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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兩岸 Cross Strait, 政論縱橫 Politics & Philosophy

龍應台:城市文化—五十年來家國 我看台灣的「文化精神分裂症」 (上)

台灣,怎麼會變成這樣?

〈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二○○三年六月十三日「人間副刊」)一文發表十天之內,我收到近兩百封讀者來信,其中三分之一來自台灣以外的天涯海角。如果說,二十年前《野火集》的讀者來信是憤怒的,憤怒到想拔劍而起,那麼在〈紫藤〉的讀者來信中,幾乎完全看不見憤怒,多的是沈痛和無奈,無奈到近乎自暴自棄。最讓我心酸的是這一封,來自一個十八歲的青年:

台灣人有沒有根?

我覺得沒有根

我覺得很想哭

我的夢 想起飛……可是一直以來

我活得很辛苦 很辛苦 很辛苦

而且我知道

有更多人比我更辛苦 更加辛苦 更加倍辛苦

一種黯淡的沈重、一種無助的茫然,幾乎滲透在每一封信裡,每一封信裡又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

台灣,我們的台灣,怎麼會變成這樣?

二十一世紀初始的三年,我們看見了許多五十年來不曾見過的事情:最斯文的教師走上街頭遊行,最憨直的農民漁民上台北抗議,最苦幹的工人綁起白布條;這是士農工,而商,啊,商人不上街頭,他們用腳直接出走了,留下一棟一棟的空屋。在生活的挫折下,憤懣激進的人滿載汽油去撞政府大樓求同歸於盡,那膽小怯懦的便爬上高樓,帶著自己稚幼的兒女,一躍而下求一了百了。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不甘於貧又無力於富的人則鋌而走險,持槍行搶。

五十年不曾見過的更是執政者的清晰面目。戒嚴時代,統治者給我們看的是正氣凜然、威嚴莊重的面目;恐怖的迫害、權力的橫行,都在國家神話的幕後進行,我們看不見。解嚴之後的國民黨——我們畢竟聰明了一點——讓我們看見的是一副偽善牧師的嘴臉,嘴裡喊著民主與革新,手上做的卻是金錢與權位的交媾,復仇與奪權的鬥爭。跨進二十一世紀,我們心中又有憧憬;或許前面的人不善待這片土地是因為他們不把這裡當家,於是我們讓一個在鄉下長大的孩子「當家」,讓一個曾經看起來有道德勇氣反抗強權的政黨來執政。然而三年了,我們看見的,竟然仍是金錢與權位的交媾、復仇與奪權的鬥爭,唯一的不同是,從前或莊嚴或偽善的面具悍然卸下,權力的野蠻赤裸裸地攤開在陽光下,在我們的眼睛前,進行。政治人物面孔的醜陋,我們五十年來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見。

這三年中,政治淹沒了台灣。經濟議題變成政治議題——台商變成台奸;疾病議題變成政治議題——WHO聯合全世界來「打壓」台灣;生態議題變成政治議題——核四要用還沒有法源依據的公投來決定。這三年中,沒有政策,只有政治;當重大的「南進政策」提出之後,我們赫然發現,那僅只是為了造成元首出國的一時風光而製造出來的假政策。這三年中,引領國家前進的技術專業領域——不管是金融、經濟、工業、研究發展、文化,甚至學術,全面由意識型態「正確」者接管。這三年中,比從前更多的人相信自己的電話被國家竊聽。這三年中,只要是權力所需,執政者可以推翻民主程序,扭曲法律解釋,或者根本公然違憲。這三年中,只有選舉技巧的無休無止的賣弄,沒有靜水流深、穩紮穩打的執政;只有鞏固政權的措施,沒有鞏固國家的政策;只有權力的操縱,沒有責任的擔當;只有民意的短線盤算,沒有願景的長程擘畫。這三年的台灣,我們驚慌萬分地發現:只有眼前,沒有未來。

這三年中,我在公開場合上見到現任總統三次,都是上百、上千個文化人出席的重大場合。每一次他走進來,絕大多數的人都照樣坐著,沒有幾個人起立表示尊敬。他尷尬地走到第一排,尷尬地坐下。

是的,台灣是怎麼了?元首是國家的象徵,舉國寄望之所在,沒有哪一個文明的國家不為他的元首起立的。他的尊嚴就是我們的尊嚴;他的受辱就是我們的受辱。為什麼,為什麼最講究「禮」和「理」的文化人對我們的元首淡漠以待?

