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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李柱銘—被誤解的愛國者(上)

(圖片來源:主場新聞)

(圖片來源:主場新聞)

「你當真要寫這些嗎?」他停頓下來,臉上滿是懷疑,似乎不理解,為何有人會對陳年舊事感興趣。他正說的是父親李彥和,一位昔日的國民黨將領,「他真是個天才式的人物,一生正直」他又忍不住加上了一句。

香港正是初夏,小雨浠浠瀝瀝,這半山上的公寓,落地窗外一片迷濛。他穿著白襯衫,整齊的束進腰帶裡,腳上的黑皮鞋光亮。他雙頰消瘦、鼻樑上架著無邊眼鏡,精神钁鑠,一眼望去,很難相信已經74歲。

在香港,他的名字與形象無人不知,他與去世不久的司徒華一樣,被視作民主運動的靈魂人物,人們不直呼他的中文名字李柱銘,而習慣叫他馬丁(Martin),倘若你用更隨意、更當地語系化的說法,乾脆稱他是「大狀」——他是著名的大律師,在殖民地時代,這尤其是權勢與聲譽的象徵。

在國際舞臺上,在這座人群、摩天樓與金錢湧動的城市,他是「昂山素姬」與「達賴喇嘛」式的人物。這類比當然不夠恰當,他從不用遭遇監禁與流亡之苦,除去偶爾的街頭遊行,他總是坐在佈置舒適、有冷氣的房中。只有一次,他曾捲入一場無厘頭的「暗殺風波」。當他要為香港人的命運奔波時,出入的則是歐洲議會、美國國會與顯要政治人物的客廳,在電視與報紙上發表觀點,領受榮譽。每個國家、地區追求民主都有不同的特性,尋求國際力量支援、溫和的抗議、從法治延伸到民主,正是香港的特徵。再沒有一個人像他更能代表這種理性態度了——一位熱衷於邏輯的大律師,一位法治精神的篤信者。

但在中國內地,他卻鮮為人知。人們熟知李嘉誠、金庸、劉德華,他們作為香港金融與娛樂的標籤深入中國社會。這座城市的政治身份卻被有效的忽略了,很少有人聽到李柱銘與司徒華這樣的名字,即使在報紙上偶然出現時,也是作為被批判的對象。自從在1989年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後,他就被視作某種「叛徒」,一名頑固的「殖民主義」迷戀者。除去2005年偶然而短暫的前往廣東,他從不被允許訪問中國內地。他與自己的同志們,不自覺的延續了孫中山以來的香港傳統——在中央權力眼中,他們是「顛覆者」。

很有可能,我是這二十年來第一個訪問他的中國記者。我多少覺得緊張,不知該怎樣開啟談話。他鎮定、禮貌,卻無形多出一分距離感,他可沒興趣或許也不知道,如何讓一個客人放鬆一點。我們來自截然不同的世界,語言也不太相通,我始終難以掌握廣東話。他先是用普通話,清晰卻緩慢,似乎不太自信於自己的表達,突然間,他講了一個英文詞,然後一切順利的滑向了英文,在發現我完全可以跟上他的敘述時,他又不由的加快了速度,我感覺的到,他獲得了充分的自由。最終,一個北京人與一個香港人在英文裡,談論這個城市的過去與未來。

交談是笨拙的,我從老掉牙的回歸問題問起。那時,梁振英剛當選特首不久,倘若鄧小平活著,該怎樣看待現在的香港。「我想,當他提出「一國兩制」五十年年不變時,他是看到香港安定繁榮、有自由與法治,而中國剛開始開放,我想他希望中國也走這條路,他那時就希望放棄共產主義,最終能向香港一樣,在這50年過程,中國會向上,而香港則會被拉下一些,最終在某一個點匯合。」

這是他一貫的觀點,他對於鄧小平仍有良好期待,而現在的情況則違背了他的初衷。我該說他富有洞察力,還是過分的天真,或者對於他來說,這兩種品質永遠在一起。

我環顧四周,屋內的陳設簡潔,是「西方與東方的相逢」,厚厚的地毯、白色沙發、茶几上的洋裝的瓷娃,牆上掛的則是遒勁的隸書與狂野的草書,還有幾幅關於早期香港的水彩畫——該是英國人在19世紀中葉的作品,是再典型不過的殖民者眼中的「異國風情」。而每隔15分鐘,菲律賓女傭就來添茶,倘若茶杯還是滿的,就端走,換上新一杯。這也是英國式的。

我忽然想起了他的父親,一位國民黨將軍。在一些零星的記載裡提到他與周恩來相熟,這種家庭對他造成怎樣的影響。

氣氛一下變化了,我感覺到他的眼神的閃亮、神情的放鬆。「他們曾辯論了一整個白天,試圖說服對方,在沒有結果後,又談了一整夜,到了第二天,握手致意。」他說起父親與周恩來在里昂的一場見面。與周恩來一樣,惠州人的李彥和,都出生於19世紀末,都不可避免的捲入了現代中國的戲劇,抵抗外侮、尋求民族富強是這一代人最重要的故事。因為兩位傑出的革命者李石曾與蔡元培所創辦的項目,李彥和幸運的獲得了前往法國讀書的機會。

