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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兩岸 Cross Strait, 史海回眸 History

白銀帝國興亡史:近代中國的貨幣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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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歷史上的治亂興衰,王朝更替,在中國傳統史家的春秋之筆,總離不開賢君明主,或桀紂這些昏君的故事,彷彿中國的命運就是掌握在這些帝王將相的手中。但其實很多時候一個國家的興亡遠遠超出了個人可控制的範圍之內,而是受制於潛在而又複雜的經濟活動,甚至國際間經濟環境的微妙變化。這難以看見的市場作用,早有古典經濟學家阿當斯密稱之為「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有幸多年來歷史學家翻箱倒櫃的調查,我們今天也掌握了國際經濟活動跟世界歷史發展的相互關係。就以中國近現代史的動盪來說,很多翻開史書的中國人往往扼腕稱歎,恨滿清政府或國民政府如何的不濟,使得中國現代史充滿着屈辱,這其實只是說中了一半。中國的國運,其實更大程度受到了國際間的貨幣活動所支配。身為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大的白銀使用國,國際間的白銀生產與流動每每對中國經濟引發連鎖效應,甚至國家的興亡。筆者將在本文內嘗試以十六世紀到一九三〇年代, 中國以銀本位作為貨幣制度的五百年時間論述之。

在人類的商業發展上,貨幣擁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商業發展的最初階段,人類倚靠以物易物去交易,但以物易物缺乏廣泛的認受性,當買賣一方不需要那貨品時,交易便不能達成,一個通用的交易工具便漸漸出現。歷史最初是以貝殼這類美觀的物品為交易工具,所以在中文字中「貝」往往是作關於買賣貨品的部首。但貝殼不算稀有和珍貴,所以價值不高,如是者經採掘及加工才能得到的稀有貴金屬,如金、銀、銅的出現,取代貝殼成為恆之而久的貨幣。中國有二千年以金屬為貨幣的歷史,這情況直到十六世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航海新時代 白銀成本位

在十六世紀的明代之前,中國的主要貨幣來源銅出產量陷於的停頓。明皇室為了維持與各地交易的款項,例如皇宮的生活必需品,山西與蒙古接壤的邊疆軍隊所需的糧食等,開始發行了一種名叫「鹽引」的票據,亦幾乎等同於現代意義的國債。雖然鹽引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但其引發的各地炒賣風潮,逼使了明政府逐步廢止了鹽引制度,如此同時,外國白銀的湧入也解決了中國對貨幣的需求。中國的白銀入口,要追溯到歐洲同時間發生的大航海時代。當時西班牙人已完成在伊斯蘭教徒手中收復失地聖戰的最後階後段,轉移向大西洋開拓。哥倫布以來的探險家除了發現了新大陸,和一些稀有的資源如蔗糖、可可豆之外,更加發現當時為阿茲特克帝國的墨西哥擁有着豐富的白銀蘊藏量。西班牙埋首開發白銀,在一五六一到一六四〇年近一個世紀間,墨西哥佔主要來源的亞洲以外的白銀生產量已超過一百五十三萬公斤。這些白銀除了大部份跟西班牙人帶回了歐洲之外,也有總值四萬萬銀圓橫渡太平洋來到了西班牙在亞洲的殖民地的菲律賓。[1] 當時的菲律賓是亞洲各國跟歐洲人通商的貿易中心,當中有極多商人來自中國。超過了一半的菲律賓白銀因此流入了中國,加上了墨西哥以外亞洲的白銀生產國日本亦有白銀經由對馬海峽到韓國,進入了中國。中國逐漸成為了白銀的輸入國,也開始以白銀作為了國家主要的貨幣制度。

白銀湧入中國的情況到十八世紀的時候更加是變本加厲。正如要求中國開放通商的英國大使馬戛爾尼遭乾隆爺給吃閉門羹的理由一樣,中國物產豐隆,不需倚靠外國商品依然能自給自足。反之歐洲人對來自中國的奢侈品需求甚殷,如茶葉、絲綢、瓷器便是歐洲上流社會的寵物,中西的貿易逆差就此形成。當時國際貿易的網絡從中國經英國殖民地及中轉站印度出口到英國的茶葉,繞了地球一圈後出口到美洲殖民地。其後英國政府在輸入美洲的茶葉徵重稅也導致了殖民地的公民抗命,最後釀成美國獨立不贅。話說中國身為當時國際貿易的最終站,白銀也因而大量流入了中國。歐洲從一七一九到一八〇六年間的近一個世紀光景間,沿國際貿易的路線向中國輸出了合共約二千二百萬銀圓的白銀,接近四十八噸。[2] 不過中西貿易所用的白銀全部皆用一噸噸舶來的白銀支付,而是更多以商行間流通票據作交易。而中國商人在貿易逆差的優勢下,也因此謀取了暴利。

