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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兩岸 Cross Strait, 增廣見聞 Feed Your Mind, 政論縱橫 Politics & Philosophy

練乙錚:唯有去「國」 方可中國

反國教運動擴散、升溫之快,不僅出乎特區政府高層預料,就是筆者及身邊圈子中人的大多數,也感意外;快得幾乎連接收訊息也來不及,遑論理性分析、深入總結。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這個飽含「兩制」意識的運動,要找一個明顯的源頭,並不容易,因為年來京港互動的惡性一面,可謂燃點處處,多條引信早已着火,終於在國教議題上因出現不可理喻的、政府資助編寫的洗腦教材而發生短路。

然而,這個運動,除了本身的具體意義之外,還集中反映了一個由於梁振英成功上台而激化的「深層矛盾」——大部分港人與北京之間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的差異和對立。這個「深層矛盾」,在回歸前後的十多年裏,包括八九六四之後那幾年,都可用「恐共」二字概括,恐共程度縱有不同,大體皆止於恐懼;不過,由梁上台引致的矛盾激化之後,「恐共」已經發展出「反赤化」運動和「拒北」思潮。社會如此撕裂,對香港沒有好處,但北京的損失更大,不過,那是咎由自取,因為讓梁上台這一步,毫無疑問是黨內某些高層推動、最後欽准 的。

當初,北京自知港人恐共並非無因,故委出的頭兩任特首都是比較中間的人物,論性格和偏好,儘管心態或是明顯過時,或是略嫌低俗,始終帶有幾分港人本色。假若香港風調雨順、大陸國泰民安,西環戒急用忍,再加上公務員處事慎微圓滑,以那樣的特首人選,未嘗不可於五十年過渡期的頭十多年裏,稍減港人恐共心理。可是,事與願違,回歸之後,港資加緊北上導致本地投資衰竭,令多數港人經濟境況持續惡化;大陸方面,則政況每下,極左思想回潮(薄氏以「紅」謀反,不過是左中之最),京人所言所作,見諸孔慶東郝鐵川的偏激指摘、國家機器瘋狂迫害趙連海李旺陽等,事例繁多,俱與港人觀念格格不入。是以近年來,港人愈發重視「兩制」分野,情感上跟中共特殊定義的「一國」則愈行愈遠。畢竟,身份不由己,認同可選擇。無論是近年的民調或是香港社會上出現的事件及思潮,都一再說明這點。諷刺的是,連梁政府也用上了「港人港地」這個極富分離意識的標籤去推銷一個它要民眾相信、自己背後那些地產界支持者卻絕不熱中推行的政策,結果當然是令「光復上水車站」、「反對割讓東北」等「真正」港人港地運動更振振有辭!

若干年後 北京知錯

本來,在這種情況底下,北京應該再放軟身段,一早找一個更中性、更包容、思想甚或稍微偏右的人當第三任特首。史書說諸葛亮對孟獲七擒七縱,但北京並無這種自信。去年底,筆者說過,港人還遠遠未能接受中共黨員或類黨員統治,若梁振英上台,兩制之間失去重要緩衝,中共與大多數港人將正面衝突。這點,現在逐步變成事實,擺在大家眼前。不過,筆者亦相信,若干年後,北京終會知錯,到頭來總結這段歷史,重新判斷讓梁上台這一筆的時候,大概只需兩個字:極左。

糾正極左,對中共而言,往往難上加難。然而,若港人質之以理,再加群眾運動強大而不懈的壓力,未嘗不可以爭取到一點改善;近日政府在國教事上放棄三年開科死線,即可見一斑。在這個既是教育問題、亦與政治意識形態不可分割的事情上,港人還有大量的工作可做。反國教運動提出第二階段謂要「遍地開花」,在學校以各種方法防止洗腦,並要求教育局撤回問題指引之餘,取消整個不倫不類的國教科,等等,無疑有用;但是,正本清源,不僅要消除有害的,還要建立健康的,那就必須在本地公學裏重建歷史必修科,以助港人下一代身處一制,正確了解大陸上的另一制,以至能更深入認識、認同在此兩制之上大得多的時空裏的一國。

