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re reading...
史海回眸 History, 增廣見聞 Feed Your Mind

許知遠:李柱銘—被誤解的愛國者(下)

(圖片來源:主場新聞)

(圖片來源:主場新聞)

李柱銘在1956年考入久負盛名的香港大學,主修英文,多年後,他在立法會中毫不費力的引用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一定與此經歷有關。畢業後,他在當了三年中學教師後,前往倫敦的林肯法律學院修讀法律。他從小想做飛行員,外交家,最終因為喜歡辯論而成為律師——最好的工作,有人為他的辯論給錢。

林肯律師學院是英國歷史最悠久的法律學院,處於在金融城與威斯敏斯特之間。這三年的時光深刻塑造了這個香港青年,除去研習法律,他還要竭力去除香港口音,像一個英國紳士一樣生活。

回到香港後,他在雪廠街9號一間借來的辦公室裡開始了律師生涯,帶著那頂滑稽的白色假髮出庭,為他的代理人爭辯。他的職業生涯正遭遇多事之秋,在1966—1967年的香港騷動不安,它既來自於這個殖民城市內部的管理不善,更來自於紅色中國的影響——文化大革命正試圖把火焰燒到香港。

他對於社會公正的信念超過了政治意識,作為一名年輕律師,他主動為左派的工會辯護,或許這一點,使得他北京日後對他產生興趣。而他對香港的態度也因這騷亂而得到確認,「我的帳上只有3千元,若有10萬,就帶著父母去臺灣,我自己教英文為業」,他日後說。

幸好他沒有離去,臺灣少了一名或許不錯的英文教師,但香港卻多了一名傑出的律師與社會領袖。接下來的十多年中,他與香港社會共同成長,法治精神、正像是這個城市優良海港、蓬勃的創業精神、新聞自由一樣,造就了令世界驚歎的繁榮。與它治下的其他殖民地不同,英國從未決定把民主引入到香港,但它卻創造了一種令大多數滿意(尤其是那些不斷湧入的內地難民)「賢能統治」——它有一個有效的政府管理、有一套能吸納本地精英的政治生態,市場行為與社會生活都保持著某種自治,很少遭遇來自政府干預,儘管這個殖民地社會充斥著種族不平,但法治系統卻仍大體是公平的。

這城市是建立在商人的冒險之上,政治是勉強的配合者,一直到1970年代,這特性依舊顯著,洋行的大班們在行政局世襲式的位置,而本地的華人精英也同樣被吸納其中——儘管,這常是裝飾性的。

1979年,他以41之齡當選為「御用大律師」,1980年—1983年,則出任香港大律師工會主席,他已達致了一名專業人士的職業生涯的頂峰,殖民地精英中的精英。倘若不是中英和談,他是斷然不會捲入政治。他的父親是一名忠誠的愛國者、一名老派中國君子,曾在國民黨出任中將,在1949年舉家遷來香港時,對中國政治失望透頂——國民黨太腐敗,而共產黨則不可信任。他希望子女能過另一種生活。

他繼承了父親的正直,決定在香港又一個前途未測之時,承擔某種角色。這也香港人第一次參與關於他們命運的決策。多年來,這個城市夾在英國與中國之間,城中人都覺得自己不過是過客,無力也無心參與自身的命運。

這批新型的殖民地精英,隨即就發現在倫敦與北京之間,自身的力量、對這複雜的政治與外交世界的理解的匱乏。他記得1981年第一次前往北京時,不知道「統戰部」是什麼,他也擔心兒子剛出生,他與妻子都在北京,若說錯話,會有危險,那個時刻,他低估了北京收回香港的決心,多少期望「香港是歷史遺留問題,到適當的時候解決,但永遠都是不適當的,就永遠不解決,不了了之」。

在接下來幾年中,他和同志們奔波于北京與倫敦之間,為香港的命運憂心忡忡——誰也不清楚,當主權從資本主義的英國到共產主義的中國後,香港會變得怎樣?他們最初希望能延續新界的合約,然後又期待以主權換治權,當這一切都不可能後,他們又希望能保持香港現行的制度與生活方式。

鄧小平同意了,而且慷慨的給出了50年,但這可信嗎?自從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創建以來,它就許下過無數諾言,它們不僅無法實現,而且常走向反面。如今慷慨大度、大權在握的鄧小平,不也曾三起三落,在江西的一家工廠裡苦苦的等待的命運的轉機,自尊喪盡的給毛澤東寫去效忠信。

不過,在那個懸而未決的時刻,人們傾向于樂觀。經過了文革的動盪,共產黨力爭表明出開明的一面。而且,正因這起伏跌宕的命運,香港的民主化意外的因此而開始。北京期望說法香港人,我們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而英國人為了表現出並非拱手把香港交給一個極權國家,也準備開放了壓抑了已久的民主進程。

而李柱銘也在這過程中,第一次清晰的意識到民主的重要性。最初,他以為「只要司法制度健全、法官獨立,就可以保障自由」,這正是他的目標所在。但他很快意識到,香港的自由靠是英國的民主,而北京沒有民主,這讓同樣缺乏民主的香港如何保證自由?

