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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山下 Hong Kong, 社會文化 Social Culture

德昌里2號3號舖:別將憤怒向市場拋售 ——1月1日行動後感

編者按:德昌里2號3號舖顧名思義乃一間位於香港九龍油麻地德昌里2號3號的地舖連二樓。此試驗空間由一班志願者組織,試圖掙脫以累積資本為目標的經營模式,以一種以物易物和自由捐獻方式去經營。空間用途因應來訪者需要而變化,它可以是cafe、社區二手店、書店、藝文空間。目的讓社區中各式各樣的人與空間互動,嘗試建立一種開放和互助的關係。此文章在一月六日一月一大遊行一個星期後刊登於德昌里2號3號舖的面書。

不論是社運明星、blogger還是立會議員,似乎玉手一揮便能將群眾的情緒挪為己用。德國哲學家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曾將政黨和政治運動,比喻為收購怨憤的投資銀行。這經濟運作並不限於政治場域,他們想從你身上收購的,不只怨憤,還有你的挫敗感、罪惡感、悲傷和憂慮。生活空虛嗎?廣告說買吓買吓就能填補;精神緊張鬱躁嗎?心理醫生為你提供專業指導;工作苦悶嗎?旅行社早為你設計好X天豪華團;憂慮未來嗎?銀行家為你提供安全穩健的保障;憤怒嗎?不滿嗎?政客笑口噬噬叫你放心交給他去做代表。在這個社會,每個人都講快樂、希望、連結,因為這些東西到處都找不到,觸不著。

正如他們叫你不要將私己錢收在床下底的餅乾盒;他們異口同聲地說,不要隱藏你的痛苦,更不要奢想能夠不靠專家而自己解決,他們叫你必須將消極的情感投放於市場,轉化成他們的支持度、點擊率和選票,變成政治、社會或經濟資本,好讓他們去謀利、製造價值,和鞏固這個現實。但與其任由這些難以獨自承受的情感為他們所利用,當我們將之從市場中撤回,以另一種形式去經驗和聚合,這些情感同樣能凝聚成為一股足以鼓動革命的爆炸性力量。

***

一月一日的遊行,我們沒有興趣加把口,嗌梁振英下台,或者要求立即普選。我們無法跟隊伍中的人討論太多,舉著「誰說我們要特首」和「莫只靠別人幫忙,可靠的是自己的力量」的橫額,只能在定點派發傳單,希望收到的人能夠在家中、車上,細看我們要說的話。大型遊行之後,例牌會有些行動,而大家都知道有關行動形式和內容的決定,通常並不在行動現場發生,而是照著一早編寫好的劇本上演。警察、政客和社運人士各就各位,依循票箱和相機的指示,賺取政治本錢和曝光率,然後在晚間新聞時段,同大家重溫一下帝國(Empire from Tiqqun)統治下既定的角色分工。

及後,我們離開政總,去附近醫肚,半路收到消息說一班戴V煞面具的朋友,堵塞了中環一個主要的交通交匯處。我們結帳,趕往現場。到達畢打街,即看到一個奇幻的景象︰警察以數百人的強大陣容,包圍了畢打街通往交易廣場的天橋底,到置地廣場旁的馬路。我們費勁地鑽入一層一層制服人鏈的中心,看見被包圍的十多個行動者,逐一翻過欄杆離開,留下那位被攝影機對準(之後被瘋狂like、share和改圖)的「英雄」。過了一會,行動者互相耳語,說下一站是長江中心外。我們作為遲來者,所知道的並不多;但無論如何,這些企圖擾亂和分散警察佈防的行動,行動者的計劃或默契、衝勁和效率,都值得我們的認同和敬重。

當抵達長江中心現場,眼見警察無理地在行人路上拘捕一名示威者,並強行把他挾帶上車,有行動者開始追問原由,阻擋警車駛走並要求放人。司機不理會包圍警車的羣眾、驅動引擎試圖衝向人群。那刻,我們已沒有時間去觀察、考量、和商討,立時各自衝向警車加入人群,拍打車窗,在車的四周猛推猛踢,做盡一切阻止它行進。在那時空中,「我們」——在那不理人死活的警車前,並肩站著的我們(就算只有幾分鐘)——從每天如常的現實制約中解放了出來。當我們手握拳頭往車窗打、腳向車身踢時,那部警車已由受權力保護的神聖之物,變成跟其他平常而世俗、脆弱而可以碰觸的物件無異。

