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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知識份子的自我修養

主題:知識分子的自我修養
主講人:梁文道
時間:2012年7月8日
地點:保利國際貿易中心
主辦:《南都週刊》保利國學大講堂

leungmanto

梁文道,文化學者,作家,鳳凰衛視主持人、評論員。1970年生於香港,祖籍廣東順德,少年長于台灣,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足跡從大學講師、文化從業人員、自由撰稿人、牛棚書院院長、中學校長、商業電臺臺長、劇評家、書評家、食文化研究人、時事評論員、樂評家,到公共危機處理專員、環保權益維護者、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的動物保育大使和觀察員、古跡研究員、文化推廣研究學者、艾滋病權益維護義工等,被冠以「文化百足」之稱。著有《常識》等作品。

編輯:周東旭 陳芳

 

精彩摘要:

一群自由派知識分子包圍一個左派學者,把他揍跑了,從此以後中國的知識界就應該奉自由派為圭皋嗎?自由派就是最正確的道路?當然不會。

有這樣一些偉大的學者,非常不同意另一個人的觀點,那他怎麼辦?他的辦法不是罵對方是腦殘,不許學生讀他的東西,而是去讀他的書、劃線、做筆記,當作經典來讀,讀爛一本,再買一本。

對待真正的對手,你要有最偉大的尊重,因為只有最了不起的對手,才能夠激發你,讓你發現過去你所不知道的盲點,能逼你完善想法和理論。

在辯論問題時,最好不要過於輕易下結論,真理不是任何人可以壟斷的,不是那麼容易被發現,所以在這樣的前提下,任何人都不敢輕易宣稱自己站在真理那邊,或者真理在自己手上。

一個知識分子不關心國家命運,我們完全可以接受,不管他關心什麼,有一個東西不能背叛,叫真理。今天的問題在於,我們太容易服從的不是真理,而是我們的立場。

不能永遠站在人民這邊對抗政府或者獨裁者,知識分子最勇敢的時候,不僅敢於對抗暴君,而是連人民都敢對抗。

以下為講座實錄:

 

左派「落荒而逃」是否就代表自由派的勝利?

一群自由派知識分子包圍一個左派學者,把他揍跑了,從此以後中國的知識界就應該奉自由派為圭皋嗎?自由派就是最正確的道路?當然不會

過去幾天知識分子界,如果有這個界的話,出了一件大家很關注的事情,一名叫周燕的女記者與北京學者吳法天鬧得很不好,二人「約架」。網友很興奮還去圍觀,看看知識分子打架是什麼樣。吳法天說沒打算真打架,只是想普法,後來爭執起來,據說有拳腳衝突,吳法天還是被打了,被護送離場。

過去二十年,學術界有一些爭論,到這個地步可以說是達到「新高潮」,乾脆動手。而動手的結果,主要是以新左派或左派的「落荒而逃」結束,那麼請問:這能不能視作自由派的勝利?一群自由派知識分子包圍一個左派學者,把他揍跑了,從此以後中國的知識界就應該奉自由派為圭皋嗎?自由派就是最正確的道路?當然不會。

於是大家開始談論知識分子這是怎麼回事,是不是越來越暴力。過去幾年我們目睹很多知識分子吵架的事,過去一年最讓人關注的是方舟子先生和韓寒先生所謂的「方韓大戰」。最初方舟子懷疑韓寒作品代筆,後來懷疑其身高,最後發展怎麼樣我們不知道,我們只是看客。戰到最後,出現兩派,這兩派中,我都認識一些朋友,這些朋友過去是一些很要好的朋友或者同事,都因為這個事件,反目成仇,要絕交,有些不止絕交,還要把對方十多年來不可告人、不堪入目的事情都說出來。

Gerald Allan Cohen(來源:衛報)

Gerald Allan Cohen(來源:衛報)