應該崇高的不再崇高,應該尊敬的無法尊敬 ——我悲傷地想著:那受到傷害的是他,還是我們心中曾有的夢?

我們這一代

十五歲的我住在高雄茄萣鄉,一間簡陋的,沒有廁所也沒有浴室的公家宿舍。牆壁長滿了壁癌,沒錢粉刷。晚上睡覺時,壁癌像麵粉一樣撲撲剝落,蓋得我一頭一臉。母親坐在地上結漁網,日日夜夜地結網,手上生了厚繭,有時候會流血。流血結網得來的錢,就拿去為我繳學費。每天清晨搭客運車,到台南女中上學。從茄萣經過灣裡、喜樹、鹽埕到台南,那條路千瘡百孔,雨後的坑可以大到摔一輛腳踏車進去。

今天成為總統的人,當年和我一樣,每天清晨從鄉下,顛簸在坑坑洞洞的鄉路上,到台南城裡去求學。

我們是在貧窮中長大的一代。他的長輩是困苦的佃農,我的長輩是流離的難民。我們這一代,站在台灣濕潤的土地上,承受著上一代人流離困苦的汗水淚水,在默不作聲但是無比深沈的愛中成長。越是貧窮,越是奮發。

一九六○年代,很多人離開這個島嶼,一去不回頭,政治的壓迫和文化的貧血使他們感覺窒息,選擇棄國。

而我們從懵懂少年轉為心中充滿正義、眼睛見不得黑暗的懷疑者。身邊失蹤的朋友,被逮捕的同學,遭沒收的書籍,國際上的節節挫敗,都促使我們開始思索台灣的前途,自己的未來。經過勝利路台南一中的操場,剃著光頭、穿著土黃色制服像士兵一樣的學生在軍訓教官的哨聲中踢著正步,太陽毒烈,塵土撲面。這,就是我們的未來嗎?踢正步的學生中有一個叫陳水扁的,鹹鹹的汗水流進眼睛,心中或許在問一樣的問題。

七○年代,上一代人的胼手胝足有了初步的收穫,經濟起飛了。我們在他們的庇護下上大學,留學;這「奮發」的一代一轉眼變成教授、律師、經理、總編輯、作家、企業家……懵懂的不滿、模糊的思索、蠢動的不安,在八○ 年代,明朗成尖銳的批判、熱情的號召和積極進取的行動。在一九九九年,我曾經這樣描繪那個年代:

八○年代是「最黑暗也最光明的年代。因為黑暗,所以人們充滿了追求光明的力氣和反抗黑暗的激情,而且在黑白分明的時代,奮鬥的目標多麼明確啊。力氣、激情、目標明確—— 八○年代是理想主義風起雲湧的時代。只有在得到『光明』之後,在『光明』中面對自我的黑暗,發現那黑暗更深不可測,我們才進入了疑慮不安的九○年代,世紀之末。」

八○年代,是我們這一代人開始養兒育女的時候。用盡力氣改變現狀,一方面因為心中有夢,擺脫過去的壓抑夢想建立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台灣,一方面因為心中有愛和希望,希望我們天真活潑的下一代在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社會裡長大。

然而九○年代帶給我們的,不是希望,是失望。官商的勾結更加嚴重,復仇,成為政治的核心動力,轉動所有的社會齒輪。族群之間愈撕裂、愈對立、愈聲嘶力竭,政客愈有資本。政治人物從歷史仇恨的把弄中極盡所能地賺取他要的利益。

