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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寶強:做「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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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犬儒民粹的公民抗命

政改諮詢啟動,政府和建制派的策略是劃定框框,以「不現實」為藉口,把普選的一些基本原則,例如公民提名,預先剔除;又提出含糊不清、「不言而喻」的「愛國愛港」標準,希望引導港人學懂「務實地」自我審查,為的也是為普選劃界,以至規限有關普選形式的各種可能性的想像。

與此同時,排外的本土主義則高舉「現實政治」的原則,把追求平等、尊重多元等普世價值,譏諷為「離地」/「膠」,認為只有排外(或反中共)的政治,才貼近現實。這種強調「現實政治」的本土主義論述,弔詭地與上述政改諮詢中高揚「務實」的官方策略暗自呼應,兩者都嘗試限制本地政治辯論的想像空間和徹底改革的可能性。如果政治是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的藝術,那麼嘗試壓縮各種可能性的政府玩假諮詢和本土排外論述,就是一種把「可能」轉化為「不可能」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e)操作。這種操作的效果,往往是催生或強化從公共政治中退卻的認命犬儒,又或僅剩下狂熱排外的本土民粹政治。

兩種極端——犬儒退卻或排外狂熱

政府的不斷弄虛玩假,容易導致民眾厭惡政治。稍為活躍的「鍵盤戰士」,也往往只是冷嘲熱諷,卻仍然離開積極介入公共政治甚遠。齊澤克的新書Demanding the Impossible(Polity Press, 2013)指出,當代世界的權力結構,愈來愈變得犬儒無恥,官員政客不再忌憚以謊言——甚至不惜自曝其短——進行執政參選的表演。香港3任特首領導下的特區政府,也是每况愈下。今天的特區政府,一方面強調「公眾參與」,舉辦各式諮詢活動、落區做秀,同時又動員排隊黨協助「佔領」會場,於是每次諮詢的結果總是「講人自講」、「沒有共識」,而政府就可以「平衡意見」、「循序漸進」,令各類有實質效果的政策建議和社會改造,總如泥牛入海,「講咗都無用」。自然,還有各種頭痛醫腳的政策,例如不針對生產(加劇打擊毒販)和消費源頭(消除社會的苦悶和壓力)的禁毒措施,又或是勞民傷財的「家是香港」鬧劇,效果只是做了大量無謂的事,令有意義的改變沒法發生,甚至產生各種負面的不經意效果,例如社區驗毒或會擴大警權、製造青年(尤其是少數族裔)與管治者(甚至成人)之間的相互不信任,產生與「家是香港」所追求的和諧社會剛巧相反的效果。

在弄虛玩假政權的影響下,民眾自然容易對政治產生厭惡。最近朋友間的聚會,很多時會聽到不想再看電視報章(政治)新聞、樂得耳根清淨的慨嘆。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於2010年以電話及問卷訪問約5000青年(註1),發現八成半受訪青年甚少及從不參與社會活動(包括論壇、集會及遊行)(p.125)。像學民思潮這樣關心和參與政治的青少年,又或是認真準備積極「佔中」的朋友,恐怕仍然只佔少數。

另一方面,在中共政權日益介入干預香港政治的情况下,加上自由行、中港婚姻大幅增長的社會環境,承載了本地民眾生活焦慮和鬱悶情感的香港排外本土主義,也獲得了良好的生長土壤。梁振英政權和建制派的親中背景和惡劣表現,除了令很多人厭惡政治外,也同時催生了激烈的反(中)共的情緒,進一步助長以中共/中國大陸為針對目標的排外民粹政治。

排外民粹的政治論述,往往只開列出「勇武抗爭」vs.「和理非非」等兩類極端的選擇,借助或鼓吹的是一種簡單的敵我邏輯,提出不排外就是賣港,談普世價值就等同離地「膠」,剩下的只能是一種本質化了的「本土」身分政治,這與「不言而喻」的「愛國愛港」論述,表面上好像南轅北轍,其實卻存在着一種微妙的互通互補的關係。

在這樣的社會脈絡和論述環境下,香港的政治文化也趨向兩種極端,或是像西歐一樣,唯一仍未減退的政治熱情,就是排外反新移民的「本土」力量,另加上香港特色的「愛」字頭集團,幫港府出聲,共同營造的是民粹政治暴力,包括語言和物質上的;又或是令民眾變得犬儒,從公共政治領域中退卻,至多成為冷嘲熱諷的花生看客,耗盡了民眾參與公共政治的熱情和能量,令香港走向一個去政治化的社會秩序。

唔好陪佢哋癲——公民抗命的真義

面對這樣的困局,齊澤克提出的建議或可資參考。他認為,面對政權的犬儒無恥,以及危險排外的民粹暴力,我們必須告別簡單的身分政治,認真地思考,拒絕在兩種極端中選擇,而是要嘗試改變選項的內容和界線。所謂認真的思考,就是提出根本的問題,例如反思政治的真正含義,拒絕把手段(「現實政治」)與目標分開,重新把政治定義為在「不可能」之中尋找可能性,並在參與的過程中做負責任的決定。

齊澤克進一步指出,公民抗命的重點在於藐視權力,不再參與由政權設定的玩假遊戲,也不選擇排外民粹的非此即彼的極端選項,而是「唔好陪佢哋癲」,抗拒民粹和犬儒的誘惑。由佔領中環運動所啟動的有關公民抗命的爭論,很多時候把焦點集中於「公民」的身分及由此引伸的行動或原則之上,例如討論是否非暴力或破壞社會秩序,較少關注「抗命」的含義。「抗命」(disobedience),就是拒絕順從既有的社會安排和象徵秩序(symbolic order),例如因戰爭的不義而拒絕徵兵指令,又或針對種族歧視的不公而違反隔離政策。中文的「抗命」,也可解作抗拒「認命」的意志,也就孕育出不再害怕政權和不再厭惡公共政治的主體,在民粹排外政治之外重燃參與的熱情。

循這思路,我們如果想超越犬儒認命和排外民粹,為香港另覓一種新的政治文化,首先需重新界定什麼是「可能」和什麼是「不可能」,並以合適的行動嘗試創造條件,令被犬儒政權和排外本土認為是「不可能」的事,能夠成為可能,真正發生。

■附註:
1. 《香港青年發展指標》,2012年2月,http://www.coy.gov.hk/filemanager/template/common/images/research/youth_report_20111123_c.pdf

■延伸閱讀
文中提及的齊澤克(Slavoj Zizek)新書 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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