這讓我想起來前幾年過世的大哲學家G-A-科亨(編者注:Gerald Allan Cohen,1941~2009,英國牛津大學教授,20世紀70年代後期出現於英美的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一位左派學者,專門教馬克思主義哲學,被認為是在英美分析傳統上使得馬克思重新變得有意義的偉大哲學家。他在2009年去世時,很多英美媒體都發悼文,其中有一篇是美國很有名的自由派學者羅納德-德沃金(編者注:Ronald M Dworkin,1931~,美國著名法理學家,紐約大學和倫敦大學學院法學院教授,當代新自然法學派的代表人物)寫的。德沃金的很多觀點跟科亨截然不同,他們自1960年代開始認識,立場截然不同,辯論了幾十年,但他們是很要好的朋友。

這兩個人又曾經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在倫敦大學開設了一門課,這一門課在英國或者在全世界做政治哲學的人都知道,人稱「星球大戰課」,教這門課的是四個人不是輪流上,而是一起上,今天輪到A主講,然後另外三個人馬上反駁他,這四個人都是當代哲學界、政治學界大師級的人物,包括我剛才說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科亨,自由主義派的哲學家德沃金,還有一位嚴肅的分析哲學家帕菲特以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編者注:Amartya Sen,1933~,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1971年執教牛津大學,1988年擔任哈佛大學經濟學與哲學教授,1998年任康橋大學任三一學院院長),四個人的觀點、立場非常不一樣,每次開課都是火花四濺。大家想一想,臺上如果是方舟子和韓寒,那會是怎樣的場面?

這四個人是一輩子的好朋友,他們互相把對方認為是自己著作最重要的讀者。科亨這輩子最大的論戰對手是哈佛大學教授諾齊克。諾齊克有一本很有名的書,被認為是當代主張極端自由主義的最有力的一本論著,非常生動有趣地說明瞭為什麼國家不應該介入稅收,主張自由的市場和無政府主義。可想而知,身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科亨當然不贊同這個觀點,但是他發現諾齊克的這本書裏面有很多前提和推論方式與自己是一樣的,只是結論不同,所以他很認真地讀了這本書。

我講這些例子是想看看另一種論戰對手的狀況,有這樣一些偉大的學者,非常不同意另一個人的觀點,那他怎麼辦?他的辦法不是罵對方是腦殘,不許學生讀他的東西,而是去讀他的書、劃線、做筆記,當作經典來讀,讀爛一本,再買一本。為什麼科亨這麼認真,因為他知道這個人是他真正的對手,對待真正的對手,你要有最偉大的尊重,因為只有你最了不起的對手,才能夠激發你,讓你發現過去你所不知道的盲點,以及可能照顧不及、思慮不週的地方,能逼你完善你的想法和理論。

我再跟大家講第二個故事,捷克有名的流亡作家米蘭-昆德拉寫過一篇文章說,他在巴黎的書房常年掛著一張照片,拍的是兩個文化巨星在森林散步的背影, 一個是有名的德國大哲學家海德格爾,另一個是一位法國大詩人勒內-夏爾。海德格爾不止是大哲學家,他還是一個納粹同情者,有人認為他是德國希特勒哲學時期最偉大的教皇。而勒內-夏爾是個猶太人,在法國被德國佔領時,他在法國從事地下抵抗陣線的工作。這兩個人看上去完全是水火不容的,戰後卻成為了很要好的朋友。這兩個人比起吳法天和周燕,更應該幹一場,但是他們成為了朋友,不是敵人成為了朋友,而是說他們首先是朋友。對他們來講,後來一切的重大政治分歧,不能因此抹殺掉彼此的友誼。昆德拉很喜歡這張照片,他覺得這張照片告訴了我們什麼叫做尊嚴,他所指尊嚴是很古典、很紳士的傳統尊嚴,也就是體面。

