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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裕:典型在夙昔

2 RubberBand七一那天在炙熱太陽下從啟德遙望一水之隔的維多利亞公園會想到什麼,這可能是香港二十五歲以下年輕人最想知道的事。這會是「身在曹營心在漢」抑或「一片冰心在玉壺」,恐怕到時走上台張開嘴才知道,七一下午二時還未到來這刻說三道四實是不近人情了一些。有一種解說是,藝人其實空間不大,一張合約就夠你受,一句「違反合約精神」足以要你煩幾年。這個我不能不同意,藝人要親近建制而付出的機會成本,肯定比與建制對幹來得低廉。然而究竟香港的社會意志會不會最終扭轉泥淖意識,抑或不幸如杜牧所言的「隔江猶唱後庭花」和諧先行,這次事件是很有意思的觀察機會。

 在facebook,RubberBand的wall paper一改再改,周六清晨變成「維港我舞台,維穩不要來」,毫無疑問這支樂隊過去半個星期經歷了人生最嚴厲考驗,藝術生命和政治生命孰重孰輕,可能要追溯到組成樂隊的那一刻心中所思。普羅樂迷無法得悉他們想起了什麼,不過,搖滾的本質,以及藝人的良心,肯定在這次事件中扮演巨大的推手。相對於此,若論藝術知名度,恐怕沒有人會否定披頭四的約翰連儂(John Lennon),一九八○年遭槍擊去世的前幾年,他和太太小野洋子長期受到美國聯邦調查局(FBI)跟蹤監視。加州大學歷史學者韋納(Jon Weiner)二十五年間孜孜不倦追尋,在二○○○年成書的Gimme Some Truth:The John Lennon FBI Files(《給我真相:約翰連儂聯調局檔案》)指出,他根據《資訊自由法》向聯調局索取連儂的檔案,延宕十年之後,聯調局給了他二百八十一頁文件,上面用大量黑色墨水遮蓋,但韋納從其他途徑找到真相﹕下令跟監連儂的是總統尼克遜,移民局亦對連儂申請居留權再三推搪。這是一個藝術家奔走政治之間付出的代價,風雨憶故人,連儂留給我們的是傳誦至今越戰方興之際曲子Give Peace a Chance(《給和平一個機會》),以及今天已成古化石般罕有的「典型在夙昔」風骨。

社會是流動的形態,但社會意識決不是潮來潮去的東歪西倒,如今香港藝壇的去政治化不是與生俱來,事實上香港藝壇從來都並非如此,只是近年大國崛起後自我退縮以換取大陸巿場空間從而交換出去。一些說法更說是「強鄰在側,豈敢不從」,這是歷史失焦之下的笑話,五十年代韓戰爆發冷戰幕啟,香港成為圍堵紅色共產中國的橋頭堡,羅湖橋這邊是英美勢力下的鐵幕前沿陣地香港,橋那邊是中共治下的赤色大陸,香港的冷戰戰略位置由此可見。當時卻有一批粵語片影人,不畏港英打壓,拍出了對呱呱墮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嚮往不已的電影。中聯電影公司在香港電影史是一個絕對不能抹去的角色,大明星大花旦寧願少收片酬接拍他們心目中的寫實主義電影,其實底下是對北方那片國土的油然期許。《危樓春曉》歌頌低下層巿民團結自立,在大陸影展一舉得獎。我不只一次在這裏提過,中聯姐妹公司華聯的伊秋水與李小龍《人海孤鴻》最後一幕,走向新生的伊秋水挽十齡孩童李小龍的小手,「我返鄉下咯」,一大一小的背影沿鐵路隱沒在崇山峻嶺密林之中,是少數至今仍令我眼熱的場景。

我城從來是政治化

今天看來,也許有人會說中聯犯上了政治幼稚病,然而這種所謂幼稚病要付出巨大機會成本,被認為與中聯極為接近的富商何賢,八十年代接受黃霑訪問時說「人當我發花癲」,全城都患恐共症而這批演員不怕政治部調查勇於表達一己之想。須知道當中聯拍成巴金《家》《春》《秋》激流三部曲已是明顯親近中共,港英定會嚴懲不貸,一九五二年也是中聯成立的同一年,演員劉瓊被驅逐出境,政治氣壓之低不言而喻。因此,當今天香港社會對藝術與政治的二元展開辯論時,不妨翻開史書看看這一行頭的先輩如何不畏強權。政治信膺是短暫時光,但由此顯露的骨氣流傳至今。前年,電影資料館推出中聯影展,在過時的菲林膠片之間,令人感慨香港歷史上有過這些錚錚風骨的影人。

