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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承恩:英治中華的憂鬱—精英惡鬥史前史(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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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史以來管治最惡劣的日子,當然是在首次淪陷之後那三年零八個月。那麼排第二的,又是那一段日子?本人一直以為那該會是一九九七年二次淪陷後至今的那段日子。是的,論物質生活、論社會公道,今天未必比那夢幻的麥理浩時代差。問題是,當今經濟發展已經見頂、精英共治的政治制度既回應不了後物質時代的需要卻又拒絕改變、而香港在強國的步步進逼下亦似乎看不到未來。沒有前景,這才是令人憂鬱的地方。這種茫無前路的景況,是當代香港人從未遇過的。

但香港真的從來未遇過茫無前路的歲月嗎?近日讀過Christopher Munn的Anglo-China: Chinese People and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41-1880,發現目前的困局,還不過是香港開埠以來第三差的日子。開埠後首三十年,香港這個空間還是在草創階段,經濟不穩、治安不靖、法治未立,但最要命的,是整個殖民地對該如何解決管治上的危機完全沒有頭緒。這幾十年,可以說是香港管治除三年零八個月以外最惡劣的時間。

水土不服的英式制度

當英國於鴉片戰爭期間開始實質管治香港時,殖民者曾對香港的未來充滿憧憬。他們將香港視為英治中華(Anglo-China)計劃的一部份:他們寄望香港能展現英式文明及法制的優越性,從以吸引中國的富商及精英來港,令香港成為中華文化圈中最繁榮安定的地方、為大英帝國中華領地的發展奠下基礎。

英國殖民者的豪情壯語,與董建華染指香港後的鴻圖大計不相伯仲。結果董建華被八萬五弄得焦頭爛額,而英國殖民者展現文明的舉動亦淪為鬧劇一場。

英國開始管治香港後,為展現英式文明以及宣示英國主權,決定不分華民西人,在香港一律以英式普通法統治。英人認為葡萄牙人當時在澳門葡官管西人、衙門管華人的做法,令澳門淪為不倫不類的半殖民地。總裁判司(警務處長)威廉堅(William Caine)認為只有中國法律才能夠阻嚇華人犯罪,曾主張把大清律例翻譯為專治華人的法律,但建議不被接納。為了顯示英國享有完全的主權,英人決意要由英國法庭以英式法律治理華民,不容中國衙門插手、亦不容中國有透過中國法律介入香港內政的空間。

威廉堅(William Caine),香港政府首任裁判官,歷任輔政司及署理總督。

威廉堅(William Caine),香港政府首任裁判官,歷任輔政司及署理總督。

不過,英式法律往往不能適應本土社會的需要。比如說香港政府根據普通法慣例,把直接佔用土地的香港原有居民視為業主,無視中國政府及新界鄧族簡接的地權。英國人自視為香港原有居民的解放者,但剛成為業主的居民卻無實際的得益。他們自此需向香港政府繳交差餉,但差餉估值對於以務農維生的居民來說卻是頗為昂貴。而靠近維多利亞城的用地亦會被限制用途,令居民得地而無所用,最終要將土地賤賣予西人玄牛。與此同時,香港政府初時無力巡邏整個港島,中國官員及鄧氏族人不時渡過維港偷雞收租,令不少香港居民需重覆繳交地租。

實行英式法律,原是要展示英國文化是比較優勝。但最終卻令華人受到欺壓,亦令政府無力面對社會的問題。當時香港人口急增,龍蛇混雜,海盜橫行,暴力事件無日無之。然而,港府官員完全不熟悉香港華人社會的運作,華民亦普遍不知道如何可以透過英式制度討得公道。

香港開埠初年出現管治問題,是因為政府堅持實行直接管治,但國家機器卻沒有管治能力(State Capacity)。與此同時,香港政府即使要將權力下放,亦未能找到可靠的管治伙伴。包括香港在內的華南沿海地區,一直都是中華帝國的邊陲地區,沒有像內陸那種有教養的士紳階層。沿海居民大都被視為化外之民,或是社會邊緣的低下階層、或是較遲融入漢人社會的蛋家人。他們當中有不少都曾靠走私過活,甚至當上了割據一方的海盜。相對於其他中國人,沿海居民比較願意和習慣替英國人工作。英國能在鴉片戰爭中取勝,很大程度是基於沿海居民的補給,以至滿清政府不無諷刺地將這些居民斥為漢奸。但當這些居民成為了香港首批華人精英,卻又不脫匪性,令香港政府無法信賴他們。

香港開埠初期的專賣制度,可算是香港政府試圖下放權力的試驗。當時政府透過拍賣專賣權,讓專利持有人壟斷某些商品或服務之買賣,條件是他們要替政府徵收相關稅項。這樣政府便可避免因徵稅而與市民正面交鋒。

不少為英軍帶路的華人都投得專利權,而華人精英中最風光的,非投得鴉片零售專利的盧亞貴莫屬。盧因而一度成為了香港首富,籌辦了文武廟並成為了社區領袖。他亦憑著與政府的關係,成為了下市場(Lower Bazaar)的大業主。然而,盧亞貴是位當過海盜的蛋家人,發迹後常籍著官方的身份幹著與賊匪無異的勾當。他的下屬常以維護專利為由,經常在沒搜查令的情況下,擅自闖入他人的房屋及船隻。這伙人甚至曾涉嫌在香港附近水域,以搜查為名掠商船。而下市場一帶妓院林立,又為賊匪藏身之所,成為香港治安一大隱患。盧亞貴在一八五零年代失勢,破產收場。下市場在一八五一年為大火焚毀,政府收回土地,以瓦礫填海修築文咸東西街。盧氏的「賊窩」消失了,但香港吏治依舊敗壞、治安問題還未得以解決。

像盧亞貴這類背景可疑的華人精英常與港府高官勾結,高官收受賄賂、利益輸送、以至是包庇罪犯,皆是司空見慣之事。署理輔政司、的近律師行創辨人必列者士(William Thomas Bridges)在批出鴉片專賣權,曾對中標者陳大光通風報訊,而陳乃必氏之親信。後事情敗露,陳的牌照遭吊銷,必者列士卻安然無恙。威廉堅與必者列士份屬好友,亦被傳為同一貪污集團的成員。

轉載自徐承恩網頁
版權為徐承恩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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