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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山下 Hong Kong, 增廣見聞 Feed Your Mind

王慧麟:維園燭光 告別中國

准考證一九八九年的春夏之交,我正在應考高級程度會考。我的考試時間相當長,由四月直踩至五月,因為我要考「中國歷史」。那是一個未改制的中國歷史科,共有三卷﹕是的,三份考卷,分兩天,共考九小時。

翻開當時准考證(見圖),我考完經濟科之後,約有兩個星期準備中史科。但隨後兩個星期,好不平靜。電視畫面整天到晚都是北京的學運消息。還記得有一晚,正與家父熱烈討論個人考試及前途之際,就被眼前的電視直播嚇呆了。電視上正讀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即是日後著名的四.二六社論。

自此已經沒有太大心情準備考試,心緒頗不寧靜。中國歷史卷三是斷代史。中史老師避開了全宇宙都選擇的隋唐史,另闢蹊徑,轉攻清史。修讀清史,好容易民族主義上身。尤其是清中葉衰敗之後的種種事件,從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中間的光緒新政、維新變法、甲午戰爭、義和團、八國聯軍等等,都是一連串所謂「喪權辱國」的歷史紀錄,讀畢往往義憤填膺,有拋頭顱灑熱血的熱情。

當時一邊看報看新聞,追看北京學運最新情况,一邊卻要「死念」康梁變法失敗原因評析、甲午戰爭清國戰敗理由甚至英帝治外法權等模擬試題及答案,愈讀愈熱血沸騰,丁汝昌附體,有千斤重擔兩肩挑、中國前途在我手之感。正是外邊打到飛起,自己卻要平復翻滾的心情應考,有立即劈筆拒考,飛去北京投入學生運動之衝動!

後來的事……大家也清楚。

我輩沒想「香港人vs中國人」

人生第一次上街,是六四屠城之後。中史老師好心,逐個學生打電話,一起上街。我負責買黑布,也順便買了一件黑衣。買布的時候,街檔的老闆,知道我買來參加遊行,給我一個點頭,以示支持。

至於高考,中史科考獲A(1),順利考入港大。這是另一個故事。

畢業後,百無聊賴,在學兄李植悅介紹下,進入了政團工作。在九七年之前,大都在做議員助理及政策研究的工作,經常要落區幫手。在九七年前,民主派的議員助理或政策研究的同輩,六四或多或少是驅使參與公共政策研究,以至無悔無怨地,每天直踩十多小時工作的原動力。我輩當時相信民主派前輩的分析,認同「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認同「中國無民主、香港也沒有民主」的口號(還未至於論述那麼高層次),認同既然中國一時三刻也沒有民主,在後鄧還是政治肅殺的年代,香港民主派更要緊守崗位,做好中國土地下之民主示範單位,接好民主棒,爭取民主,寸土必爭。

這是一個相信香港的民主發展,是必要、也是需要與中國民主發展扣連的年代。在九七年前,華叔有一次在民主黨黨校講座,談到香港民主運動時,不是從八八直選談起,也不是由二次大戰後港督楊慕琦的政制改革談起,而是由1925年省港大罷工及鄧中夏談起,講到香港與鄰近的廣東省人民,如何一起英勇抗英反殖。華叔由這段歷史談起,我輩聽教聽話,咸認同香港與中國(至少是粵省)應放在同一視角下策動群眾運動,行裏應外合之效,對香港及中國命運繫於一線之口號沒有提出異議,彷彿是理所當然的事。從來也沒有想過,要在香港參與群眾運動之前,先問自己究竟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更要先搞一輪身分認同之腦內思想鬥爭。

回想起來,中學時中國歷史科的教育,六四的洗禮,以至大學畢業後參與政治活動的過程,從來不會質疑甚至懷疑有所謂「香港人 vs 中國人」的身分認同爭論,更遑論把它當作是一個「問題」。當時也不會想到,建設民主中國這句口號有什麼問題,更不用說討論應否杯葛出席六四燭光晚會(儘管過去我只是出席了兩三次),以至上升至國族論述之層次。參加六四之示威及悼念活動,就是一件很自然之事,既不會在出席之前先問自己究竟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也不會問自己之國族、族群、身分以至性別立場,然後再反問,自己應否因為自己是不是認同愛(中)國,才決定出席。

年輕一代主體意識爆升

然而,每一代人,都有他們那一代的群眾運動。我輩的群眾運動,六四必然在心中排在首位。但八十後或之後的一輩,卻不是六四,而是七一。我輩對六四仍有一份執著,因為我輩對民主中國仍有一絲希望(可能現在這一絲只有一毫米那麼幼),因為我輩仍認同,當時北京的民主運動,希望終有一天,德先生和賽先生可以在中國的土地上遍地開花。在我輩的目光之中,六四不完全,甚至並不是一場本土民主運動,而是一場香港或港人有份參與及支持的中國民主運動。