鴉片肇戰禍 通脹起民變

然而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中西貿易逆差的情況到十九世紀初漸漸扭轉過來。不少以中國為中心的傳統觀點歸咎於英國人在中國走私鴉片導致白銀外流,但卻忽略了英國當時在技術上的突破。首先是工業革命導致紡織業的技術突飛猛進,令機器取代了技術勞工,縮短了生產時間和擴大了生產規模,成本大幅下降。印度出產的棉現在可以直接運往英國新興的工業城市如曼徹斯特的工廠內製造,英國的紡織工業也因此冒起。另外就是英國人在印度成功培植了茶葉,中國的茶葉頓時喪失了壟斷地位,價格也便得便宜起來。廣州先在一八〇七和一八年便錄得了白銀流出高於流入的數據,而到了一八二七年開始白銀的流出量便開始拋離白銀的流入量。[3] 不過隨了英國的工業革命之外,鴉片的的確確是當時白銀外流的直接原因。早在一八二〇年,清朝大臣陶澍的幕僚包世臣已於《齊民四術》對鴉片導致白銀外流有所觀察:

鴉片產於外夷,其害人不異酖毒。故販賣者死,買食者刑,例禁最嚴。嚴然近年轉禁轉盛。其始惟盛於閩粵,近則無處不有。即以蘇州一城計之,吃鴉片者不下十數萬人。鴉片之價較銀四倍,牽算每人每日至少需銀一錢,則蘇城每日即費銀萬餘兩,每歲即費銀三四百萬兩,統各省名城大鎮每年所費不下萬萬。近來習尚奢靡,然奢靡所費尚散於貧苦工作之家。所謂楚人亡弓,楚人得之。惟買食鴉片,則其銀皆歸外夷。每年國家正供并鹽關各課,不過四千餘萬,而鴉片一項散銀於外夷者且倍差於正賦。夫銀幣周流鑛產不息,何以近來銀價日高,市銀日少。究厥漏卮,實由於此。況外夷以泥來,內地以銀往,虛中實外,所關匪細。所謂鴉片耗銀於外夷者,其弊於此。[4]

中國對鴉片這種舶來毒品的倚賴性遠比歐洲人對中國出口的茶葉、絲綢、瓷器為高,而吸食鴉片的人口愈來愈多也令白銀外流的情形勢不可阻。不過是鴉片導致白銀外流這個眾所周知的現象之外,包世臣對白銀外流對於中國經濟的影響也有一留深入的見解:

今法為幣者惟銀與錢。小民計工受值皆以錢而商賈轉輸百貨則以銀其賣於市也。又科價銀價以定錢數,是故銀少則價高,銀價高則物值昂。又民戶完賦亦以錢折,銀價高則折錢多,小民重困。是故銀幣雖未富而其權乃與五穀相輕重,本末皆富則家給人足,猝遇水早不能為災。此千古治法之宗而子孫萬世之計也。[5]

由於中國的貨幣制度是以銅錢與白銀並行,「錢」、「銀」是不同貨幣單位。銅錢用以作工人受薪的標準,而白銀則是社會上交易的標準,所以當中國的白銀數量低時,白銀的價格也相對提高,但當工人以銅錢換算白銀的時候,白銀價高也導致銅錢可以換算的銀降低,包世臣認為這會對勞動階層和平民形成經濟困難。能夠觀察到貨幣與經濟民生原理,包世臣算是當時少數有經濟頭腦的知識份子。銀貴錢賤的問題在十九世紀初不停惡化,在鴉片戰爭的時期更加以幾何級數上升[6] ,對外戰敗的賠款也是以白銀為單位,例如單單是《南京條約》的賠款是二千一百萬銀圓。以嚴中平研究的數據顯示,一七九八年到一八五〇年五十多年間的錢銀兌換指數翻超過一倍由八十六點一竄升到一百七十六點一,超過了一倍。[7] 在這些觀察和數據之下,我們可以想像當時平民面對銀貴錢賤的經濟困難,也可以了解一下鴉片戰爭後各地民變的背景。

