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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後的抗爭:由火紅年代到過渡期

來源:1in99percent.blogspo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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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節工作坊的講題為《六七後的抗爭:由火紅年代到過渡期》。六七「暴動」之後,工人運動沉寂下來,港英殖民政府進行連串社會改革,接下來就是所謂「獅子山下」及安定繁密的故事。今節工作坊正是希望這個被簡化的故事重新添上幾筆。

六七催生勞工改革 其他新社運的出現

首先發言的是中大社工系的馮可立教授,在七十年代求學及擔任前線社工的馮教授,親歷了這個時代的變化。他認為,六七暴動之前,基本上是兩個運動,分別是民族運動及工人運動。六七則是這兩個運動的結合,一面是反殖民地,一面則呈現階級矛盾。六七之後,工人運動沒有再出現,工聯會退到自己的圈子中,反而其他運動就開始出現。以往的社會運動,一直是分別由工聯會及工團總會領導的。六七暴動之外,港英就《僱傭條例》立法,共進行二十三項改革,為勞工提供了最原始的保障。後來出現的勞工團體如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之類,都是做一些比較支節的勞工運動,如工業傷亡。在七十年代出現的新運動,有社區運動、學生運動以及白領勞工運動,白領勞工運動是指如教協、護協、公務員工會的出現等。以往藍領工人通過階級鬥爭,在六七年有一個大爆炸後,藍領工人得到基本保障,由此催生白領勞工運動等。到了八十年代,則再多了一個很重要的運動,叫做民主運動。在八二年首次出現直選的區議會選舉,觸發香港市民去思考,究竟他們未來要一個什麼樣的社會。

馮可立就七十年代出現的社區運動作出補充,他指出在七十年代,香港的房屋問題頗為嚴重,一百二十平方呎可以住上六個人,全港有數十萬木屋居民,社會有很龐大的房屋需求。七二年發生六一八雨災,整個觀塘雞寮村被山泥覆蓋。馮可立當時是學生,當日落區幫忙,但因為警察封鎖現場,想幫忙也沒有辦法。自從那時開始,港英政府開始維修危險斜坡。同年麥理浩上任,推行四大支柱政策,分別是教育、醫療、房屋及福利,希望做好香港的社會服務,最重要的是令一百八十萬的香港人也可以入住公屋。後來雖然未達成指標,但建成的公屋數量也不少。又由於公屋用地取用不少新界土地,因此經常有遷拆行動,如屯門、觀塘、荃灣等新市鎮。記得當時在南昌街,即如今澤安村,當區的廠戶希望以地換地的形式繼續經營,因為政府給出的賠償很少,只是機器的成本也近四十萬,但政府整間廠房只賠五十萬。於是一百多個廠戶及工人自行上鎖,抗拒政府收地,死守廠房。馮可立當時做社工,協助廠戶與房屋署商討,當時政府動用近三百個警察,全幅武裝,又用剷泥車剷爛大閘,有工人跑上屋頂,四個警察一組捉人,情況十分慘烈。這些個案在當時全香港至少有過千宗,真的是打生打死。直至八十年代興建房屋的進度開始減慢,社區運動才開始沉寂。

學生運動:國粹派對社會派

接著發言的城大應用社會科學系的麥海華教授,是一九七五年的港大學生會會長。麥海華說,六七暴動時,大專學生基本上都是支持政府,解決衝突。在七十年代初期,大專學界有幾方面的發展,首先是保釣運動的出現,港大學生會在七一年舉辦回國觀光團,又成立國是學會,各大專院校開始出現「認中關社」。一九七二年,中國重新加入聯合國。港大學生會會長也由「國粹派」擔任,一九七三年會長是陳毓祥,七四年更是出現一片紅的狀況,學生會提出的路線及口號也是多點認識國家,認識國內發展。他們的當選,當然也令部份同學反感。當時的港大學生報《學苑》,本來其他四間大專院校出版聯刊,希望介紹中國,結果因為路線問題,最終只是《學苑》獨立出版。當時的大專學生面對兩條路線,應是理性批判或是跟中國走?當時港大社會科學院成立現代思潮學會,對新左的觀望有濃厚興趣,「社會派」開始成形。麥海華在七五年競選學生會會長時,對手現時是前城大校董會主席鍾瑞明。社會派當時對國粹派的參選很不滿,但沒有人站出來參選。在很短時間之內,當時三年級的他組成內閣,除另外一個同學之外,其他閣員都是一年級學生。這個內閣,幾乎可以叫做「反國粹大聯盟」,內裡有民主自由派、U Hall 組織的學生等,該次選舉是港大有史以來投票率最高的選舉,麥海華內閣獲1400多票當選,對手只得700多票。當時有戲言說「港大中毒最深,但醒覺最早。」這種意識形態的爭論,就是究竟是以中國還是以香港為本位的思考模式。