回到七一,卻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香港民主運動。這場運動牽動着大部分香港年輕人的心。2003年之七一示威,讓八十後一代看到香港的希望,是他們那個年代的群眾運動,催生了之後更強烈的香港人主體意識,告別了「獅子山下」式的I love Hong Kong,而是重新建構對香港的認同,催生了日後皇后碼頭、反高鐵以至菜園村的抗爭行動,一場立足本土的社會運動。

正當我輩部分朋友,仍勉力理解和嘗試明白本土社運的發展及意涵的時候,民主派前輩卻變得手足無措,對於年輕一代主體意識爆升的情况,百思不得其解,搞不清來龍去脈,以至部分前輩至今還認為,菜園村明明是一個房屋安置政策的問題,為什麼要把它扯到城鄉矛盾以至規劃公義等議題。

年輕人主體意識爆升、躁動,催生了一個朦朧的本土意識,以至本土認同。而且,相關討論在網絡有愈來愈烈之勢:有因應本土認同而產生的本土性與中國性的爭論,有因為本土認同而催生了國族認同的討論,香港人與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之矛盾(if any),政治上則是質疑「中國無民主、香港無民主」的論述,認為香港民主命運可以甚至應該與中國命運割裂,甚至應如何建構一個,以香港人為主體的香港歷史,而不是由北京當權者定義的香港歷史,所以既然中史要必修,則香港史亦同時要獨立成科及必修!

這些意識形態之對立與罵戰,對民主派前輩而言,是一件火星的事情。因此,當「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口號惹起了紛爭,他們確實搲破頭,因為他們不理解或不知道,原來年輕人的主體意識已經爆晒燈,也不理解年輕人在網絡世界上的討論,已經去到何等程度。兩個世代,出現另類的「數碼區隔」。所以,當有青年朋友提到,六四事件是否應該有本土視角的時候,民主派前輩怔了一怔,因為他們腦裏面,還是認為六四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是一場在香港之中國人,參與的中國民主運動,為什麼要有本土視角?

問題是,主體意識之上升,就等同本土化,就等同族群矛盾、在地鄉土以至最後之去中國化嗎?這次支聯會的口號,特別是有關「愛國」、「愛民」的網上或社會討論,則見這幾個概念不斷拋來拋去。事實上,每個概念都有其背後的系譜,極需要詳細梳理,但可悲的是,網上及主流報章,並不是意識形態討論的場域,結果是,你用族群意識開帖,他就用香港中國、一邊一國講港獨回擊,你用國家認同開帖,他用去中國化還帖,一時之間又變成誰是真正本土,誰是假本土真賣港的口水討論!

對普羅市民而言,這些論爭都在互聯網發生,的確「離身」。我輩好多「正常生活」朋友上網,談的不是風花雪月,就是子女playgroup,平日對政治無甚興趣。他們會一年復一年地去六四維園悼念死難者,相信也不太理會(或者不理解)這些論爭的緣起及走向。但一石激起千重浪,網上討論愈烈,遲早也會燒到現實社會。當「中國人 vs 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國族認同以至主體性等語言進入尋常百姓家(就像台灣一樣,在民主化之後,身分認同等學術語言走入群眾及選舉)之後,已不再是學術語言,而是街坊語言,也不是談論Stuart Hall或Frantz Fanon,而是談論為什麼柴米油鹽衛生巾都給強國人搶光光。對街坊而言,主體意識的呈現,是藥房買不到奶粉,是嘲笑強國人喝益力多居然可以豐胸,而不是什麼後殖民性的主體意識覺醒。

悼六四 想像美好中國

悼念六四,是一種對民主中國的期待,到底,還是懷着一種對美好中國的想像。想像的中國,與現實的中國,從來都是兩回事。假如有人說,因為六四是人類災難而值得香港人悼念的話,這沒有錯,但是全球各地,每天都有災難發生,例如為何不在每年九月十一日,在香港維園搞一場悼念美國九一一死者的悼念晚會,向紐約消防員致敬?願意出席六四晚會的話,到底心底裏,還有一點兒「中國」的存在。有親北京人士常說,不希望看到六四晚會有那麼多燭光。好的,今年支聯會在自己隊友亂踢波,開罪了丁子霖,結果不喊「愛國愛民」,沒有了「國」。假如未來幾年,六四晚會出席的人數愈來愈少,又或者在表述、口號以至文宣都沒有了「國」,北京官員也不要沾沾自喜,可是一個「告別中國」的開始。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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