我舉這兩個例子好像讓人覺得西方知識分子比中國人更懂得互相尊重,更懂得差異。我讀一些大師的賀壽文集,弟子門人、同行開學術研討會,談談他的學術思想,每個人貢獻一篇文章,最後編輯成書,你會發現書中文章絕大部分都是歌功頌德,稱讚老師多牛,像聖人一樣。但是西方大師的賀壽文集,弟子和同行也會讚許一下老人家的成就,但話鋒一轉就開始批判。這是不是不尊敬?不是,恰恰相反,這是最大的尊敬。如果後輩想要邁進,當然要跨越前輩大師。也就是說,批評是因為你重要。弟子對得起老師的方法就是做得比老師還好,找出老師的漏洞。文集最後由大師寫一篇對批判回應的文章,客客氣氣,但也是毫不留情。學術討論毫不留情,眼睛很毒很冷酷,指出所有問題,但是言語上斯文、有度、節制。這樣的書是很體面的書,看這樣的書會讓你很感動。

中國不能這樣嗎?當然不是。以前朱熹和陸象山論戰,雙方門人都知道對方是自己老師的最大敵手,但整個論辯過程,從今天的文字記錄來看,他們是多麼地客氣,多麼地節制。同時,他們私下跟弟子們談到對方的時候,也從來不會出言不遜。

 

知識分子太容易服從的不是真理而是立場

一個知識分子不關心國家命運,我們完全可以接受,不管他關心什麼,有一個東西不能背叛,叫真理。今天的問題在於,我們太容易服從的不是真理,而是我們的立場

為什麼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會發展到要互相用惡毒的言語攻擊對方,甚至到了要用武力解決的地步?很多人認為,現在的社會太不斯文,太暴力,太沒有修養了,但是談這個問題時,不要簡單認為這是個人修養的問題,我今天講的不是知識分子要做好人,要斯文,而是這個群體怎麼維持,怎麼相互合作,這是群體問題。

學者也好,知識分子也好,在辯論問題時,最好不要過於輕易下結論,因為他要對自己的觀察判斷有一個保留,通常我們都認為,真理不是任何人可以壟斷的,它不是那麼容易被發現,所以在這樣的前提下,任何人都不敢輕易宣稱自己站在真理那邊,或者真理在自己手上。我們只敢說,或許我有一個想法是對的,拿出來討論一下。由於你總對自己有所保留,所以對別人的否定也不敢太離譜,這是雙向的;對他人不敢太肯定,同樣也不敢太否定,這樣的態度,被認為是比較理想的知識分子社群內部討論問題的態度。

知識分子之所以是知識分子,不是因為他比較有知識,而是因為服膺真理,關懷知識,關懷人類。一個知識分子不關心國家命運,我們完全可以接受,不管他關心什麼,有一個東西不能背叛,叫真理。巧妙之處在於,大家都服從真理,但是卻都不敢宣稱自己站在真理那一邊,因為大家同時了解到真理獲得的困難,所以需要謹慎。知識分子的討論要有所保留,有節有度,政治立場的討論也是這樣。

今天的問題在於,知識分子太容易服從的不是真理,而是我們的立場。知識分子應該是沒有立場可言的,如果有,也只有一個立場,就是儘量希望站在真理那一邊。政治立場在這個領域中是無足輕重的。任何人宣稱他掌握了真理,在今天的學術界、思想界、知識界,都會認為是不禮貌的,是冒犯的,是過分的,是愚蠢的,是自大的。從這樣的角度來看,知識分子作為群體平臺,只服從真理的原則可以推理出一些行事規範,也就是知識分子的職業倫理。

假如你是一個廚師,煮飯,做菜,你的職業倫理是儘量保證做出來的東西是安全的,如果有追求,應該追求做出的菜都是好吃的,這是我們對廚師職業倫理的要求,那我們假設下,今天有兩個廚師都被認為是廣州地面上最好的廚師,於是有人挑撥他們兩個,請問他們應該怎樣一分高下?當然應該看看誰做的菜更好。假如他們相約在火車站打架,各位覺得可以接受嗎?假如真的有一個廚師把另一個廚師打敗了,我們會不會說他是最好的廚師?當然不會,我們可能會說他是打架比較厲害的廚師。

