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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山下 Hong Kong, 社會文化 Social Culture

許寶強:為何懼怕小眾? ——反綜援與反同志平權的情感政治

自由黨去年底的一項針對領取失業綜援人士的電話調查,訪問了1200名市民。在回答「請問你認為香港濫用綜援的情况是否嚴重?」這問題時,近四成受訪者(37.8%)選擇「十分嚴重」,另三成多選擇「嚴重」。然而,根據社會福利署發布的統計數字,截至2012年11月,本地的綜援個案共27萬宗,當中只有不足一成(9%)領取失業綜援,絕大部分的領取者是基於年老和健康等原因(註一);而自由黨的報告也指出,失業綜援開支只佔整體綜援開支的8%(註二)。如果「濫用」是指涉嫌欺詐,過去10年每年被檢舉並被判刑的個案,最多也不超過300宗,佔綜援個案總數不足0.1%(註三);倘「濫用」是自由黨所指的失業者企圖迴避「自力更生」,那麼就算所有領取失業綜援的人,真的都不願意重投就業市場(這自然並非實况),也僅是佔幾個百分點的案例。0.1%或幾個百分點,顯然難以支撐濫用綜援情况嚴重的指控,更遑論情况「十分嚴重」。在沒有足夠實證基礎支持下,我們如何理解,竟仍有七成的受訪者認為香港濫用綜援的情况嚴重?暫且撇開問卷的設計和調查方法的可能局限,這種缺乏客觀證據支持的主觀意見,反映的恐怕並非是綜援戶的問題,而是「大眾」(或持主流中產價值觀者)對「小眾」(綜援戶)的懼怕和焦慮的情緒。

今年初,反對立法禁止歧視同性戀的教會高調地組織集會。據主辦單位宣稱,有數萬人參加。反對政府就性傾向歧視立法,甚至不同意啟動諮詢程序的觀點,其推論大致是:諮詢必會導致立法,立法後一定會出現「逆向歧視」,而且同志運動到時將會得寸進尺,要求同性婚姻甚至領養兒女,最終將導致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破裂甚至消失。然而,這種「邏輯推論」,也並非建立於可靠的實證基礎。已採用各種形式的立法禁止歧視同性戀,甚至接納同性婚姻多年的歐美地方,一夫一妻制仍然是家庭的主流模式,而所謂「逆向歧視」的案例,也只是鳳毛麟角。換句話說,擔心同志平權變為「小眾霸權」所根據的,依然並非是實證理性,而同樣是一種懼怕「小眾」(同性戀者)的焦慮情感。

懼怕小眾的文化政治

人類學者阿柏杜華宜(Arjun Appadurai)提出了一個很有趣且重要的問題:為什麼社會上人口較眾、經濟文化資源較多、社會政治力量較強的「大眾」(majority),往往會害怕少數族裔、同性戀者等在人口數目及文化、經濟、政治實力上處於邊緣弱勢的「小眾」(majority)的威脅,甚至想除之而後快?他認為,「大眾」的焦慮,除了是擔心原來擁有的權利和權力受到削弱和挑戰外,更重要的,還基於一種對「純潔」(purity)、整全(wholeness)的偏執追求。循這思路,「小眾」對「大眾」的「威脅」,主要並不在於其人數的多寡,因為只要有一位「並不純潔無瑕」的「小眾」的存在,對把自身想像為單一、整全、純潔的「大眾」族群來說,往往已足夠彰顯出他們所厭惡的不完整、不純潔的現實,就像在門高狗大的豪宅社區內,住了一位流浪漢一樣。

