術資源和硬件、為藝術家和創作人培養更好的發展土壤,她更可為政府所有施政注入人文關懷和文化考慮,將文化觀點主流化,不再立於邊緣的散件項目。例如,討論市區重建的時候,除了純粹研究發展收入外,文化局可以介入研究如何社區營造,讓原本的社區不用散失;討論版權條例修訂的時候,文化局可以介入,保護創作人及網民的聲音,而不獨讓商業及經濟發展局傾向業界;討論賣地和城市規劃的時候,文化局可以介入討論,避免更多屏風樓讓市區空氣更差;討論小販政策的時候,除了趕絕之外,文化局可以介入討論讓麵粉公仔老伯和雞蛋仔伯伯等各種小販名正言順成為香港創意產業之一,有尊嚴地在街道上擺檔,自食其力。

我們可以把政府施政想像為一個天秤,長久以來都是嚴重傾向經濟數字和行政效率,如今可以慢慢地拉向真正的人性化考慮,回復平衡。於是,香港除了是高度發展的國際大都會外,更是一個可以生活的地方,一個家,然後,我們可以說「未來」。

文化局,應該把真正的文化生活和權利還給人民。

轉載自 2012年5月28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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