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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裕:三十年前的諾言

戴卓爾

戴卓爾正當「佔領中環」的討論及前期行動起動之際而「愛國愛港」定義詮釋應如何檢視的當刻,戴卓爾夫人的機密文件重見天日。人們的記憶無法不回到八十年代初的陰晴不定日子(中英閉門談判把港人關在門外是震盪,英資遷冊是震盪,群起搶購廁紙也是震盪)。也許,今天口口聲聲「愛國愛港」那些人眼中,這是英帝國主義搞鬼,是外國勢力企圖伸入香港明證;這些話聽多了也沒什麼,如果有人說這是一種意見,這些意見倒是愚民得可以。

戴卓爾夫人的檔案可以證實幾樣傳聞——英國要主權換治權,不欲交出香港;中共竭盡力量要把香港收回來,幾乎所有要求都可以答應,因為沒人想做李鴻章。我也猜到香港的社會精英在八二八三年人心浮動日子如何懼怕中共,想不到的是當年對中共批評不滿的那些今天變了紅人。

歷史總會與人開玩笑。當你不想臭史外傳卻偏有人把舊事揭開,難怪老謀深算如基辛格向美國國務院及檔案局開出要求,有關他的絕密文件不得在他有生之年解密,要他死後五年才可大白於天下。相對於此,香港的精英才俊棋差一着了。

戴卓爾夫人密件塵封三十年後解密曝光,是近十五年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兩次解密其中之一。對上一次引起震動的解密,是一九九八年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的外交文件,巧合的是,戴卓爾夫人和基辛格解密文件當中,最引人注目的都與中國有關。基辛格的文件,主要是一九七二年尼克遜總統訪問中國的會談紀錄,戴卓爾夫人的則是有關中英談判香港問題具體內容。西方國家的檔案做得極為仔細紮實,儘管半世紀前美國尚無《資訊自由法》(FOIA),鎖在檔案櫃裏的大量文獻無法與普羅大眾接觸,國會通過可向政府申閱資料的《資訊自由法》後,這些資料便成了人民的財富,也是學者研究的第一手資料來源。

機密文件三十年後解密

西方國家解密有一定限制,有十年解密,二十年解密,三十年解密。十年的是很一般內容,二十年解密的一類文件,是生活在大一統國家理念下的香港巿民難以想像的,包括可向聯邦調查局申閱解密自己被跟蹤的紀錄,唯一刪去的是線人或跟蹤人員的名字。美國六十年代學運領袖海頓(Tom Hayden)一九八八年的自傳《重逢》(Reunion),內有不少聯邦調查局跟蹤紀錄,「聯邦調查局備忘: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委派到芝加哥警署第五區,聲稱他和×××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時,奉派到芝加哥南金姆巴克大道六○二七號對海頓進行監視。×××稱他的任務由凌晨二時至下午二時,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舉行期間,每天進行(第三○○頁)」。這裏的「×××」在原文件被黑色條子遮蓋,其他則一字不易。海頓

三十年解密文件比較重要,一般而言,這都是事發年間的頂級國家機密,像這次戴卓爾夫人和基辛格的俱如是。檢視這些文件有一套程序,要先行申請,申請者身分不限。以基辛格的尼克遜訪華會談文件為例,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尼克遜在中南海會見毛澤東,文件屬「最高機密」,申閱者僅限於「目視」,不能拍照,不能抄寫,只能默誦在心,出了門口趕快記下,在美國大學研究院做論文的香港同學大概都有類似經驗。也有一些不那麼嚴謹的文件,並非「最高機密」,不限於「目視」,就可以用圖書館或檔案館提供的鉛筆及拍紙簿抄下,攝影嚴禁;用鉛筆,是因為恐怕一旦劃花還可以補救。尼克遜表示「我們不支持任何台灣獨立運動」的承諾,便是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與周恩來會談時作出。不過,在尼克遜就台灣問題的五點承諾,文件雖然公開絕大部分內容,但在第三點「阻止日本勢力介入台灣」一段,解密文件刪去了一大半,變成只剩下「Third, we will, to the extent we are able, use our influence to discourage Japan from moving into Taiwan as our presence become less,」(第三,我們會竭盡一己之力,運用我們的影響力,阻止日本在美國的影響力式微之後進入台灣, ),把逗號之後的至少四行英文原文刪去,並蓋上「SANITIZED」(潔淨版)印章。從上文下理推測,尼克遜的下半段講話可能談到一旦出現日本介入台灣,美國可以做的舉措。即便如此,這些解密文件確是大大有助對四十年前中美關係的檢視,也對台灣格局有相當了解,即「不承認台灣獨立」是美國向中共承諾的國策。因此,尼毛會談之後四十年,美國一直要求台灣處於「不獨立」狀態,但也力逼台灣長期處於「不統一」的情况,因為五點承諾裏沒有說「支持台灣與中國大陸統一」。