同樣,知識分子討論問題,為什麼不該約出來打架,這是職業倫理,不是個人斯文不斯文,有沒有修養的問題,因為根據這個行業的倫理,討論問題,既然追求真理,追求勝負的手段就應該是辯論,以理服人。

知識分子以講理分高下,就等於是廚師以廚藝來分高下是一樣,假如今天不以講理分高下,不以廚藝分高下,全部出來打架,不是不可以,只是在那一刻,你那個分高下的手段和身份就不再是知識分子了,你們就是普通兩個打架的人,如此而已。所以,知識分子侮辱對方人格,甚至打架,我不認為是知識分子的問題,他們做這個事的那一剎那,就不是知識分子了,他們用的不是知識分子應該用來討論問題的方式和解決爭端的手段,這是職業修養,不只是個人修為。

職業倫理很重要,但要求的東西不一定都能做到。比如我是一個廚師,也知道職業倫理,問題是我也是人,有意志軟弱的時候,也會懶惰,有這樣或那樣的誘惑,使得我沒有執行好職業倫理。這時就面臨第二種問題了,也就是個人修養問題。個人修養關係到的不是職業倫理,而是一般所講的倫理問題。

 

中國最大的問題不是不知道是非而是做不到

現在很多人說中國人道德敗壞,說中國人變得冷血、冷漠。事實上,今天中國最大的問題,並不是我們不再知道什麼叫是非對錯,我們知道卻做不到

個人修養牽涉到的不再是某一行業特有現象,而是每個人的共有現象。做報紙、雜誌編輯,我知道應該誠信對待讀者,但又實在忍不住編造一些明星的緋聞,灑一些鹽巴,或加一些調味料,讓報紙更暢銷。我知道這違反職業倫理,但是沒有辦法,因為另一方面的誘惑實在太大,我的老闆會欣賞我,關係到會不會升職。這時候面臨的是考驗,是控制自己的問題,控制自己就是自我修養。

現在很多人說中國人道德敗壞,說中國人變得冷血、冷漠。事實上,今天中國最大的問題,並不是我們不再知道什麼叫是非對錯,我們知道卻做不到。在倫理學上有兩種情況,第一,道德無力感,在馬路上看到人搶劫,你會不會覺得應該幫助他,但實際上又不敢,怕出事,這就叫道德無力感。第二,道德冷漠,對搶劫視若無睹,拍一下看熱鬧就好,不關自己的事。

很多古代哲學家有一些很奇怪的看法,認為道德無力和道德冷漠是不可能出現的。舉個簡單的例子,蘇格拉底就認為一個人只要知道善和惡就不會做壞事。我們知行之間會斷裂,為什麼?因為無力,受誘惑,要不然就是冷漠。王陽明與蘇格拉底基本一樣,認為人知道善就不會為惡,一個人做壞事,就表現出不知道什麼叫善,明知說謊不好,但還說謊,可見你還不知道不說謊的好處,如果足夠深切地體悟到不說謊的好處,就不可能再說謊。

王陽明(來源:history.cultural-china.com)

王陽明(來源:history.cultural-china.com)

這麼聽好像還很荒謬,沒關係我們回到中國的例子。王陽明的《傳習錄》有一個很重要的討論,關於知行合一,王陽明舉了個很有趣的例子,他說「好好色,惡惡臭」,比如,眼前這盆花真好看,首先看到花好,然後有了判斷好看。我不可能首先看到有花,然後同時有一個評價,認為它好,然後再產生慾望喜歡它。我再重復一遍,比如看到一位帥哥或美女,你的認識過程是怎麼樣的?第一步,這是個女的,有眼睛,有鼻子;第二步,判斷她是美女;第三步,我很喜歡美女;第四步,所以我也挺喜歡她。王陽明認為這不是正常的心理認知過程,我們看到的第一眼就知道這叫美女,而知道她是美女的那一剎那,同時,心裏對她的喜歡,想多看一眼的傾向就出來了,王陽明所講的「知行合一」是這種「知」。聞到糞坑說好臭,不會說先聞到臭,然後看一看這個是糞坑,說好臭,隨之而來的是情感趨向,留下來多看一眼,還是聞到的時候馬上走,這時「知」和「行」是合起來的。