與差不多同時赴法的周恩來、鄧小平不同,李彥和是一個真正的求學者,他在里昂大學獲得了藥劑學博士,很有可能,這是法國的第一個華人博士。這不意味著他沒捲入了正在興起的黨派之爭,留學生遠離家鄉,對於民族崛起的期待尤甚,而1920年代的世界則充斥了各種意識形態。在周恩來等人被時髦的共產主義吸引時,他卻沒太動心,他是少數支持國民黨的學生中一位,相信三民主義。你可以想像,李彥和與周恩來徹夜辯論,不過是這些熱情青年人無數個類似夜晚的其中一次,中國的命運激發出他們的最猛烈的熱情,不管他們選擇了怎樣的道路,目標卻是一致的,要贏得民族尊嚴。

「我的父親是很清廉,這在國民黨中很少見」,他一再的說。李彥和歸國後先是做過藥商,然後從戎,加入了廣東同鄉兼拜把兄弟余漢謀的部隊。清末民初的動盪,給兩廣子弟提供了意外的機會,青年人離開了學堂,就跨上了馬背,革命、二次革命、粵桂之戰、北伐、中原大戰,這局部戰爭從未中止過,昔日的同志變成了今日的敵人,今日的敵人又匆忙達成了新的聯盟……而黨派之爭似乎還沒徹底摧毀私人情誼,據說在大肆清剿共產黨之時,李彥和曾私下營救過不少黨員。

李彥和第一次躍入歷史舞臺是在1936年。這一年,廣東的軍政領袖陳濟棠密謀一場反蔣行動,與日本人秘密聯絡。作為十二集團軍政治部主任的李彥和說服司令余漢謀反對陳濟棠,擁護蔣介石。反對同為廣東人的上司,去效忠一位身在南京的浙江人,推動李彥和的必定是對於國家的憂慮——日本人已經到來,而大戰迫在眉睫,這是民族大義。

「我父親勸說了余漢謀三次,第一次,父親提出了日本人的證據,余漢謀拒絕了,他說自己是陳濟棠的下屬,必須忠心;第二次,父親又勸說他,要忠於國家,而不是個人,又被拒絕。到了第三次,父親拿著槍闖入了余將軍的房間,對他說,這房間已被包圍,集團軍中九位師長中的七位正站在門外,他們都希望你能反陳擁蔣,如果你還不同意,可以把我交給陳濟棠,槍斃我,但我還是希望你能加入我們。最後,余漢謀同意了。」一定從小就聽過父親的講述,他說起細節來繪聲繪色,帶著一個小孩子式的興奮。或許對於一個74歲的人來說,能這樣回憶父親,也是另一種重返童年,對這一路歷程的再一次確認。

政變改變了李彥和的命運,蔣介石召見他,請他吃了好幾次飯,希望他能留在南京任職。為此,他剪裁了三套燕尾服來出入這即將淪陷的首都的社交界。他還是回到了廣州,要繼續與他的拜把兄弟在一起。

日本人的入侵讓這些中國的內部之爭都暫時收斂起來,李彥和繼續與余漢謀並肩抗日,出任過第七戰區的政治部主任,授予中將軍銜。抗戰勝利後,蔣介石一定對他的正直與忠誠印象深刻,邀請他出任監察院的監察委員。

這必定是不算愉快的經驗。誰也未料到擊敗日本、眾望所歸的國民黨政權,僅僅用了四年就丟掉了中國。

「他不去臺灣,國民黨太腐敗了,他相信它在臺灣還會繼續腐敗,而他也不相信共產黨,我們全家來到了香港。」李柱銘回憶說。

與很多風雲一時的人物,這位昔日的國民黨中將在逼仄的香港落腳,以教書為生,脫下軍裝與官服,他還是個地道的中國文人,先後在官立文商學院、九龍華仁書院教授國文。他似乎安於現狀,在這殖民地卻很少感到民族主義的壓抑。在李柱銘長大的過程中,只記得周圍的同學紛紛前往臺灣,多虧朝鮮戰爭,國民黨在臺灣站住了腳,開始召喚流落海外的昔日同志。而北京的新政權也同樣要贏得這些海外華人的心,主管外交事務的周恩來當然不會忘記他在法國留學時的舊友。所以,李柱銘記得幾乎每一年都要搬家,長大後才知道,這是父親為了避開周恩來派來的統戰者,想邀請他回北京,共商國是。李彥和不信任共產黨,來自一個樸素的道理。「父親說共產黨是沒有未來的,家庭是中國社會的基本單元,但共產黨是破壞家庭的。」他這樣回憶。從父親口中,他還知道自己差一點成了孤兒。當他們全家在1949年移居香港時,父親與母親商量好,倘若共產黨軍隊進入香港,他們就跳海,希望共產黨人能放過孩子們……

失望於國民黨、又不信任共產黨的李彥和,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在香港接受自由的教育。當李柱銘有意修讀中文預科課程時,父親卻堅持讓他選擇英文——在這個殖民地,它更有出路。

(原文刊於《號外》三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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