我們沒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賣台」、「台奸」的指控成為嗜血的鞭子。「愛不愛台灣」、「是不是台灣人」取代了「有沒有能力」、「是不是專業」。不用腦思考,我們用血思考。文化的法西斯傾向,非但不被唾棄,還被鼓勵;部落式的族群主義,非但不被開導,還被強調。

被綁架的人民

獨裁者去了,平庸政客戴上民主的面具,囂張上台。因為有民主之名,他們做的任何事情都有我們的自動背書,我們的背書使他們理直氣壯。在九零年代裡,我們已經成了被政客綁架的人民。

進入嶄新的世紀,三月的鞭炮聲響,幾千年來第一次,在中華文化歷史上有人民的直選。身為台灣人,我們覺得可以驕傲;台南鄉下的孩子、南一中踢正步的少年、我們「奮發」的同代,成為領導人,令人欣喜。他的政黨也曾經有過燃燒理想的志士,雄才大略的高人,可以期待。

短短的三年,驕傲,變成焦慮。全民工作福祉指數降到十四年來最低,也就是說,大多數的台灣人覺得生活愈來愈不幸福。而同 時,電視台開始播放統獨公投的宣傳片,宣傳以「新聞」的面貌呈現,只說獨立公投是人民權利,不提台灣特殊的處境,不提國際情勢的詭譎,不提兩岸關係的險 惡,不提任何可能的後果。

短短的三年,欣喜,變成沈重。開放後的中國已經成為美日的最大進口國;日本針對亞洲各國所做的投資環境評比中,台灣是最 後一名,比馬來西亞和泰國還要落後。而同時,台灣政府在製作「漢賊不兩立」的經濟政策,用意識形態牢牢圈住經濟。外交,以哄騙賄賂、黑巷交易的方式進行, 不謀遠慮只求近功,結果是讓台灣人一次又一次地在國際上公開受辱。

短短的三年,期待,變成了幻滅:

我們沒有國際觀。不去深入瞭解國際的複雜思維和運作,政府一心一意只想把我們在國際上的挫折擴大、加強,因為擴大加強了就可以對內製造更多的「同仇敵慨」,「同仇敵慨」最容易轉化為選票。

對攸關生死的兩岸關係,我們沒有策略沒有格局。唯一的策略是擴大加強中國的「妖魔化」;因為中國越是妖魔,越可以在島內製造大量的「同仇敵慨」,「同仇敵慨」,啊,最容易轉化為選票。

我們沒有歷史感。上一代人──不論是你的本省佃農還是我的外省難民──都曾經彎腰灌溉這片土地,都曾經把淚水汗水滴進泥土裡,都曾經用默不作聲但無比深沈的愛將我們養大,但是我們對他們不是清算就是忽視,清算或忽視的標準,就看統治者權力的需要。

我們沒有未來擔當。選票永遠鎖定眼前利益,至於經濟、教育、文化、環境、海洋資源的長程規劃,帶不來立即的選票和權力,就不是施政的重點。下一代將面臨一個什麼樣萎縮無力的台灣?讓下一代去承受。

我們沒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賣台」、「台奸」的指控成為嗜血的鞭子。「愛不愛台灣」、「是不是台灣人」取代了「有沒有能力」、「是不是專業」。不用腦思考,我們用血思考。文化的法西斯傾向,非但不被唾棄,還被鼓勵;部落式的族群主義,非但不被開導,還被強調。

我們沒有執政黨。由於是少數政府,權力不穩信心不足,奪權成為念茲在茲的核心思維,國家施政淪為游擊隊式的出草。

我們沒有在野黨。五十年的享有權力使人肥大懶惰,反應遲鈍;失去權力之後也提不出任何新思維新政策,看不出任何新擔當新格局,他們只是看準了被綁架的人民沒有選擇,或許不得不把原來肥大懶惰的地主重新請回來。他們似乎完全不記得,當初為何被人民拋棄。

是什麼樣的歷史規則,是什麼樣的領導,使二十一世紀的台灣變成一個沒有國際觀,沒有歷史感,沒有未來擔當,沒有理性思維,執政者荒誕、反對者低能的社會?