這樣的歷史科目,首先需在「正名」方面花一些功夫,然後才研究要包含什麽內容。冠以什麼名稱好呢?筆者認為,最合適的名稱,應該是「華夏文明史」,因為它最包容,政治上最中性,意義卻最清晰。

在我民族的歷史永恆中,根本概念是「華夏」;相對而言,像「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之類的政治或行政名辭,指的都是特定時空裏的有限範疇,晚近方始,必亦有終。「華夏」一詞,首先出現在《尚書.周書》中的〈武成〉篇,篇首指明是周武王手筆,其中一句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這裏,「華夏」是一個文化、民族概念,是相對於「蠻貊」而言的;所說的「仁人」,指的是更早的華夏領袖。後人註疏,服飾之美謂之「華」,章典之盛謂之「夏」,都是有關文化、民族的說法,廣闊而無所不包。

專政之下 只有一王

至於「中國」一詞,來源幾乎和「華夏」一樣久遠,涵義則有點不一樣,政治、政權的意味比較濃,這也可以從文獻裏看出。武王死後,周公輔助他的兒子成王繼位;《尚書.周書》中的〈康誥〉篇,篇首註明周成王除了寫〈康誥〉,還寫了〈酒誥〉、〈梓材〉兩篇,後者其中一句用了「中國」一辭:「皇天既付中國民越(與)厥(其)疆土于先王」。

此外,與《尚書》差不多時候面世的《詩經》裏,也出現「中國」這個詞;〈大雅.民勞〉一詩勸勉西周最後的一個君主周厲王:「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老百姓太辛苦,應該稍得安息;澤惠中國,就可平定四方)【註】。在這兩處,「中國」一辭的涵義是政治的、行政的,前者指文王、武王統治的地方,後者指厲王的京畿。稍晚,在《孟子.公孫丑》裏,齊王說:「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我想在我的領地中心地帶為孟子建居所)。當時的諸侯領地稱「國」,「中國」就是「國中」的意思。文化意義上的「中國」,唐、漢之後才比較常見。歷代史家多以「中國」作為中原皇朝的籠統稱謂。後來一些外族如北朝的鮮卑、宋代的契丹、女真,在中土建立政權之後,亦以「中國」自居,非無道理。清朝與外國簽訂條約時,自稱「大清」;條約文本裏雖有「中國」、「中國人」、「中國官」等稱謂,但都是相對「大英」、「大英商民」、「大英屬員」等名稱而言的對外用語(可參見維基文獻網站的《南京條約》原文)。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其憲法文本亦從頭到尾沒有「中國」這個稱謂。至中共在大陸建國,才在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裏,首次以「中國」作為國家的正式自我簡稱。由此可見,「華夏」的自稱意味濃,涵義比「中國」廣。

「華夏」精粹 文化價值

誠然,「中國」本來也是一個很好的名辭。「中」是中庸、中正,不偏頗;「國」是疆界包圍着地域(「或」與「域」古字相通),有守護意義,提供一種安全感覺。可是,共產黨不講中庸,「中」字變成「以我為中心」;在其專政性格底下,「國」即疆界裏只有一個王。這種意識,用到國際事務上還可以,但用於香港這個多元社會裏去處理意識形態有關的東西,就令「中國」一辭不大理想,既容易被左派偷換概念,狹義地變成僅指大陸政權,亦同時令右派反胃,引起不必要的反彈,甚至逼出「去中國化」思潮。所以,筆者提議在香港的公學裏設置本國歷史科的時候,冠以華夏文明史這個名稱,內容當然全部以我國為主體,包括古今內外的一切重要事物。

然而,涵義廣泛之餘,講「華夏文明」,有更重要的一點精神價值,放在香港今天的環境裏,特別容易引起共鳴。有這個精神價值,還得歸功儒家思想。大家知道,古代有所謂「華夷之辨」,源於部族社會之間的各種矛盾;但到了孔子那裏,便出現升華,成為文化價值之辨,超越了宗族、種族、語言、風俗習慣、身體特徵甚或用現代人觀點講的基因層次。這個轉變很重要,不妨細說,借孔子講柳下惠的故事作開始。

