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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山下 Hong Kong, 神州兩岸 Cross Strait, 增廣見聞 Feed Your Mind

安徒:勇士凱旋,反思保釣

香港可謂一個奇幻社會。這個年頭政治風潮的種種起伏跌宕,足堪見證。

這邊廂,何喜華替蔣麗芸站台,替田北辰背書;那邊廂,劉夢熊與曾健成在機場擁抱,與長毛一起站在五星旗前興奮地叫口號。《文匯報》和《蘋果日報》在星期六的頭版,竟然不約而同用上「勇士凱旋」四個字。

世界愈來愈詭異,事物分類大兜亂。如果你在過去一段時間,以為香港「保港抗陸」、「反自駕遊」、「反國民教育」的運動,就是一種政治分離主義,就以為香港開始脫離中國,甚或走上「去中國化」的道路,那麼你看看近月來香港人對李旺陽冤案表達的憤怒和關注,「保釣運動」再起波瀾所引起的全城哄動,它們就會提醒你,香港人的中國情結是如何的根深柢固。

先不去評價這種香港人的中國情結是好是壞,它的存在至少提醒我們,不可抽離歷史脈絡地看待香港人的主體性。保釣運動四十年的起起伏伏,本身就銘刻着香港人獨特的政治主體成長歷程。不去爬梳、不去反思、不去總結教訓,就宛如盲人騎瞎馬,不可能為香港找到出路。

釣魚台問題的實質,是二次大戰遺留下來的問題,也是東西方冷戰殘留的尾巴。四十年前保釣運動的意義,亦只有放置在當時的世界形勢、亞洲格局和兩岸三地的狀况方能清晰。一方面,是美日借安保條約,長期駐軍沖繩,以軍事威懾之力維持亞洲的資本主義秩序和國際勢力均衡;另一方面,是中共急於走出蘇聯主宰的「社會主義」陣營,為了加入聯合國,急於與美日建交,於是把釣島主權輕忽了事,不予力爭。而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也因為身在美國庇蔭底下,無心戀戰,任由美日私相授受。

第一波保釣的後續﹕紅色中國幻象

只有在這種非常獨特的歷史境况下,以香港、台灣及海外知識分子為主的華人社群,方有推動一場保釣運動的機會。應當承認,當年保釣運動的實際成效不大,它無法改變釣魚台落入日本人手上的命運,可是,這場運動對港台兩地新一代的政治啟蒙,卻有重大意義。台灣方面,保釣直接間接促成了國民黨政權內部的改革更新,如無這些更新和權力交接,往後台灣大體和平的民主化道路殊難想像。

香港方面,保釣運動則短暫走出由冷戰對抗、為國共兩黨所壟斷的民族意識,為民族主義寫下另類篇章,亦打破之前左派六七暴失敗後,殖民統治下市民普通政治冷漠的悶局。當天如果沒有保釣運動帶來的意識突破,七十年代使本土新一代政治覺醒的「火紅年代」社運學運,也是難以想像的。

可是,當年香港保釣一代卻往往沉緬於運動的激情與浪漫回憶,卻少有直面一個事實,也就是﹕七十年代第一波保釣運動的後續發展,並不是運動真的走向成熟和深化,催生足夠自主而健康的反殖運動,反而陷入了圈套。保釣促成的是一場由中共統戰工具所擺佈的、針對海外華人學子而進行的「統一運動」(在香港則是孕育今日親中建制派的「國粹派」學生運動),那是一場建基於一系列紅色中國幻象和風派機會主義的假左派運動。

這場建基於浮沙之上的運動,以鼓動遊子思鄉的感情,描述紅色中國的美麗幻象為餌,以「認識中國」為手段,以達成「認同紅色中共」為目的。這場假性運動,令人失去獨立思考能力、迷失方向,一直到1976年大陸「四人幫」倒台之後,大夢方行結束。當時如無托派、無政府主義者及其他獨立思考人士,對風派民族主義和盲目毛派學生不斷進行質疑和批判,為統戰工具所綁架的保釣,將會葬送整個運動的成果。

第一波保釣運動在沉浸於「開放改革」的八十年代消失,卻在九十年代中香港「回歸」前夕再度冒起。當時已分裂為「親中」與「泛民」陣營的兩批保釣人士,爭相投入「保釣」的愛國競賽。一個本來是泛華人的關注,並涉及亞洲與國際政治的國土議題,卻深深地染上本地政治派別互爭的色彩,競賽的各方都為了要表示那一派才能在愛國問題上擁有「話語權」。這場既有香港本土政治,又翻弄了台灣島內統獨政治五味架的第二波保釣,卻在陳毓祥過分投入而遇溺身亡的悲劇中落幕,而由他代表的「親中派」保釣亦由此聲沉影寂。