我們一同走過五○年代的貧窮與恐怖,六○ 年代的蒼白與摸索,七○年代的奮發與覺醒,八○年代的努力與追求,九○年代的懷疑與失望,在二十一世紀初始──上一代人漸凋零,下一代人還青澀,我們所面對的,竟然是焦慮、沈重,以及夢想的,徹底幻滅。

這三年的荒誕,絕對不僅只是眼前的執政者所造成的。徹底幻滅是由於我們終於認識到,啊,原來換了領導人是沒有用的,即使 是一個所謂台灣之子,因為權力的窮奢極欲藏在每一個政治動物的血液裡,不管他來自浙江奉化還是台北芝山還是台南官田。原來換了政黨是沒有用的,因為政黨奪 權時,需要理想主義當柴火燃燒,照亮自己;一旦得權,理想主義只是一堆冷敗的灰燼。原來換了體制是沒有用的,因為選票只不過給了政客權力的正當性,權力的 正當性使他們更不知羞恥,而選舉,使極端的短視和極端的庸俗堂而皇之成為正統價值,主導社會。

是因為這難以承受的幻滅,使得濟濟一堂的文化人不願向元首起立致敬嗎?

而我們追求了整整半個世紀的夢想──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台灣,就在我們的焦慮、沈重、幻滅中從此放棄了嗎?路,怎麼走下去呢?

 文化的「精神分裂症」

有一年,十歲的孩子從學校回來,興沖沖拿出剛發的新課本給我看。攤開一張地圖,是我們這個不到兩萬人口的德國小鎮。母子兩個用手指在地圖上游走:這是孩子 撩起褲腳抓野鱒魚的小溪;這是常去爬的狐狸山,海拔三百公尺;這是離家五公里的池塘,我們曾經在池塘邊撞見過一隻低頭喝水的野鹿。

孩子繼續尋找他熟悉的一草一木,我卻驀然難過起來。十歲的我,我們,可從來沒看過我們的村落地圖。課本上教的是偉大的長 江黃河、壯麗的泰山長白山,我們從來沒見過也無從想像的地方。自己游泳釣蝦的河流,躲藏玩耍的山頭,曾經一跤摔進去濕淋淋爬起來的池塘,卻都是沒有名字 的;或者說,從來不曾在課本裡、地圖上,看到過自己的腳真正踩過涉過的山頭和溪流。

我們是這樣被教育的:別人的土地,假裝是自己的,自己的土地,假裝它不存在。土地其實就是民族記憶,所以我們腦子裡裝滿了別人的記憶,而自己活生生的記憶,不是自己瞧不起,就是不願面對,也不敢擁抱。

這是強權統治所造成的一種集體文化精神分裂症狀。

當我們終於可以擁抱自己的時候,我們死命把住自己的土地,把它神聖化,獨尊化,圖騰化,絕對化,要它凌駕一切,要所有的 人對它宣誓忠誠,對它低頭膜拜。我們非常霸道,因為我們不平衡──受了創傷的人不容易平衡。二二八的殺戮,白色恐怖的迫害,講閩南語要處罰的侮辱,統治者 文化優越感的盛氣凌人,是我們心靈上一道一道的疤痕。疤痕仍隱隱作痛,使我們自覺有霸道的權利。