中美密談台灣亦曝光

對照歷史,中美四十年來基本上仍能守住密談的內容,不致在台灣問題上生變,這一法則在國際關係是互信法規,若是元首會談的承諾其後背變或變異,這個國家恐怕會在國際社會遭人唾棄。因此,戴卓爾夫人的解密文件,應可視為一項可信的外交紀錄。從這次公開有關香港前途談判的內容看,英方不允交回香港,是因為英國在香港有巨大利益,從戴卓爾夫人結束北京之行來到香港後,在官商面前狠批鄧小平不識自由與法治,這一點應是英國要求成立聯合聯絡小組(簡稱JLG)的原因,盼以監督中共治下的香港不致快速失去原來擁有的自由及法治。中共則沒有西方的文件解密概念,到底鄧小平與戴卓爾夫人談了什麼,中共在香港做了什麼工作,一概不得而知。不過,八十年代初負責港澳事務的廖承志的幾篇講話早於九十年代初公開,不妨以此作為與戴卓爾夫人密件內容對照。

戴卓爾夫人是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見鄧小平,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廖承志在會見香港廠商會參觀訪問團時有一篇講話,題為「港人治港,繁榮香港」,多次提到戴卓爾夫人訪華,中方向英國表示不承認三個不平等條約,一九九七年收回主權,「一定要這樣做」。廖承志在這篇似是向香港商界回應戴卓爾夫人訪華的講話中,具體講到未來的構想,收回香港之後,「不同之處是兩點:一、英國旗要下來了。一九九七年不掛他們的旗了。二、不會有總督了,但會有特別行政區或自治區的長官、主任。由誰來當呢,香港人自已當,大陸不派人」,「我們的基本方針不會變,要變,只會越變越好,不會越變越壞。大家會問,你死了以後怎辦?我已經七十五歲了,還挨得多久?但我相信,不但我們這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都會堅持這個方針,我們有這個信心」,「香港有人說,至今你們還是東講一句西講一句,沒有全盤拿出來,感到有點徬徨不安,這有點道理。主張總會拿出來的,不會太遲,剛才我說的幾點,是我們主張的基本點,這不會改變,與英國朋友也講了」。兩個月後的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二日,廖承志在會見新界人士時說,「香港這個地方十分寶貴,要盡量維持和發揚其有利地位,這不光是我個人這樣看,大家都一樣」。

廖承志再三求信任

從這些講話的紀錄看,廖承志當時很可能是用粵語對香港來客談到這些內容,因為原文連「大姑窿」這三字都照記錄不誤。廖承志的講話可視為另一種形式的解密,當然層次和機密程度與戴卓爾夫人及基辛格的不同,然而從這些長篇講話看到,儘管長篇大論,翻來覆去只強調兩個主旨,一是收回主權,二是香港不變,除了總督和英國旗。廖承志的講話內容,可以閱讀出中共當時對香港的「樸素階級感情」,通篇希盼人們相信中共對香港回歸及未來管治的誠意,絕無近年香港左派人士「解畫」時所言的「一國先於兩制」,或把「愛國愛港」及預選變成只有他們才符合的獨家至愛。

密件曝光使得三十年前的中英爭論再浮上水面,iPhone年代講陳年舊事無疑是與時代脫節,可是把這段歷史公開,令人想起這三十年迤邐而來的回歸路是怎樣走過的——是香港社會選擇相信中共而不是拒絕相信,在這個滿目南逃避秦的城巿而言是交心信任。這是源於中共的誠意,廖承志粵語「我都七十五歲啦,仲可以挨幾耐?」是動以鄉梓情,令人不得不信走了十年彎路的中共真心實意「覺今是而昨非」,於焉在港英高官遷居英倫的西風下主觀希望京官牙齒當金使。結果十五年不到,「一國兩制」孰先孰後變成陳夢吉式的捉字虱文字遊戲。信,只適合教會,不適合香港。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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