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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梓棋:真正的閱讀——余英時與陳寅恪

9789571930213早就聽聞余英時先生的《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是本好書,卻到最近才買了兩年前增訂的新版,一篇篇讀下來,心裏激動,覺得余英時示範了如何做個理想的讀者——拿着一本謎語書而不猜謎,永遠都不曉得謎語的奧妙之處。何况那還不是普通的猜謎遊戲。博學如陳寅恪先生,晚年卻要在中共治下苟活,把心事和憤懣曲折地寫進詩中,實在是當代中國摧殘自由之思想的寫照。幸好有後來者余英時作鄭箋,猜謎發隱,否則瓶中信就在汪洋裏永遠飄浮。《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之解謎,就算不直接如瓶中信之終被打開,也最少像流落荒島的人向大海招手之後,遠遠聽見輪船表示會意的一聲氣笛。真有人明白的話,一個就夠。

余英時為陳寅恪寫第一篇文章時只有二十八歲,陳寅恪尚在人間。那是一九五八年,余英時從陳寅恪不能在大陸出版的《論再生綠》察見其心跡,發而為文,是為他研究陳寅恪的開始。在更多考證與論辯之後,余英時逐一寫出〈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試述陳寅恪的史學三變〉等文,都收錄在此書當中。文章前後跨越四十年,結為文集,資料不免重複,但由此益見余英時論點之貫徹,最初的直覺與假設都出奇準確。

太史公沖虛真人之新說

書中詩文典古的考證頗艱澀,這裏僅舉幾個較為容易的例子。余英時的論點之一,是陳寅恪以其獨立之精神,不單從未靠攏中共,更認定這個以夷為師的獨裁政權,將把中國文化徹底摧毁。這種話在文字獄盛行的時勢,當然不能宣之於口,連書信也寫得隱晦,例如陳寅恪在一封信中提及自己著書已改用新方法,便說那既非乾嘉考證,「亦更非太史公沖虛真人之新說」。余英時在〈後世相知或有緣〉一文如是收結:

試想太史公和沖虛眞人都是老古董,怎麼忽然變成了「新說」呢?其實陳先生這裏用的正是我一再指出的暗碼系統。太史公是司「馬」遷,沖虛眞人是「列」御寇,他其實是說,他研究歷史決不用「馬列主義」啊!此陳寅恪之所以成其為陳寅恪也。

信中明顯讀不通的句子固然像謎,貼在門前看來顯淺的對聯也一樣充滿玄機。余英時之見出來之後,中共自然組織反擊。例如馮依北,即引陳寅恪在一九五九年的門聯「六億人民齊躍進,十年國慶共歡騰」為反證。如此歌功頌德,不是鐵證如山?余英時在〈陳寅恪晚年心境新證〉的回應可謂鞭辟入裏。他憑藉的先是自己對陳寅恪的認識,覺得以其史識,不可能歌頌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政權,復謂以先生的文史造詣,即使要歌功頌德,也會寫得比較得體和有深度。

十年國慶共歡騰

然後,余英時說明熟知文章體例的陳寅恪,一年前特意寫過一段「歇後體」的文字,點出門聯實用歇後:「『六億人民齊躍進』的下面半截沒有說出來。六億人民一齊躍進什麼地方呢?躍進火坑、躍進地獄、還是躍進深淵?這是要讀者自己用想像去填補的。」說服力固然未足,他補充:「十年國慶共歡騰」的「共」即是共產黨的「共」。所謂「十年國慶」只是「共」產黨的「國慶」,也只有「共」產黨才「歡騰」。陳先生把「人民」和「共」產黨放在一副對聯的兩面,他的意思還不清楚嗎?」