同時,我們急切地想把疤痕去掉,徹底去掉,卻發現,那每一道疤痕都已經是自己身體的一部份;要去掉,必須把肉刮掉,刮肉,意味著更大更深的傷口,更多未來的疤痕。

「本土化」天經地義

其實每一個民族都有他歷史的創傷和疤痕─ ─中國的文革,日本的長崎廣島,德國的第三帝國。如何從創傷痊癒,得回健康的體魄、平衡的心靈,要看那個民族有多高的生存智慧、多厚的文化底醞。台灣人的 深深長進肉裡的疤痕,是「中國」。面對中國,對岸那個巨大的霸權帝國,還有我們心中肉裡的中國,我們還在受虐受苦。我們像一個重症的精神病人,緊緊地與自 己的影子格鬥、糾纏,想用撕裂自己的方式來解放自己。

政治人物的可惡與殘忍就在於,他非但不提出痊癒的療法藥方,讓民族心胸擴大,休養生息,他還設法加重糾纏與撕裂,從矛盾 和對立的膿瘡中擠出權力。解嚴十六年了,我們的將士仍在迷惘地問,「我們為誰而戰?為何而戰?」投資大陸的企業家很困惑,「我是英雄,還是叛徒?」十八歲 的少年仍在痛苦,「我是台灣人?中國人?我是什麼,我是誰?」

走過五十年的日本殖民,走過五十年蔣氏國民黨的統治,面對中國共產黨的武力威脅,台灣人要認同什麼?台灣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什麼?「中國」這個元素,在我們的認同和文化認知裡,應該放在哪裡?

台灣必須「本土化」,是我們天經地義的權利。十歲的孩子拿回家給母親看的應該是自己村落的地圖,地圖上的一山一石、一草 一木,他都認識。他應該和母親用清晰好聽流利的母語談學校的事情。他應該熟悉台灣的歷史,不只是先民的開墾史、國家政治史,還有村落史、火車史、河流史、 文學史、美術史,他應該熟悉台灣這個島嶼像他熟悉自己的一只秘密抽屜。孩子首先要認得自己的腳踩在什麼土地上;濁水溪先來,長江黃河尼羅河密西西比河,可 以等。

可是「本土化」沒有這麼簡單。因為,請問你,「本土」是什麼?

除了我們以為理所當然的閩南文化之外,第一個進入我們念頭的,是被漢人趕到山裡去的原住民。所以在認識偉大的玉山之前,對不起,那根本就不叫玉山。請你捲起舌頭跟我說,「pa-tton-kan」。這是曹族語。

第二個,是客家人。客家人說,我們說的不是閩南語,所以,請你不要把閩南語稱為「台灣話」。我們說的也是「台灣話」。

第三個,是馬祖人。馬祖人為台灣島的安全與繁榮付出了四十年的痛苦代價,有點激動地說,我根本不是台灣人,而且說的是你們所有的人都聽不懂的閩北話。說吧,你們把我算什麼?

第四個,是浙江人、山東人、湖南人、四川人、上海人、雲南人……這些人離開他們的母親時,身高還不如一支步槍的長,五十年的生命付給這個島嶼。他們南腔北調,如今垂垂老矣,他們的孩子,多半已不知「母語」為何物,也從不曾要求有「鄉土教學」。

第五個,是越來越多的新住民,來自越南、泰國、印尼、中國各省。他們與台灣人結為夫妻,在這裡生兒育女;每一個母親都對她們懷中的嬰兒講自己家鄉的童話,用自己的語言唱熟悉的兒歌。她們正在栽培一種新台灣人的出現。

蔣氏國民黨所帶來的大陸中原文化沙文主義像一片厚厚的黃沙覆地。本土化是把黃沙吹開,讓深埋土裡各種各樣的小花小草得以 透氣,自由舒展。但是本土化絕不是閩南化;我們不能只看見自己身上的傷痕。二二八、白色恐怖固然慘痛,原住民失去大地失去森林的傷,不深嗎?我們償還了 嗎?金門馬祖人被歷史凍結的傷,不重嗎?我們彌補了嗎?外省難民流離失所、天涯永隔的傷,不慟嗎?我們又給了什麼慰藉?本土化是反抗中國文化的沙文主義, 但絕不是讓另一個文化沙文主義來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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