除了港大外,當時其他學生會仍然是由國粹派掌握,當年一月初,電話公司加價,港大學生會前去反對加價。在學聯討論此事的時候,其他學生會卻表示因為要關注內地的第四屆人大會議,表明不會參加反對電話加價的行動。要專注組織中國地理風光展覽、歷史介紹等等。麥海華認為,「認中關社」之間最大的分別是,究竟我們應該對內地是認識還是認同?一九七五年周恩來逝世,天安門發生四五事件,當時的學聯通過聲明,表示在天安門的示威活動是「有組織的反革命運動」,相反,譴責中國鎮壓的議案不被通過。七六年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倒台,國粹派的意識形態一下子崩潰,以致消聲匿跡。麥海華認為,在七十年代後期,開始出現香港為本的意識形態。他引用村上春樹的名句「永遠站在雞蛋的一邊」作結,雞蛋代表有靈魂、批判思維,希望大家共勉。

五十年代的香港出生派的反思

第三位發言的講者是陳寶瑩,五十年代在香港出生,屬托派,現時亦處身在社會運動之中。她認為七十年代出現的青年激進化,與現在八十後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陳寶瑩說,青年很明顯不是階級運動,而是一種身份認同運動,當中有民族、階級的元素。在七十年代初因為石油引發的經濟危機時,香港的失業率高,但工人的反抗已經不強。她承接麥海華的國粹派與社會派的發言,她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與上一代很不同,出現意識形態的真空,父母那一代的東西未能傳承過來。說得形象化一點的問題就是,究毫我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她「祖籍」廣東省南海縣,但未去過也不知道在哪裡。而參與社會運動第一個要回答的問題,就是你如何看待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這兩個問題不同的答案,便產生了國粹派及社會派的兩條路線。

激進青年永遠只是少數,但上述這個問題,卻困擾著五十年代出生的年輕人。陳寶瑩就讀出名的中文中學,同學大部份出身自中產家庭,當時他們要思考的問題是,究竟是到外國讀書,還是在香港定居?這反映的是五十年代出生孩生的父母一代的無根。假如留在香港,又應該怎樣?寶瑩認為,這不單止是政治形態的分別,還有是生活的形態。當時她也有參與電影會,看「小資」的實驗電影。在文化、藝術上,也有一個對過去的東西有挑戰及創新。她在八十年代中參與婦女運動,也有在政治及文化上批判中國,但在八十年代後,就已經沒有了文化上的批判。這便是七十年代與八十年代社會背景的分別。

寶瑩認為,「認中關社」就是當時年輕人的立足點。她記得大埔的元洲仔,是當時國粹派的井崗山,主要艇民居住,不少國粹派的人到來為貧民補習。元洲仔遷拆時,身為革馬盟成員的她到元洲仔「串連」,艇民說他們是政治團體,拒絕他們,這是當時國粹派流行的「訪貧問苦」的情況。中國民主運動忽然湧現,如北京之春、西單民主牆,但七六年天安門事件後,如麥海華所言,除學運開始走下坡來,大家也看不到中國有明天。反之,香港的殖民政府因為中英談判而開始去殖民化,社區運動的活躍份子開始走入建制。

寶瑩最後強調社會形勢對社會運動的重要性,她過去十幾年一直在民間團體工作,現在已經出現一個意識形態重新建構的形勢,大家應該努力去做。記得五年前,清潔工會也曾做過今日類似抗議大家樂削減飯鐘錢的活動,但社會幾乎沒有迴響,只當是另一宗勞資糾紛。但是五年後的今日,大家樂的行為,卻與權力、財富分配不公等問題連接上了。如何促進這個框架繼續發展,是社會運動接下來的目標。在民主運動上,五區公投是一個新的形勢,可惜現在的政制改革卻成了一個倒退。寶瑩引用馬克思說,「歷史由人創造,但人不能拒絕歷史。」我們不能夠跳開承傳,不能避開七十年代的事,但人是可以去創造新的形勢。

八十年代:民主運動、去殖、右翼抬頭

在八十年代末入學中文大學、現任教於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的馬嶽教授說,八十年代是一段很長的時間,比較八十年代頭及尾,已有很多東西不同,他會嘗試抽出三個與主題有關的主軸。

第一是,社會運動建制化的過程,開始出現選舉,八二年有第一次的民選區議會選舉,八三年則是市政局選舉,是真的普選,所有廿一歲以上的人登記成選民後,就可以一人一票選出議員。當時在社會運動界就此有不少爭論,因此在一九八二年,社運界參與選舉不多。但到了一九八三年,馮檢基從英國回來後,就認為一定要參選,以選舉去帶動社區運動。社運界其中一個批評是,選舉屬行政吸納政治,被吸納到建制後「出唔到聲」,只會變成建制的一部份。但反觀馮的當選,其設立的議員辦事處確實有一定的功能,議員的身份亦令馮檢基的發言權增加,在民意上影響力亦增加了,成為傳媒打造的新一代民意代表。於是在八五年區議會選舉,很多壓力團體也大規模參選,當時的論述是位置之戰,在只有三分二直選議席的有限民主框架內爭取位置,藉此動員居民討論區內問題,刺激居民參與,利用議員位置推動社區改革。