生活是藝術的活水,這一定義放諸四海皆準,差利卓別靈傳世的不是惹笑臉容,而是悲天憫人的人性本質。挑戰希特勒的《大獨裁者》已見其政治勇氣,之前的《城巿之光》刻劃出資本家對勞工階層的剝削。五十年代美國颳起「誰失去了中國」(Who Lost China)邪風,差利卓別靈因為立場左傾受到迫害,遠走歐洲。當他甫踏出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與移民局立即取消他的再度入境許可,差利卓別靈發表了一篇擲地有聲的講話,公開放棄美國居留權,絕不眷戀。二十年後,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後,氣氛嬗變,奧斯卡委員會決定向差利卓別靈頒發終身成就獎,小器之極的移民局發出維期僅兩月的入境簽證。那個清涼的晚上,當差利卓別靈出現舞台的一刻,全場起立熱烈鼓掌五分鐘;台下的欣然與台上的激動,構成了美國電影工業一個最動人的時刻。

演藝界由於社會知名度,往往成為建制的打壓或拉攏的對象。五六十年代美國演員工會即屬官方打手,列根與尊榮長年擔任會長,對自由派影人多加迫害,右翼的高壓讓人看到列根的劣根和尊榮的尊容,原來都是大美國主義下的走狗。荷李活是反華大氣候下的重災區,其中有「十君子」案,十位著名編劇拒絕出席國會聽證會指出誰是親共同路人,最後終身不得錄用。在生活和正義之間,在戰後經濟仍未重建的日子,在藝術生命隨時中止的時刻,這些人義無反顧離開富足的生活,脫離心愛的事業,大路朝天各走一邊。一九九一年,羅拔迪尼路在重塑十君子案的電影Guilty by Suspicion中飾演導演David Merrill,介乎討生活和指證同事之間的心路歷程,勾勒出一個有良心的藝術家在人生十字路口何去何從,賺人熱淚之餘引發討論永恒的命題:政治與藝術真的是難以兼容?

藝術家的天賦純真

藝術家的天賦在於擁有凡人匱乏的純真(innocence)以及夢想的本質,就是因這樣,他們始能得風氣之先走出藝術大路。約翰連儂在名曲Imagine就毫不保留顯示此一非凡特質,在東半球仍在文化大革命的崇毛狂熱之時,在西方反戰演變成衝突的年代,他與小野洋子在荷蘭和加拿大「為和平上」(Bed-Ins for Peace),宣揚反戰擁護和平。事過四十年,今天看來連儂是如假包換的和平使者,以夫妻二人之力對抗戰爭,可是在七十年代初保守時代,連儂夫婦舉動十之八九被目為「嘩眾取寵」。尼克遜下令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跟監連儂,威權暴力對富於想像的歌手強力打壓,然而連儂的人道關懷在西方世界掀起了前所未有的衝擊,人文精神最終壓倒槍炮火藥。近半個世紀後,一項討論仍然延續:到底連儂與披頭四伙伴保羅麥卡尼比併如何?史家的認定,是保羅麥卡尼是天才橫溢音樂家,連儂則是一洗世間塵俗的「夢者」(dreamer)。這是兩個不同層次的評定,在人類歷史的定位昭然而現。

我城今天對RubberBand「去抑或不去」的討論絕對是好事,引帶出這個人均收入早逾全球中位數的海港城巿,在社會意識上是仍然沉睡的鄉愿巿集抑或是清醒都會的大辯論。我們毋須急於落下結論,也不必對RubberBand馬上施以夏楚,這需要過程——從社會大眾把搖滾音樂定位為「音樂」,提升到定位為如美國樂評人Patti Smith形容的搖滾不只是音樂而是「公義及社會覺醒」,這不僅是一支樂隊重新認識我城的過程,更是整個香港在大時代重新體認政治及社會本位的歷煉。

搖滾是公義及社會覺醒

歷史一直在遙遠的高處留意我們,從去政治化到親近政治,中間必然有起有落——胡蘿蔔和大棒子交加,政治機器威權作惡及社會民眾發聲的期許,就如走過萬水千山滌盡凡塵的歐美學運。這一條迤邐而出的民主長路,團結更多才能發出更多,一棍子打死只會令親痛仇快。在這裏,我有一個小小的要求,RubberBand七一那天唱一闕Bob Dylan一九六二年寫成的老歌Blowin’ in the Wind,把頭兩句歌詞送給他們自己,視此為自許也好,視之為對應這幾天的波濤洶濤也好,畢竟,人總是會成長的﹕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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