「行」不是行動,而是行為和行動足以發生的傾向,看到好看的花,真喜歡想多看一眼,這已經是行了。知是什麼呢?我一看到它是好花,馬上喜歡,這叫做知行合一。看到美女多看一眼,聞到化糞池的臭馬上走,「好好色,惡惡臭」。

按照王陽明所講,人類對於道德的知識,也是一種好惡而已,所有好惡首先在於你能不能體會到東西的好。這樣問題也就出現了,我怎麼樣才能知道它真正的「好」呢?這就是王陽明乃至中國儒家傳統最強調的一個東西「功夫」,也就是儒家所講的怎麼修煉自己。

儒家學者君子要做的修煉,有人認為是節制慾望。王陽明也講格物致知,誠心正意,日常生活的行為成為新的對象就叫物,我拿著麥克風對大家說話,這是我的行動和處境,處境中的行動就是物。格是指我在這個處境當中說這些話做這些事,背後的那顆心是什麼,要把它「格」出來,時時刻刻關注內心,看是不是真心誠意。誠心正意是指恰如其分寫出或說出我真想說的事情。我們寫字和說話都知道怎麼樣讀者會哈哈大笑,怎麼樣寫一個段子能讓讀者高興,如果總想這個,就做不到儒家講的敬,不會誠。一旦考慮博取更多掌聲,怎麼樣讓大家笑,標題該怎樣起點擊率會高,微博上寫怎樣的話粉絲量會增加,一剎那就不會是真心誠意的人,心就「外」了。時時刻刻都要關注自己,逼迫自己永遠真心誠意。

真心誠意到達一定程度,就完成了自我轉化,能夠掌握「此心」。此心是指全世界所有人類共用的本心,可以把它理解為幾乎像上帝一樣,具有超越性,我們應該追求自己與此心的結合,把私我的心一層層去除。

講了那麼半天王陽明,古代知識分子的自我修養,與現代知識分子職業倫理有什麼不同呢?古代講究道德修養,怎麼樣克服道德軟弱,如何增強道德,怎麼樣發現花真美善真好。古代真的要求知識分子不能夠說一套做一套,不能講臺上這樣,晚上燈紅酒綠,要求嚴格,包含人的自我修養。

今天如果有一個知識分子對同行的辯論很禮貌,但是據理直言,寫書教書都很認真,態度嚴謹,我們會說他是一位好知識分子,但不會說他是好人,因為不知道他有沒有二奶,有沒有偷過錢。如果偷過錢,我們或許會說此人不太好,但不會因此說他是壞知識分子。

古代對知識分子的要求就與現代不一樣,不止要做到知識分子職業倫理,還得是一個好人。

是古代那樣的做法對,還是今天的做法對?我同意現代的態度,多給個人一點自己的空間,公私分開;我有所保留的地方在於,職業倫理精神對知識分子的約束和修養,會面臨困難,關鍵是怎麼樣保證不抄襲,怎麼樣抵擋邪念。

 

知識分子最勇敢的時候連人民都敢對抗

不能永遠站在人民這邊對抗政府或者對抗獨裁者,知識分子最勇敢的時候,不僅敢於對抗暴君,而是連人民都敢對抗

今天中國知識分子面臨的誘惑太多,會忍不住在微博上發言,想要更多掌聲,可能說得更猛一點,希望別人說你是良心,是正義的化身,這時怎麼抵擋?這就是個人修養的問題。在很多人看來,個人修養問題是沒法解決的事。

我認為不是那麼簡單,不僅知識分子,這也是全中國所面臨的道德問題。很多人將其歸咎於中國人沒有信仰,事實上,你甚至可以不信任何宗教,仍然會要求自我完善。改革開放前,要求黨員向雷鋒學習,檢查自己,否決私心,其中也包含自我完善的理念。