孔子稱許柳下惠,說他是周朝三大仁人之一,但這和後來的柳氏「坐懷不亂」說無關。柳下惠在魯國當官,三次給炒魷魚;有人問他,還要呆在魯國麽?他回答說:「以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當官講原則,到哪裏不炒三次魷魚?當官不講原則,又何必離開自己國家?見《論語.微子》)魯國與周室的血緣和文化關係最深,周室衰微之後,魯就代表着華夏;柳氏寥寥兩句,不僅明志、點出時弊,還指出要「行道」便不必考慮去留。然而,也是魯國人的孔子自己又如何呢?他周遊列國,最後很失望,曾經說過要浮海居夷,移民番邦。這兩個故事看似背反,其實是一件事的兩個面:有心行道,便應該三黜而不去;但如果「道不行」,沒希望了,則到所謂蠻夷之地,也許比留在華夏之邦要好。

後來,唐代的韓愈在他的文章《原道》裏講孔子如何劃分諸侯的華夷屬性:「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歸根到底是一個「禮」字,禮的內涵就是「道」,也就是現代人說的「核心價值」。由此可見,「華夏」的精粹是一套文化價值,並不一定依附在某一片疆土、某一個政權;你認同它,你就屬於華夏,不認同,則頂多是虛有其表,縱處一國,實非一家。今天的香港人,很明白這個說法。

自己國家 理性認識

華夷有別,其實還有長期的恩怨衝突,原因和「核心價值」不一定有直接關係,也需要深刻認識;認識了,對身處當今之世,大有幫助,因為,從了解華夏文明的格局層次出發教授國史,有利於理性地引入文明衝突的觀點。古往今來,無論哪一處的文明史,都涉及與周邊其他文明的互動,而互動一定包括武力衝突,此中恩怨對錯,有時甚難分解判別。在近代殖民主義時期裏,我國是弱者,幾乎完全是受害一方,這點毫無疑問;但在早一點的時期裏,難道華夏就沒有以武力征服其他民族了?史學家何秉棣曾指出,商殷時代的華夏民族十分尚武,《尚書》裏便有不少華夏領袖訴諸武力對付其他親族、異族的記載。平定諸夏尚且兵戎相見,對待蠻夷就更不用說。遠古如是,近世只會更甚。舉例說,明末清初,漢人逐步佔據台灣,如果說成是以王道恩威收服了當地食人生番,就未免如一些西洋畫裏的傳教士到達美洲新大陸,在岸上把十字架高高一舉,即令當地土著虔誠下跪接受白人文明和統治那麼一樣可笑。從文明衝突角度出發,國人包括港人學習歷史,不僅要知道殖民主義侵華罪行,還要更持平更全面認識本民族與周邊民族關係,學會自省,才能避免像一些極端愛國者一樣,總以為自己人對、別的人錯,不明白為什麽周邊民族古代都來中國「感恩朝貢」,今天卻甘當美帝卒子。

從認識華夏文明的角度出發,還可以包涵別的文明的觀點,再加上一種時代抽離感,如實地談論一些敏感題材,如華僑移民史、華僑在海外的生活狀況、給當地帶來的好處和壞處、中國與每一鄰國的疆界糾紛的歷史與現況,等等,都比較不那麼容易招致別國不安。這樣,香港公校的非華裔學生也更能接受從這個觀點講的歷史。

大體而言,「中國」一辭的政治含義有時過分濃厚,導致人人各自解讀,容易產生誤會和矛盾;「華夏」一辭,政治上中性得多,能廣泛包容,但涵義卻非常清晰,任何人都可以接受。或者,如此「去『中國』化」,方能更有效地讓年輕人理性地、正確地認識自己的國家。對大多數教師而言,身處政治對抗的風眼裏,教授有關中國的知識時,也不會感到左右為難,無所適從。

名稱之外,當論的是教學內容。篇幅所限,此方面不日再議。

註:〈大雅.民勞〉的這幾句,筆者是念中一歷史的時候學的,至今記得。當時學校用的一套十冊課本是中大教授黃福鑾編的,十分嚴謹,影響筆者很深,特此為記。黃教授的千金陳黃穗,是香港消委會前總幹事。

轉載自2012年10月11日《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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