孤證不立,余英時接着指出陳寅恪在詩文中用「共」字暗指「共產黨」的其他例子,如〈聞歌〉一首:「江安淮晏海澄波,共唱梁州樂世歌。座客善謳君莫訝,主人端要和聲多。」所聞之歌是什麼?主人和座客又是誰?詩中的「共」字是雙關語:「共產黨自己歌頌太平,卻要知識分子跟著和唱,而『善謳』的『座客』也真多得令人驚訝,這是全詩的命意所在。」至此,余英時的反駁可稱圓足。對比馮依北強把陳寅恪在一九○○年寫下的「領略新涼驚骨透」一句,解作「不意共產黨待我如此之厚」,以及透骨新涼「並非貶語則甚明」等,相距不可以道里計。余英時回應說「如此說詩,誠足解頤」,已是相當克制的嘲諷。

詩無達詁,卻不代表讀者就可隨便穿鑿附會。余英時尊重證據,隨時是服善而修正己見。例如當有人提出陳寅恪詩中「弦箭文章」一典更合理之說法,余英時即承認:「我在原文中所引袁紹以箭弩著稱云云,其實全不相干」等。這坦然,令我想起他在〈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的一條注釋。他在這篇經典文章有「大觀園就是太虛幻境」之見,並在句後施注,謂重翻俞平伯《讀紅樓夢隨筆》,才發現大觀園即太虛幻境之說早為嘉慶本評者道破,俞平伯之轉語亦早有此說。余英時寫道:

俞先生最後一句話和我的說法一字不差。足見客觀的研究,結論真能不謀而合。《隨筆》我曾看過不止一次,但注意力都集中在前面俞先生自己心得的幾節,居然漏掉了這條吞舟之魚。本文既已寫就,改動不便,特補記於此,以誌讀書粗心之過。

單是一條注釋已知其為學的態度,亦可見要做到文證詳悉,實不容易。

解讀暗碼系統

回到余英時箋注陳寅恪詩之法。用得不好,那固然是疑神疑鬼,草木皆兵,故此《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亦有專講方法論的文章,分析這種暗碼系統的解讀,牽涉詮釋學與史學問題。但我想,有兩個方法最能概括他這種讀書態度。

其一,貫穿書中各篇文章的,全在「心」字。不論心情、心史、心境、心事、心曲,均離不開一種將心比己的代入,類近余英時形容陳寅恪寫《柳如是別傳》時之「歷史的想像力」﹕王國維自沉了,去國的機會經已消遜,政府肆意蹂躪讀書人,亡天下之憂思日深,陳端生、錢謙益與柳如是激盪了他的心靈而使他耗盡精力為之發皇心曲,這全是余英時「以意逆志」的背景,再在「發而為詩」的地方搜尋證據。

其二,則可用余英時在書中〈書成自述〉的末段歸納。這將心比己,不單是一般的「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因為到最後更是合二為一,再也無分彼此了。余英時說﹕

我曾一再說過,我儘量試著師法他的取徑,他怎樣解讀古人的作品,我便怎樣解讀他的作品。從這一點說,這本書不能算是我的著作,不過是陳寅恪假我之手解讀他自己的晚年詩文而已。但我不否認我對此有一種情感上的偏向。因為它已不是外在於我的一個客觀存在,而是我生命中的有機部分。它不但涉及歷史的陳跡,而且也涉及現實的人生,不但是知識的尋求,而且更是價值的抉擇。此書不是我的著作,然而已變成我的自傳之一章。

真正的閱讀,大概無過於此。

作者知我

余英時這樣閱讀陳寅恪,結果得到了什麼?除了一本書和一些攻訐,余英時告訴我們,在陳寅恪過身十多年後,他得到一封書信,信中有陳寅恪的女兒陳小彭希望轉告余英時的消息,頭一項說,陳寅恪當年讀過余英時的〈陳寅恪論再生緣書後〉一文後,說過四個字,擲地有聲——「作者知我。」

大陸其實是比較大的荒島,飄流落難的人,卻因寫作與閱讀,心氣相通,最少在浩瀚的時空裏頭,因為人之相知,於孤單之中得到慰藉。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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