中國缺的不是宗教信仰,缺少的是比宗教信仰還要廣闊的自我完善的企圖、努力和願望。今天你問任何一個人想要什麼樣的人生,他都不會很快很明確告訴你,娶一個好老婆,有錢,孩子上大學等等,這樣的好生活與自我完善不一樣,並不會讓你得到傳統意義上的內在滿足感。

內在滿足感來自自我完善,自我完善需要修養和功夫。這種修養和功夫現在人人都需要,但是今天在中國卻最少去談,或者最顧忌,最不把它當回事,只是拿來說一說。

知識分子在古時候被認為是發現人類自我完善之道的最重要使節,同時,大家也認為知識分子本身也應該實踐自我完善之道,大家不僅要求他們文章寫得好,還要看他這個人。中國古人不相信文與人是可以分離的。

The Death of Socrates, by Jacques-Louis David (1787)

The Death of Socrates, by Jacques-Louis David (1787)

我們對現代知識分子的定位受到西方影響,認為個人與公共是可以分開的。西方的這種觀點也不是自來如此,是到現代才逐漸形成。蘇格拉底那一代哲學家不是躲在書齋寫理論的學者,有一些哲學家指出蘇格拉底的哲學就是他活著的方式,他鄙視慾望,穿得破破爛爛,他認為真理和知識不能夠拿來買賣,所以從來不向其他智者和哲學家收學費。早上起來蘇格拉底會到市中心的廣場,談國家大事,談什麼叫正義,美的定義是什麼。這就是他的生活方式和哲學實踐。

蘇格拉底是喝毒酒死的,當時他有兩個選擇,要麼被流放,要麼喝毒藥。全雅典的代表想要處死蘇格拉底,因為他妖言惑眾,每天問常識性的問題,問到最後發現自己一無所知。他不僅挑戰了人,而且挑戰了整個國家的基本原理。蘇格拉底對雅典造成破壞力,某種意義講,處死他是為了讓社會繼續存在。蘇格拉底成為西方知識分子史上偉大的殉道者。不是獨裁者不讓蘇格拉底說話,而是民主政體,是人民不讓他說話,百姓討厭他,他說出了真理,但真理太讓人厭煩。他是知識分子的典範,服從真理,而不服從國家。這個國家不止暴君、獨裁者,連人民都不能討好。

不能永遠站在人民這邊對抗政府或者對抗獨裁者,知識分子最勇敢的時候,不僅敢於對抗暴君,而是連人民都敢對抗。大多數人民都不喜歡你的時候,你越在乎他們的掌聲,最後就會越在乎他們為什麼要害死你。你可以兩者都不關心,因為他們不是你的主人。為了做到這個境界,要修煉。17、18世紀以前,全世界知識分子都做自我修養的功夫。

18世紀以後,自我修養的功夫不講了,開始講的是職業倫理。職業倫理規範慢慢鞏固形成,反過來迫使人們習慣這套規範。

在今天中國,有沒有集體修養和目標讓我們成為共同體,使得我們只是服從真理?中國古代不一定講對真理的服從,但會講道統,有道統在使得你獨立於王權。古代知識分子不止憂其君,還在乎是不是對得起傳承數千年的道統。古時候的皇帝也知道這一點,他壟斷不了道統,所以古時候只有知識分子做帝王師,沒有皇帝做士大夫的老師,知識分子的事與皇帝無關。古代的知識分子扛住了,他們有一個群體。

我們今天怎麼樣重建這個東西?我們有共同的倫理認同,政治立場不同不要緊,有沒有超越政治立場的原理,還要擴大來看,怎麼鞏固知識分子的倫理,共同的規範就是需要修養。這不止是知識分子的修養,甚至是全中國的問題。

我今天就講到這裡,說得不好,謝謝大家。

轉載自《南都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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