製銅興新幣 改革亡滿清

銀貴錢賤的情況在鴉片戰爭後,其實是有所紓緩,原因是世界白銀的生產量在一八七〇年代開始,因為新產地的出現而突然上升。白銀的增加必然導致了全球白銀的價格大幅下滑。[8] 除了白銀的產量有所增加之外,全球白銀價格下跌也跟歐西諸國的貨幣政策息息相關。當中國採用銅錢、白銀並行的貨幣制度,歐西很多國家於十九世紀是探用黃金、白銀的複本位制,其中便以由法國牽頭,拉丁語系國家組成的拉丁貨幣同盟和美國為首。在一八五〇年代到七〇年代的二十年間,世界黃金的生產量已經接近過去三個半世紀的總產量,也因此有了成為貨幣單位的可能。[9] 英國早在拿破崙戰爭後的一八一六年首先引入金本位制度,後來在普法戰爭勝出而新成立的德國也在一八七一年以從法國得到的五十億法郎賠款去建立金本位制度,與此同時也出售大量白銀。受到英德兩國的強大的經濟影響力,歐西諸國也紛紛捨銀本位而加入金本位。白銀的價格也迅速下跌。[10]

作為世界上其中一個白銀大國,白銀的產量增加和流動量下跌也使得中國的白銀開始貶值。從一八七二年到一八七六年間,一銀圓可以兌換到一千二百一十三文錢,十年後下降到一千一百四十四,二十年後一千〇六十四,到一九〇二到〇六年已經跌至九百〇二文錢,銀貴錢賤的問題逐漸改善過來。可惜好景不常,到了二十世紀錢銀兌換率開始止跌回升。錢銀兌換率的變化,這跟當時清政府的洋務運動及新政有莫大關係。洋務運動的主角是晚清重臣李鴻章,他一手包辦了當時大部份實業,而當時另一位地方大員張之洞則不甘於屈居李鴻章的光芒之下,所以在鑄幣事業上先李鴻章一步,在歐洲買了機器回廣洲開設鑄幣廠。這個鑄幣廠在張之洞離任兩廣總督後才開始投入生產,但現代人都知道銅幣的數量愈多它本身就愈不值錢,但當時卻沒有這個概念。結果雖然國際白銀產量大增令白銀貶值,但其貶值的速度追不上銅幣貶值,物價又再次上升。一九〇七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的那一年,錢銀兌換率回升到一對九百三十六文。一八七二年到一八九六年的米價一直徘徊在二千多文錢一擔,到一八九七年後卻升到三千多文,到了辛亥革命前的四年,米價已經攀升近一倍到四千多文錢一擔。我們與其指責慈禧捕殺六君子、李鴻章打輸了甲午戰爭,晚清政府怠於改革,也許也可以倒過來去怪清政府為何要搞貨幣改革呢?

華爾街恐慌 銀帝國結終

當清皇室因為銅錢和白銀的價格升跌已經歷了經濟動盪,最後的戰爭和亡國之禍,歐西各國也為着白銀價格的持續下跌而爭議不斷。時間來到了一九二〇年代,美國華爾街出現了史無前例的股市大崩盤,全球經濟墮入大蕭條,也把美國社會推向了恐慌。如此同時白銀的價格也因為全球經濟不景而一跌再跌。受美國白銀生產州內華州的參議員和白銀游說團體力主下,帶着「新政」的口號上台的羅斯福總統於一九三四年推出由財政部以高於市價在世界各地的買入白銀的《購銀法案》,頓時引致全球白銀價格大升。本來在一九二八年每安士約六十仙的白銀,在華爾街股災後跌理一九三二年的每安士約三十二仙,但在美國財政府開始購入白銀後,白銀的價格最高先到一九三五年的每安士約六十五仙。[11]美國政府又宣佈把白銀國有化,以充實聯邦政府的財政儲備,這對依然採用銀本位的白銀大國的中國受當其衝。[12]