「小眾」的存在,彰顯着「大眾」社群其實是不完整、不純潔的,大眾深感厭惡和痛恨,因而往往會透過各式運動,嘗試突顯並誇大「小眾」的威脅,例如指出「小眾」已懂得把保護少數社群權利的法律或民主程序,轉化為一種永久的文化及政治權利;更甚的是宣稱倘任由「小眾」存在坐大,最終「大眾」將為「小眾」滅絕。另一位學者Sara Ahmed則指出,這種挑動「大眾」恐懼和焦慮的策略,往往會透過建構出一個正受到威脅的主體(「大眾」),宣稱他們將不僅失去工作、安全和財富,甚至會被「小眾」取而代之,而「大眾」所採取的具體手段,是不斷生產煽動厭恨「小眾」情緒的論述、語詞。例如,不斷重複「綜援養懶人」,或把同性戀扣連肛交等說法,在香港當代的語境中,這些說法容易與毫無貢獻、社會負擔、變態不潔、破壞家庭等負面意思聯繫。

阿柏杜華宜用的是德國納粹、盧旺達、科索沃等對少數種裔的種族清洗,以及印度社會中的伊斯蘭教徒的例子,嘗試說明他的觀點。在當代的香港社會,文首所提及的反綜援和反同志平權立法,潛藏的恐怕也正是類似的「懼怕小眾」的邏輯。

這是誰的問題?

阿柏杜華宜以印度教徒為例,指出「大眾」其實並不一定人數眾多,很多時只是少數特權精英的語言偽術,嘗試透過放大「小眾」對「大眾」的威脅,以達至對其有利的政治目的。不過,在當代香港這個被主流中產價值宰制的社會,這種認為「小眾」最終會取「大眾」而代之的恐懼,在嘩眾取寵的大眾媒體中得到滋潤。因此,真正害怕綜援戶會令所有港人變懶或從此再沒有人願意繼續工作者,大概只佔少數;擔心同性戀婚姻將消滅所有異性戀家庭的人,也或許並不太多。然而,基於現實生活中的不盡人意,對前景及自身的能力又失卻信心,受這種訴諸主流中產價值對不純潔、不整全的懼怕所觸動,從而遷怒於綜援戶和同性戀等「小眾」的,恐怕為數仍然不少。

有關綜援(或扶貧)流行的論述,指向的往往是如何幫忙綜援者「自力更生」;而有關性小眾的流行論述,焦點則經常置放於如何協助他們「重建自尊」。然而,真正有問題的,往往並不是這些無辜的「小眾」,而是對現實上沒有什麼威脅的「小眾」存在莫名恐懼的「大眾」。阿柏杜華宜的有關「懼怕小眾」的分析,讓我們能夠從一個新的角度,去理解恐同、恐窮、恐少數族裔等「大眾」焦慮,很可能只是香港帶點自戀或潔癖的中產價值觀,在無力面對風險社會這類新的社會環境時,自身衍生的問題。

換句話說,現實中真正需要幫忙或協助的,是「懼怕小眾」的「大眾」。他們真正驚懼的是什麼?是為數極少的濫用綜援個案、鳳毛麟角的「逆向歧視」和在全球範圍內微不足道的同性戀婚姻?還是對現實生活不滿,害怕失去一直享有的特權和資源,以至幻想中的完整、純潔,結果只能透過誇大他人之「惡」來掩飾自身缺乏的「善」?為什麼懼怕?真的是基於「小眾」的「可怖」實力和威脅?還是僅僅是由於自身對完整和純潔追求的偏執?把焦點放在綜援戶的「自力更生」或性小眾的「重建自尊」,能解決「大眾」或主流的中產價值觀自身衍生的問題嗎?還是應該不再迴避自身的恐懼和焦慮的情感,開放地接受社會(包括各式「小眾」)的協助,讓「大眾」能排除這些並非建基於實證理性的「懼怕小眾」焦慮,肯定及直面不那麼純潔的現實,努力地改變造成「大眾」和「小眾」都共同面對的居住、教育、工作、醫療等問題的社會環境和政治制度?

註一: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socsecu/sub_statistics
註二:http://www.liberal.org.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621&mid=49&lang=tc
註三: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socsecu/sub_reportings

參考資料

Ahmed, Sara (2009): “The Organization of Hate,” in Jennifer Harding and E. Deidre Pribram eds. Emotions: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251-266.

Appadurai, Arjun (2009): “Fear of Small Numbers,” in Jennifer Harding and E. Deidre Pribram eds. Emotions: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235-250.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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