在那刻很多人發現,原來權力並非不可接近,並非要抓住權杖於他人頭上揮舞;而是要撕碎它的神聖、它的威嚴、它教人望而生畏的偽象。那一刻,有一種情感把我們擄住,一個平行宇宙在我們面前打開,本以為不可能的,在那裡伸手可及。其中一些人容讓這情感演化成行動,容讓這種情感把自己和他人連繫起來,瞬間生成一個強頑的「我們」。即使他們如何企圖壓制和避免,這樣的時刻還是會出現:人們發現自己被引向一個未知的領域,在那裡發生的舉手投足都出於必要。陌生的人們,帶著前所未有的關懷去互相照顧。我們開始發現,不必將未來交托與某某官僚或代表,只要走在一起,就可以對欺侮我們的人反擊,正面的反擊。在這些時刻中,任何人都不能收買我們的怨憤,任何人都不能指揮我們。

當然,這些時刻並不長久。除了那既定的劇本以外,我們與陌生人在那一瞬間的電流、兩位因為阻止警察撲向已跌倒地上的同志而被捕的朋友,這些種種迅速地蒸發得無影無縱。及後,所有人又返回慣常秩序裡各自的崗位。左翼官僚小心地為媒體準備,逐一請求在場的人不要搞亂他們心目中的場景;在面書上,有人開始了對被捕者的個人崇拜;寄生在社會運動上的「參謀長」,繼續在他操弄民粹的平台上扮演智者;警察宣讀預早寫好的新聞稿,為自己動用過多的警力而開脫;政客拍拍大家的膊頭,多謝大家支持了這次的「勝利」,然後對著鏡頭不嫌其煩地說「政治打壓」剝奪「言論自由」、重申自己的「示威權利」與「法治精神」,藉以慫恿更多人將自己的憤怒,投入那情感儲備市場,兜兜轉轉再循環增值,等下次再去爭取那早已被淘空的「公義」和「民主」。那些報紙頭版一早就被寫好,所有事情一早被格式化,我們只要跟著劇本好好的演,就如往常一樣。

他們用盡全力,企圖阻止你回想起:原來你也可以一塊一塊、一寸一寸地創造出一個與當下完全不同的新世界。可是,只要我們認真地直視自己的感受和經驗,你會發現超越現有秩序的、隱藏的可能性。當我們將自己所有相信的,投擲進時間的裂縫裡,所有事情都變得確鑿無比。無論他們如何重新解釋你的經歷、說你所做的事何等一文不值,亦不可能從你身上偷走這種只有親身感受過就不能遺忘的經驗。

這並不是說,我們應該坐定定等那些奇妙的時刻出現;也不是說問題的答案,會在那些時刻自然浮現。我們並不否定、或抗拒艱辛的組織工作。我們反對的是組織的系統化,還有這個扭曲世界的路障鐵馬,把我們的生活跟慾望與「政治」隔離。組織起來,以游擊的形式行動,夾份側擊對抗警察;建立自治社區,抵抗各種城市發展;阻撓官僚會議、或是佔領核電廠;搞野貓式的罷工,或者在工作的場域,以不易讓人察覺的方式對抗;成立組織支援那些針對大集團的小偷、地鐵或巴士的逃票者與拾荒者(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就搞得不錯);或者開「免費」二手鋪和資訊站 (就如德昌里)。運作這些組織,都是需要無比能耐,我們的單張要指出的:就是我們要透過這些組織去創造「共同」。這裡常談及的「我們」,不只是出現在另一個維度的東西,但上面提到那個「時間的裂縫」,就是讓這些可能性發生的空間。當時間離開原來的軌跡,我們就更容易進入事情的核心,看見他們以謊言蓋住的可能性,重拾打破現行秩序的力量。我們不相信,單靠瞬間的奇蹟、爆發性的吸引力,和即興的團結,就足夠拯救我們。但我們拒絕和他們同流合污,拒絕和他們一起否定那些奇妙的時刻,原來能打破經濟、市場、民主之類假大空的概念對我們的催眠。那些時刻,在提醒我們另一個世界的存在,有待我們一同去建立。就如馬克思叔叔不斷提到,我們要在那個破爛不堪的現實世界下面,挖掘屬於我們的、通向另一個世界的地下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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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按此

德昌里2號3號舖面書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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