1985年,他成為了59名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中的一員,這似乎既是因為他是一名傑出的香港律師,也是因為他當年為左派工會的辯護,或許還與他那個歸隱卻著名的父親有關。

在委員中,他很快就以直言不諱著稱,與另一位司徒華委員,成為了某種「異議分子」,都希望在英國與中國之間,為香港爭取更大的民主空間。他們漫長的合作也由此開始。

「與共產黨打交道要謹慎,當他們想利用你時,可以給予你一切,如果你失去了利用價值,他們不但會拋棄你,還會從你身上踩過去。「在去世前不久,也就是1989年初,父親對於李柱銘說。

歷史很快證明,他是對的,共產黨從未真正改變過。天安門前的坦克立刻將香港推入了巨大的憤怒與恐懼中。

這也意味著中英雙方在1985年1989年通力合作的結束。本來充滿希望的香港,突然變成了一個孤兒,它悲哀於「中國不可信,英國不可靠」。

而李柱銘則要扮演起一個更為鮮明的角色。他在6月23日的美國眾議院人權委員會聽證會上說:「英國人將550萬香港人交給中國,就像二次世界大戰時將550萬猶太人交換給納粹德國。」7月5日,他又在另一個場合說:「我們不能假設聯合聲明像聖經一樣不可違背。英國與中國英國重新檢討,為香港達成一個比1984年時所訂的聲明更好的協議。」

他期望用大膽的言論,而激起世界對香港命運的關注。他幾乎立刻成為了北京眼中的「叛逆者」,被驅逐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在接下來的幾年中,他一方面扮演香港的民主訴求的國際代言人,另一方面則成為迅速集結的民主運動的組織者。而彭定康的到來,催化了這種進程。1992年後,香港迎來了一個民主的青春期,在這位不合常規的港督的鼓勵下,被壓抑多年的民主欲望,被激發出來。「民主」也既是某種基本需求,也變成了某種神話——用來對抗即將到來的共產黨政權。

而他擔任主席的民主黨在回歸前年迎來了影響力的頂峰,它在1995年的立法局直選中,民主黨在30席中贏得19席,成為局內第一大黨。

而最終到來的97年,也未成為想像的分水嶺。在1998年的選舉中,民主黨在地區選舉,幾乎贏得了全港三分之二的選票,繼續保持第一大黨地位,他也重回立法會。

但在接下來的歲月裡,一切卻並不樂觀。民主進程被不斷延宕,而他最珍視的法治則被不斷殘食。在1999年內地孕婦在港產子的居港權一案,香港法庭的判決被推翻,他感慨說「法庭不是立法機關,更不是政府的工具,絕不會因為一些環境因素,而在法例上加上新的條款限制……一個經常「打倒昨日的我」之司法制度,又還有什麼公信力可言。」而他參與組建的香港民主黨的先天不足,也迅速暴露出來。在某種意義上,90年代初的民主浪潮,是被給予的,它欠缺堅實的社會基礎,也缺乏必須的組織能力。

他的個人缺陷也暴露無疑,他從不是個成熟的政治家,他在政治上缺乏創造性,更不是一個好的組織者,他像是懸浮在香港社會之上。

不過,他仍堅定的扮演著精神領袖的角色,尋求國際支持,對抗一個越來越強大的北京,與越來越顯著的干涉,「一國兩制」正迅速轉變成「一國一制」。在1985年成為立法局議員時,他把一國兩制比作蹺蹺板遊戲,中央是大人坐在一邊,特區是小朋友坐在另一邊,大人一定要遷就小朋友,讓他儘量向末端坐,而自己主動前移,才可能導致平衡,享受遊戲的,但現在,大人越坐越後,而小朋友則向前,這遊戲不能玩了。

而一個越來越顯著的事實是,倘若北京沒有發生變化,仍是一個極權政體,那麼香港很難保持自己的期望的民主與自由。他成為一個越來越直接的北京的批評者,他在2007年再度引發軒然大波,在這年10月的一期《華爾街日報》上,他發表了文章《中國的奧運機遇》,呼籲美國總統應利用奧運會,促使中國改善人權與自由。他引用北京副市長劉敬民在2001年申辦時講的話:「申辦奧運不但是為了推動城市發展,亦可推動民主及人權發展……有助中國發展和諧、更民主的社會,及幫助中國融入世界」,但幾年來,中國的人權狀況卻在倒退,國際社會有必要直接參與中國人權事務。

他引發一輪對他愛國與否的爭論,但當別人攻擊他不愛國時,他用孫中山來辯護,他也尋找外來者的幫助,他難道不愛中國嗎?香港的地緣,國際化程度,必然依賴國際干涉。

2008年,他宣佈不再參選,正式退出了政壇。但是,他卻仍扮演著某種道德領袖的角色,在大遊行的街頭,仍看到他舉著募款箱,像一位退休的中學校長看著自己的學生們的運動。

「個人的力量微不足道,但這不意味著個人不能盡力而為。而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假如,對前進道路達成共識,最終實現目標。」在談話快結束前,他又再度提到父親給他的啟發。他相信,梁振英的當選意味著回歸進入了第二個階段,是一個北京直接控制的時代到來,而在短期內,中國與香港的未來都不會好。

但長期卻未必,他不必一定要看到民主這一天,雖然他仍希望看到。他74歲,每天做50個俯臥撐,在山上步行,以保持精力的充沛。

他在香港的角色,無意中幫助共產黨統治下,讓香港人更舒服。他知道自己非常幸運,「還活著,沒有進監獄,必須承認運氣很好。」

離去時,我突然想起英國記者喬納森•丁伯利在20年前對他的評價:「(李柱銘)外表看起來相當溫和、謹慎,有點苦行僧的味道,行為表現上,完全沒有那種政治家應該具有的個人魅力和演說天分。但他文質彬彬和政治誠懇的態度,再加上那種類似殉道者的勇氣,使得他成為代表香港未來命運的最好象徵。」

而現在,一個新時代到來了。香港的社會結構與社會心理再度發生改變,新的楷模式人物正在湧現。不過,對於一個社會來說,只有它的歷史遺產被恰當的評估與對待,它的未來之路才能更富創造力。

(原文刊於《號外》三月號)

《號外》facebook

Advertisements

About 致知 | Spark

歡迎踴躍投稿!

Discussion

No comments yet.

Leave a Reply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Connecting to %s

%d bloggers like th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