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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為什麼是香港?「叛諜門」三方攻略

1017603_593166937384127_1083547283_n美國前中情局特工斯諾登滯留香港,成為全球熱話。究竟他為何選擇香港、事情最終會怎樣演變,都是十分豐富的間諜電影素材。從國際關係的角度,各方當事人都有不少策略可供選擇,簡述如下:

角色一、斯諾登

·      背景設定:假如斯諾登只是個人行為,沒有龐大集團支援,他選擇香港的原因就不可能單是為了個人安全,而是為了掌握議題設定權,慢慢爆料。要是他選擇英國等美國盟友,會擔心後者因「國家利益」把他遣返;但要是他選擇中俄伊朗等美國對手,也會擔心這些國家把資訊封鎖,有違他鬧得舉世皆知的目的。香港既在美國直接影響範圍之外,又有自己的涉外關係制度,斯諾登就能擠牙膏那樣長期佔領議題。

·      策略一:「塔吉克模式」:塔吉克(Nosratollah Tajik)是前伊朗駐約旦大使,被美國指為軍火商,要求英國政府在他留英時予以引渡。塔吉克用了六年時間,不斷向英國司法制度上訴,以證明自己無辜,並通過媒體散播自己的正面形象,又爭取到英國社運界廣泛支持,結果案件變成了英國司法、媒體、社運聯手對美國的馬拉松公審,最終塔吉克獲准返回伊朗。斯諾登只要等到美國正式提出引渡,就可以開始在香港制度內演出、自辯,媒體注視、社運聲援統統可期,可能成為未來一年最能影響國際議題的人。

·      策略二:「王立軍模式」:斯諾登也可效法王立軍,讓公眾知悉他曾接觸中方代表、懷疑他把部分機密文件給予中方傳檔,令兩國都不知道對方底藴,然後同時向中美雙方討價還價,保護一批他知道的兩國特工,建立自己的情報體系,甚或通過他們與維基解密、Anonymous一類組織結成同盟。這類做法相當高危,卻足以挑戰國家主導的國際政治,屬於不少網絡高手夢寐以求的「理想」。

·     策略三:「俞強聲模式」:俞強聲(網絡一作俞強生)曾是中國國安高層官員,也是政協主席俞正聲的哥哥,八十年代變節到美國,轟動一時。假如斯諾登並非美國安排的棋子,而是決心為了揭露華府黑暗面,他亦可以全面變節投奔中國,只要手上的資料足夠震撼,這會是近年中國處理對美外交的最得意成就。由於斯諾登的資訊亦波及全美資訊科技公司對私隱的監控,他對中國的價值不僅局限在政府層面,也對中國資訊科技及網絡公司十分有用。早前美國不讓中資華為收購3Leaf的案件,也會淪為笑柄。

角色二、奧巴馬

·      背景設定:假如斯諾登叛變並非美國的苦肉計,這是奧巴馬連任以來面對的最大危機。來自右翼的共和黨高調批評他虛偽,表面上刪減國防經費、暗中卻做得比布殊更徹底,來自左翼的社運人士也會在人權角度質疑其誠信。至於在國際社會,無論是盟友、敵人,都會覺得近月連番質疑中國派出黑客的美國「雙重標準」。要是斯諾登有證據證明美國監視個別德高望重的國際級名人,更可能出現難以預料的連鎖效應。故奧巴馬希望的不單是成功引渡,還要是儘快引渡,不希望斯諾登利用香港制度長期演出。

·      策略一:「引渡驅逐法」:美國可在國內對斯諾登提出罪名嚴重的檢控,通過親信媒體爭取道德高地,以應付國內外輿論,然後以利益或壓力向北京疏通。但就是北京願意與美國合作,也不能要求港府立刻把斯諾登引渡:根據香港的Fugitive Offenders Ordinance,北京可以基於國防外交等原因指示香港特首,但不能凌駕法院,故理論上,不能杜絕斯諾登利用香港制度長期申辯。不過北京卻可以提出「國家安全」原則,要求香港驅逐斯諾登出境,以方便美國的進一步行動。

·      策略二:「反客為主法」:雖然華府難以對斯諾登滅聲,卻可以找出一個差不多的中國案例,例如找出中國特工的同類行為,或安排中國特工/偽中國特工對美國變節,然後把美國早已得知的機密當作特工爆料。美國這樣可以分散國際對斯諾登的注意,並嘗試反制北京,奪回道德高地,同時向國內證明適當網絡監控的必要。只要北京有超越常人底線的行為被揭發,一切也可以慢慢扭轉,這是減輕破壞的非常舉措,屬危機管理教材的範例。

·     策略三:「實踐預言法」:美國現階段怎樣妖魔化斯諾登,都不易令一眾「花生客」信服,但要是能證明斯諾登的行為直接帶來災難,輿論卻可能迅速逆轉。方法就是配合斯諾登爆料的具體內容,製造「自我實踐的預言」。舉例說,假如斯諾登每在香港爆料一次,香港就出現神秘意外,甚至有人神秘死亡,再配合一些靈異、玄學節目,足以讓香港社會出現趕走「美國政棍」的呼聲。但假如是這樣,世界本身已是永無寧日。

角色三、習近平

·      背景設定:假如斯諾登不是美國派來蠱惑中國的特工,這對北京而言,大概是天掉下來的棋子,不但令中國反擊美國的黑客批評,還可以反客為主,研制一系列戰略。關鍵是北京不能過份興奮,不應正面批評華府,只要把戰略性行為都歸因於「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美國就只能啞子吃黃蓮,還要在形式上感激北京「體諒」。

·      策略一:「陣地戰」:基本策略是避免在個別議題刺激美國,卻在國家層面築起「捍衛人類公義」的整個陣地,聯合其他國家,共同向美國討回被駭的「公道」,在不挑戰世界秩序的前提下,挑戰整個美國外交的道德體系和軟實力,乃至逐漸聯合到其他美國違反人權的案例,算一個總帳。只要斯諾登不爆出中國機密,北京會利用香港「一國兩制」作白手套,鼓勵香港官僚把案件拖得越長越好,包括鼓勵特區政府在斯諾登簽證到期後提供不遣返保護,任由美國提出引渡理據,相信斯諾登的能力,讓他盡情演出。

·      策略二:「運動戰」:北京也可能擔心斯諾登被其他外國勢力利用,讓他長期在港會失控,帶來社會不穩,希望把他在香港的時間局限在簽證有效期內,然後讓他到別國尋求政治庇護。要是這樣,斯諾登在港期間,北京會爭取時間,針對個別議題發起「運動」,特別是在美國疲於奔命、美國網絡公司要暫避風頭不敢太配合政府時,集中資源,搶奪國際網絡協定主導地位,乃至協助華為等中國公司,和美國公司爭奪國際網絡市場。這樣一來,中國雖然未能和美國並駕齊驅,卻可望打擊美國在網絡空間的勢力。

·     策略三:「心戰」:另一個策略或會與上述選項同步進行,交由駐港人員或代理人執行, 就是針對香港的「外國勢力代言人」、「離地買辦」,動員群眾進行教育,讓斯諾登成了揭露「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使者。須知近年北京積極宣傳美國如何干預香港內政,斯諾登作為活證據活現人前,彷彿專門給上述理論背書。此後「維穩人士」再把佔領中環、顏色革命、外國勢力等扣在一起,對一般人而言,或會顯得比從前可信;若能繼續影響關於23條立法等輿論,對北京駐港人員而言,更是一件奇功。

沈旭暉 星期日明報 2013年6月16日 (系列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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