大背景巨變各地右翼紛起

而踏入廿一世紀之後的保釣運動,基本上追隨過去模式,以登島顯示主權的追逐和攔截遊戲為主幹,香港本土能引起的漣漪愈來愈小,但整個大背景則有了巨大變化。今天,不是一個風雨飄搖之中的台灣蔣介石政權,而是一個實現了政黨輪替,統獨路線對抗降溫的台灣;今天也不是一個急於和美日建交而對日不會苛言的中國,而是一個航母快要建成,神九上天,急謀崛起的中國。

更重要的是,當前的亞洲是一個在急劇增長之中,又充滿每個國家都謀求地區勢力重組的欲望,各地右翼勢力紛紛冒起,以軍事冒險來增大自己在國內力量的新局勢。無論是日本、韓國、越南、菲律賓、還是中國的軍方和保守派,都在一種新的地緣政治不安當中,靠想像和鑄造外敵形像來增加軍費開支,鞏固右翼保守力量。他們樂見衝突升溫,喜見外來侵入的想像具體化。早幾天,近年來韓國最右翼的總統李明博,突然登陸日韓有爭議的獨島,也是他選舉工程的計算。其他人在其他地方爭相仿效這些行為,又能否自我分辨出箇中的性質是「左」還是「右」?

民族主義是一面雙面利刃的道理我想不會太難明白。它可以有進步性,也可以帶來災禍。

自外於中國比中國更中國

過去這麼多年來,保釣運動所曾具有的進步能量,建基在一個「反帝」的假設,還有的就是在「國家」與「民族」之間的裂縫而說事,也就是﹕以「民族」之名來批判「國家」。

當兩岸自號代表「中國」的國家政權都腐敗無能,以致喪權辱國,人民以「民族」之名,向「國家政權」「將軍」(checkmate),的確是一種批判力量的表現方法。香港過去自外於兩個中國政權,所以更便於以沒有具體訴求對象的「民族」之名發話。這是香港人特有的「中國想像」,或者可以名之為一種「第三中國」的自我想像,它會比兩個(令人失望的)「中國」更「中國」地去表達獨特見解。

這正是香港往往令人迷惑的地方﹕它自外於中國,卻又常常比中國更中國。

經常能夠做到「比中國更中國」,是一種巨大的批判潛能所在,例如對六四的堅持、對李旺陽的執著。然而,要永遠「比中國還中國」就會命定我們要給框定在一種「大中國意識」之內(「中國」意味文化也好、民族也好)。當中國國家並不真強、真大,大中國意識可以是廣闊的胸襟、不息的理想,它是悠悠、久大的文化。然而,當國家機器已經無處不在,四處伸手,大中國意識又能如何免被國家機器收編,成為國家主義甚至沙文主義(chauvinism)的一部分?

今日,我們不用幻想美日結盟雄據亞洲的日子已經過去。但是,我們是否樂見區內互相敵視的民族主義升溫,還是真的以為區內有誰個國家,可以代表一種進步的力量,像那些「老左派」一樣,以為可以靠他們抵制帝國主義?中國,是這種進步國家嗎?

要不的話,我們是否應該換換視角,了解一下為國家主義所騎劫的大小民族主義,如何正在以最符合帝國主義體系利益的方式,將各自設想為敵人,讓資本的跨地域霸權千秋萬世?

恐懼的非民族主義而是國族主義

我們要恐懼的不是民族主義,而是給國家機器所騎劫的民族主義,也即是今人所謂「國族主義」。當保釣的香港人為民族守土卻不忘反諷國家的無能,從而高喊「解放軍在哪裏?」時,請不要忘記,「解放軍」真的在不太遠的地方,雖然他們往往多是準備「解決人民」多於「解放人民」。然而,「葉公好龍」的故事教訓我們,當你叫喊解放軍而他們真的出現了,也就是「民族主義」被「國族主義」殺掉並替換之的時候。

這個時候會不會真的來並不重要。因為他們已經透過提升國防預算、維穩開支、坐大國家機器勢力、削弱公民權利、擴張國民教育而日漸靠近。

因為,他們今天有了種種「愛國者」和「勇士」為他們鳴鑼開道,喊出了「國家要強大」的口號!

轉載自2012年8月19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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