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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公民抗命與香港前途

1372608397_b72c香港回歸中國已16年了,《基本法》所承諾的特區行政長官普選至今未能落實。早在2007年,民調顯示支持普選的市民已超過六成,但中共中央對於普選時間表一直在採取拖延策略,以致到目前為止,香港人民仍然不知道:他們要爭取的2017年普選究竟有沒有實現的可能。而且,親共分子和傳媒還不斷放出話題:不與中共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人決不應成為特首。他們已在試提種種方案,怎樣在選舉機制方面進行嚴密的操縱,保證只有完全可靠的親共分子才能成為特首候選者。換句話說,中共對付香港特首普選的另一策略,是將它轉化為變相的一黨專政。正是在這種極端不公平的情況下,香港最近才出現了「公民抗命」、「佔領中環」的大運動。為了爭取公平、自由的普選在2017年的實現,香港大學戴耀廷先生首先在今年1月提出「公民抗命」、「佔領中環」的號召,然後又在3月和陳健民、朱耀明兩先生共同發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信念書。這一號召是很有力的,聞風而起者已進入佔領中環的組織與裝備階段了。

另一方面,中共和香港官方對於這一運動,則採取絕對敵視、仇視的態度。最近兩三個星期以來,官方和親共人士採取了一系列的攻擊,向佔中運動施壓:有人說它將危害香港治安,有人預言它必然破壞金融市場,最後將香港福祉推向懸崖,甚至還有人將它抹黑為「外國勢力與反對派搶奪香港政權」。總之,恐嚇、利誘、誣陷……等等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但是,從這些驚慌失措的表現來看,佔中運動確實打中了他們的政治軟肋,也是可以斷言的。

其實,佔中不過是公民抗命在香港此時此地的一種具體表現。公民抗命才是這一大運動的靈魂,而且密切聯繫着香港的前途。所以,下面我將極其簡略地談談公民抗命的涵義。

「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是現代政治思想上一個極其重要的概念:作為一種指導原則,它曾在許多現代國家和社會中推動過歷史的進程。公民抗命這個詞是美國著名詩人梭羅(H. D. Thoreau)在1849年鑄造的,用作一篇論文的題目,從此流傳天下。他當時因反對美國與墨西哥的戰爭以及擴大奴隸制度而拒絕納稅,甘願入獄,以表示對政府的反抗。這顯然只是一次個人本位的公民抗命,但它的象徵意義卻受到很多人的重視:公民,無論作為個人或是集體,面對國家或社會嚴重不公平、非正義的情況,而又找不到任何其他辦法改變現狀,則可以對政府進行公開的、和平的抗爭。雖然其中包括着違法(如拒絕納稅)的方式,但抗爭者已有接受法律懲罰的心理準備。

梭羅的公民抗命概念之所以在美國發生了深遠的影響,正是由於它指示了一條不動用暴力而可以使社會不斷改善的道路。最顯著的例子是馬丁.路德.金所領導的「公民人權」運動。他奉「非暴力」為一種宗教原則,堅持黑人必須以和平方式爭取平等的人權。在運動的技術方面,他盡量吸收了甘地「消極抗拒」的手段,在精神上,他也深受甘地的影響,主張抗爭而不為仇恨的情感所吞沒。他的基督教信仰和甘地對全人類一視同仁的關愛,十分接近。但是我必須立即補充一句:甘地的「消極抗拒」運動則是受梭羅公民抗命一文的啟發而發展出來的。

事實上,今天我們放眼世界,公民抗爭幾乎到處可見,已成為改變歷史的一股主要動力。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革命」和最近幾年中東的「茉莉花革命」,都可以歸入公民抗命的一類,只是名稱不同而已。當前在土耳其和巴西發生的非暴力抗議活動也無疑是不同形式的公民抗命的體現。

公民抗命在中國近代和現代史上更曾取得重大的成就,1919年的「五四」運動便是其中最輝煌的一個。但中國的公民抗命又具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因此,「五四」的主體不是一般公民而是學生。正如明末大思想家黃宗羲所指出的,學校是主持「天下公是公非」的所在,所以他對東漢、宋代太學生的干政都十分同情,竟稱之為「三代遺風」。這當然是由於他自己在少年時期也曾參加過一場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

「五四」以後中國最偉大的一場公民抗命是1989年天安門的民主運動,也同樣是由青年學生領導的,但不幸竟以被屠殺告終。這恰好印證了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的觀察,公民抗命如果引起社會動盪,其責任不在「抗命」的公民,而在那些濫用權力和權威的人。

上面一點歷史回顧讓我們清楚地認識到,公民抗命不但不是破壞政治、社會、經濟秩序的激烈行為,而且是以一種最和平、最理性、也最文明的方式促使秩序更合理化的運動。這次在香港倡導公民抗命的學人,如戴、陳、朱三位先生對於這中心概念掌握得十分準確,所以他們才提出「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響亮口號。但是,中共和香港官方已開始對公民抗命的觀念進行抹黑了,甚至說和平佔中是「為犯法而犯法」。這種說法或是出於惡意歪曲,或是由於完全無知,二者必居其一。我在百忙中寫此短文,是為了讓香港讀者知道,公民抗命不但有偉大的過去、光輝的現在,而且更有無限的未來。參與公民抗命,是現代人的光榮而神聖的責任。

爭取特首普選,關繫着香港所有公民的未來,他們的人權、自由、生命尊嚴等等核心價值,都必須在過了公平普選這一關之後才能有着落。在缺乏任何其他有效途徑的情況之下,公民抗命、佔領中環無疑是爭取普選的最重要的手段。

我希望港人在今年7.1遊行時踴躍參加,為公民抗命增加力量。

余英時

二○一三.六.二十八於普林斯頓

(註:作者余英時是歷史學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譽講座教授,曾任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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