本來全球經濟恐慌對於中國的一般平民來說,破壞力幾乎微乎其微,中國的經濟反之更是欣欣向榮,這也是後來為人稱道的黃金十年(一九二七至三七年)。就以上海的絲價[13]和各地的米價為例,在華爾街大股災後價格一直下跌。雖然中國的物價在一八八〇年代起一直持續上升,但一九二〇年代卻曾有喘息的階段。上海米價指數由一九三〇年的一百一十減至一九三四年的六十九,總物價由一百一十分五減至九十七。[14] 根據劉大鈞的《上海工業化》的大量數據所得,上海市的人口不斷有增加,而且也不斷興建新房屋。單以法租界計,一九二五年有二萬五千餘幢房屋,到一九三四年已經升到四萬八千餘幢,而且市內新建房屋的營造估價,也由一九二八年的四百餘萬升到一九三四年的二千三百餘萬,當中也有不少是新建工廠。[15] 正當經濟大蕭條導致歐西的工廠紛紛倒閉,白銀價格下跌而令中國貨比外國貨相對便宜時,中國的本土工業因此得以發展。棉花、棉紗、麥粉在上海交易所的交易額更加是節節上升。華資銀行的營業額也是有增無減,存款、放款,各項證券買賣皆以倍數的增幅發展。[16] 上海市內的道路也大幅擴展,愈來愈多人購置汽車。公共租界的汽車便由一九二五年的四千餘台升到一九三四年的九千餘台。[17] 除上海以外,各大城市的物價也有下跌的跡象。農村的白銀流通量因為在上海打工的農民帶回家鄉而增加。[18] 正當中國的經濟繁榮相對繁榮之時,美國的《購銀政策》為中國帶來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美國在世界各地購買白銀令白銀價格大幅竄升,也導致了中國白銀的第二次大幅外流。一九三三年前,中國的白銀一直處於入口大於出口。單以一九二八年計,中國的白銀便有一億六千萬圓入口的淨值,但在一九三三年便開始轉盈為虧,一九三七年更加有三億九千八百萬的白銀出口淨值。[19] 物價方面,上海的物價指數開始回升,米價指數一九三三年的七十上升到九十三。[20] 為穩定物價和經濟,國民政府在一九三五年推出貨幣改革,以中央、中國、交通銀行所發行的鈔票為國家信用貨幣取化銀圓為法定貨幣,又規定把所有銀本位幣兌換成法幣。[21] 法幣的推出,標誌了中國採用近五百年的銀本位制度正式完結,而國民政府把白銀收歸國有的做法,除了向美國售出而換取了法幣與美元和英鎊所成立的基金掛鉤之外,也得以在抗戰時期維持政府的支出。不過由於大量發行法幣以支付戰時軍費的上升,以及英美政府取消以外幣兌換法幣以對付日本人在淪陷區強收法幣用以在外匯市場買賣,都嚴重削弱了法幣的價值。後來國民政府在戰後推出的以金本位制為基礎的金圓劵,和恢復銀本位制的銀圓券都無力挽回惡性的通貨膨脹,此則為後話。

身為一個採用了近五百年的銀本制國家,國際間的白銀生產和流動對中國有着深遠的影響。十六世紀白銀在新大陸的生產至流入中國,自然令中國成為以白銀為貨幣的國家,但十九世紀初白銀流動的逆轉,對中國的經濟有災難般的打擊。鴉片戰爭後我們看到各地民變,也不應純粹歸納為政府管治的問題。十九世紀後期歐西諸國捨棄銀本位,以及白銀產量的增加,也令中國白銀兌換價格差距有所縮窄,但清末新政的鑄幣政策又很快把之抵消,最後民怨加劇,辛亥革命的爆發,其實也更加可歸結為經濟問題。二十世紀白銀的價格下跌和流入中國,就此為中國的經濟有所推動,但美國的《購銀法案》則把故事改變過來,也最終逼使中國結束五百年來的銀本位制。中國國運由此可見,往往跟白銀離不開千絲萬縷的關係,而這種潛藏在中國每一個重大歷史事件的隱形之手,有賴多年來歷史學家的認真考據,已經逐漸讓我們現代人認識更多。

貝加爾

總結科大衛《中國的商業與社會》


[1] 全漢升,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新亞研究所,1972。
[2]
Richard von Glahn, “Money Use in China and Changing Patterns of Global Trade in Monetary Metals, 1500-1800,” Dennis O. Flynn, Arturo Giraldes and Richard von Glahn, eds. Global Connections and Monetary History, 1470-1800. Aldershot, Hamsphire: Ashgate, 2003. 195.
[3]
嚴中平等,《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
[4]
包世臣,庚辰(1820)雜著,《齊民四術》
[5]
Ibid.
[6]
Lin Man-houn. China Upside Down: Currency, Society, and Ideologies, 1808-1856.
[7]
嚴中平。
[8]
Dickson H. Leavens. Silver Money. Bloomingtam, Ind: Principia Press, 1939.
[9]
Ibid. 30.
[10]
  Ibid. 30-35.
[11]
David Faure. The Rural Economy of Pre-Liberation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2]
Ibid. 257-281.
[13]
實業部物價討論委員會,中國銀價物價問題. 上海:商務,1936。
[14]
David Faure. 73.
[15]
劉大鈞,《上海工業化研究》,商務書店,1937。
[16]
Ibid.
[17]
Ibid.
[18]
David Faure.
[19]
David Faure.
[20]
Ibid. 73.
[21]
貨幣改革,《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上海:上海人民: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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飢餓藝術家

Discussion

One thought on “白銀帝國興亡史:近代中國的貨幣經濟

  1. 激流勇进者方能领略江河源头的奇观胜景。

    Posted by www.cff666.com | March 1, 2016, 3:4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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