第二是民主運動的發生,這與第一點是相輔相承。在八十年代初,港人只知道英國人有可能撤走後,但在八二年到八四年間發生的事,港人已很清楚英國人會走,於是年青一代的精英,開始思考香港的政治及政制問題,這間接令民生及其他運動削弱了。在八十年代,整個非殖化的過程與七十年代的認中關社,結合成「民主回歸」訴求。《中英聯合聲明》清楚提到要港人治港,港英政府也實行非殖化政策,開放權力,更開宗名義說要還政於民。

第三是右翼論述抬頭。當前途談判開始,回歸問題浮現後,令不少人很震驚,突然希望擁抱現狀,中央政府捕捉到這種心態。自那時開始「安定繁榮」、戰後的成功經驗等右傾的說法開始出現。這些右翼說法,在八十年代初期在沒有什麼人質疑下便被照單全收。這都與恐共有很大的關係,是一種「急凍香港」的觀念,freeze 八十年代香港原始資本主義的體制。最極端的例子是在《基本法》第五章的寫法,將港式資本主義的特色全部抄寫在裡面,例如「國際金融中心」之類。

在八十年代傾莊,傾的時候一定會問的是,你如何看待政權﹖這一代人的民族意識開始淡泊,會說自己是香港人,這種回答反映的是,強調自己與內地的不同。從六七暴動開始,香港人對社會主義的想像就是六七暴動、文化大革命的想像。過份強調資本主義的合理性。反映的是,階級存在決定階級的合理性,而《信報》及《壹週刊》的出現,確立這種狀態。在八十年代,社會流動比較快,除經濟發展及政府服務的擴張,特別是公務員系統的擴張,進入政府體系上升得比較快。基層市民透過進入各種專業,快速提升階級地位,在那個年代確實符合不少人的生活經驗。但這種生活經驗,是永遠不會重覆,原因有二,第一是九十年代初的移民潮,人走得多,因此晉升也快,中產移民數目每年以萬人計。第二是本地化,「鬼佬」離開,空缺便會提升華人。這種社會背景,無論在九十年代或回歸之後若干年也不會再發生。

馬嶽最後總結,說社會對八十年代的研究很不足,八十年代很多東西也變化得很快,研究卻只集中到政制的討論、中英角力、議席角力等等。

問答環節

有會眾問,七十年代的意識形態討論,只是圍繞在學苑內,或是在社區內都有出現。麥海華說,思想上的運動大多數是由學生帶起,因為掏空的討論比較難在社區討論。馮可立則表示,社會派是以關注居民實利為主,而托派則比較多係社區內舉行討論會,討論意識形態,一般而言,這種意識形態的討論在社區上是比較溫和。

問到民主派的發展問題,馬嶽認為,民主派是對基層有同情,但只是在資本主義下改良,而不是推翻現存制度,再做新的世界。而且一旦參與議會選舉,就很難不看民意。他補充,「安定繁榮」被用來總括了九七前的發展,也透過書本進入每一個人的腦內。

又有聽眾問到,外國如何影響香港發展。陳寶瑩說,在六七十年代有反戰,出現哲古華拉等的偶像,青年覺得出來對抗不是什麼一回事,而現在的青年人有三個特點,一聚而散、肯站出來及個人主義,但沒有意識到組織的力量。馬嶽則說,六、七十年代是左,八、九十年代是右,英國的工黨政府倒台了。八九年因為蘇共解體,令歐洲的左派力量解散,而國際金融資本興盛令到更多人接受資本主義。

關於七、八十年代在校內論政的氣氛為何消失的問題。馬嶽答說,現在大學生是比較富裕,社會比較安定,最明顯的是沒有警察收保護費的情況。大學教育普及化,大學生亦再沒有過往的精英心態,現在學生的自信心往往比較低,加上教育產業化,學生想到的,就只是讀完書後出來賺錢。曾有人問我的學生,畢業後起薪點是多少,從前學生不會認為學業是幫助自己賺錢的方法,現在太多計算,又是學分又是宿分。現在的大專院校,也經常輸出某種意識形態,例透過舉中港交流團。

馮可立最後說到,社會運動需要兩種人,第一是組織者,負責組織街坊,令事件發生。第二是,知識份子,要帶領討論,說出正反雙方理據。但香港的知識份子很懶,沒有出聲,他曾試過與朋友討論,但感覺壓力很大,如果兩者合作,就會令到運動行得更前。

文:eg9515(左翼21成員)

轉載自左翼21於獨立媒體文章

原文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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