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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中間人

有些朋友覺得練乙錚的事情很蹊蹺,上頭怎麼會派人下來和他談文章轉載權的事呢,而且還要特地聲明給稿費。那些不都是早已刊的作品,以內地媒體的習慣,應該說用就用,何必勞師動眾?就算他們版權意識特別高,但他們究竟想用什麼刊物來轉載練先生的手筆呢?莫非是「內參」?其實這種事情一點也不神秘,它只不過是傳說中的「中間人」的常用招數而已。最近,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的陳健民教授響應戴耀廷教授的「佔領論」,便表示該說的話早已說透,到了終極普選這一關,真假判然,再也沒什麼好商量的了,所以日後將拒絕再會「中間人」。王岸然先生對這條消息很在意,在他的專欄裏認為這是民主派學者首度公開「中間人」的存在,覺得他們以前一定搞過密室協商,背着七百萬港人議定香港的政制政事。

到底「中間人」是誰?他們來自何方?和他們見面談話,說說自己的意見,又算不算是種政治上的暗箱操作呢?這真是個頗有趣有意思的問題。有趣,是因為圍繞着「中間人」的一切都很模糊,牽涉到不少政治原則與策略思考的灰色地帶。有意思,是因為它的影響可大可小,小的時候又如輕風吹過不留痕;大起來卻決定了一個知識份子的基本抉擇,甚至整個社會局面的走向。

首先我們得搞清楚,「中間人」的存在從來不算什麼太了不起的秘密,在香港見過「中間人」的評論人與學者在所多有,只是大家很少公開拿出來談,媒體也沒有系統挖掘罷了。但這些「中間人」的身份可就很難講了,因為他們自己就往往含糊其辭,有意無意地替自身具體職位和背景抹上一層神秘色彩。且看明智如練先生,他竟然也要透過人家送他一本習仲勳傳去猜測對方可能來自「習派」。好玩的是,一本習仲勳傳就真的算是習系的身份證嗎?那豈不是任何一個人都能在路邊報攤買一本來嚇唬人?這又是「中間人」的慣技之一,拆穿了便一點也不稀奇,猶如內地企業老總辦公室牆上掛的領導人合照,全是「等你知道我幾猛料」的可笑陳套。要知道,在北京就連一個的士司機都會說他「海(中南海)裏有人」。所以,我們根本不能輕易斷言「中間人」的來歷。聲稱自己代表「西環」去和反國教家長組談話的前梁振英助手,就是眼前最佳人辦。

統戰還是溝通

「中間人」的身份是團看不清的迷霧,於是和他們見面,也就成了一樁性質模糊難定的奇事了。理論上講,或者按照他們自己宣稱的來意,他們來香港是為了「多聽意見」(也就是俗稱的「收風」)。如果這些人真有興趣在港府和中聯辦等正式建制單位之外聽一些不同的意見,又真有能力把這些意見轉給中央相關部門的話,和他們見見面聊聊天,又有什麼不對呢?更何況這些受邀會面的學者評論人都對時局多有獨特之見;又熱愛香港,希望能為它的未來獻一分力。

然而,事情不只是這麼簡單。因為好些「中間人」表現得很有來頭,似乎直達天庭,於是這些會談又好像在單純的意見交換之外,多了一層智囊發功的實際效果,可能會促成某些進步。在這種情況底下,有多少知識人拒絕得了現實的誘惑呢?畢竟說這麼多,寫這麼多,不就是為了改變些什麼嗎?至於這叫不叫做密室談判,算不算是瞞住公眾出賣民主,也就顧不得那麼多了。反正是給意見說看法,私下對「中間人」訴說和公開發表,又有多大分別?

再進一步說,我們當然有理由懷疑「中間人」的真正用心在統戰,聽意見云云只不過是幌子罷了。沒錯,這種談話最能叫人放下心防,一方面你固然能夠直陳己見,另一方面對方也會說一些你在外頭沒聽過的內幕觀點;它既能讓你覺得自己很重要,更能不知不覺地在你心上種下一些「中央」的看法,使你日後思考問題的時候少不免要顧及那些看法,束縛住你的視野的角度。比起今天許多論者朗朗上口的「五毛統戰」法,這種驟不及防的攻心技術才是對付知識份子的上上之策。

更微妙的是,「中間人」的「收風」很可能兼具多種功能,是統戰又不止於統戰,是真心想學習另類意見卻又不止於中性溝通,應時而變,進退有據。你放開心胸和他們交往,可能怕自己日久生變,不由自主。你峻拒來者,又怕是自己失職,放棄了知識改變形勢的良機。怎麼辦?回顧共產黨數十年來的策略運用,實在有太多知識人面對過這類難題。

國師

面對「中間人」,一個知識份子怎麼判斷來者的目的是不是統戰呢?除去長期交往結下的友誼,以及在溝通之中埋下的心理包袱等太難辨析的情況不論,我們還是可以有一些客觀判準的。
例如練乙錚先生的例子,找他談話的人說要請他授權轉載文章,這就很可能是個統戰的手段了,而且還是相當高級的那種。對方既不是請你吃喝玩樂,也不是明刀明槍地送禮給錢,這就人家表示看得起你,知道你不是為了一點錢就什麼都寫得出來的不顧名節之輩。相反地,要你替他們寫東西,或者間接點授權轉載,等於是承認你的見解有價值有意義,他瞭解你看重自己的言論,覺得自己是個講言責的知識人。

對大多數評論人和學者而言,這一手的誘惑可能要比任何物質饋贈還大。想想看,收到這樣的邀請,你會怎麼想呢?你會不會猜測這些文章的最終讀者可能是中央極峰?又會不會覺得自己的意見可能要結出最有效最實際的果實?一旦你有這個想法,你就開始不自覺地把自己放在一個策士的位置了,感到自己正在替最高層出謀獻策。一旦成了策士,接下來的談話就會朝着有求有捨,有進有退的謀略方向前進。在這種狀態底下,以後人家要你對外發言「謹慎」一點,要「顧慮」些什麼,你就沒那麼容易地清醒拒絕了。

偏偏許多知識份子都有這種國師病,他們都想替執政者出謀獻策,以為這是一展抱負的康莊大道;以為自己的看法要是能夠直接影響決策的話,要比在報刊上發萬言書管用得多。所以權力呼召他,他就馬上回應,不惜當個代筆文膽。甚至早在這類機會還沒來臨的時候,他寫的東西就已經只把少數幾個當政者假設成真正的讀者了,其他盲毛大眾只不過是陪襯而已。更極端的情況是他不只想當掌權者的謀士,還要做社會運動的「國師」,以為一切盡在他的盤算計謀,最終還是為了朝廷好社稷好。
這才是知識份子的真正死穴,也是幾十年來共產黨統戰知識階層的不二法門。可惜真正心智獨立者幾希,倒在這條路上的人前仆後繼。

原刊於《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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