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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山下 Hong Kong, 史海回眸 History

對香港前途談判過程瞎子摸象、倒果為因的謬誤

聯合聲明簽訂後,戴卓爾夫人為她的「重大勝利」興中共領導人祝酒。

聯合聲明簽訂後,戴卓爾夫人為她口中的「重大勝利」與中共領導人祝酒。

近日網絡流傳的一篇轉載了一九八二年香港革新會民意調查的文章,指出當年香港大部份人都希望維持現狀的。內容給本土派支持者廣傳,似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般,其實……鬼唔知阿媽係女人咩。

文章一邊說民調證明了「維持現狀」是主流民意,另一邊又說「『支持民主回歸』成為當年的所謂『主流民意』」。這就令人胡塗了,既然維持現狀是主流民意,何以「民主回歸」又是「主流民意」呢?作者沒有清楚解釋當中因由,也可能他根本不想解釋,亦有可能他根本是瞎子摸象,對當年的來龍去脈一無所知。如此,我們便在這「主流民意」當中加以補充了。

該文對此簡單推論,便是將之歸納為當年的民主回歸派刻意以防港人公投,操縱民意使得「民主回歸」凌駕了「維持現狀」成為主流。該文因此判決民主派和支聯會是香港淪喪的罪魁禍首,更應「一死以謝天下」云云。嘿!不明就裏而讀了該文的人,還以為當年有一派人挾港人而迫令英國人跟中共簽署了「不平等條約」!

如該文聲稱,當年真的有一群「社會領袖帶領港人走上一條不歸路」嗎?他們的意見足以左右談判結果嗎?我們來看看現今的民主派在當年政治格局中的影響力:

現今「民主派」在當年行政局的議席:〇人
現今「民主派」在當年立法局的議席:〇人
現今「民主派」在當年談判小組人數:〇人
現今「民主派」佔當年大眾媒體數目:〇份

不僅現今的民主派領袖在當時的政府機關和公共輿論平台上佔不上一席位,更遑論所謂領導角色,事實上當年甚至根本沒有一個叫「民主派」的組織出現。作為工會的教協,規模及影響力遠不及親共的工聯、親台的工團。「民主回歸」只是當時小部份沒有關連的專業人士、學生團體的零星意見,他們甚至沒有聯合成一個組織爭取「民主回歸」。

一九八二年九月戴卓爾訪問北京後到港後與行政局的內部會議中,時任政務司的鍾逸傑向戴卓爾表明港人,特別是中產階級,支持英國管治。英港兩府對港人意願應十分清楚才對。英國政府檔案有說過談判受「民主回歸」的輿論影響嗎?沒有,甚至連提都沒有提過。那為何「民主回歸」會成為該文聲稱的「主流民意」呢?該文沒有解釋過,只是立即跳進了「罪魁禍首」的結論當中。

相反在八四年八月英國內閣會議中,戴卓爾說與中共談判取得「突破」,得到了中共的「信任」,外相賀維甚至說現在的條款對「英國有利」,可以為英國在「中國的外交及商貿事務上發揮更大影響力」。接下來年尾的聯合聲明中,也加入了香港特首經選舉或協商產生、立法機關經選舉產生的「民主回歸」條款。那段時期或許是該文所指,「民主回歸」「高唱入雲」的時候吧。因為那時候大家都心裏明白,中共九七後接管香港既成定局。

那個時候不只是「民主派」,兩年前還說港人支持維持現狀的政府高官鍾逸傑、兩局議員如鍾士元、商界領袖包玉剛、李嘉誠等,都紛紛支持「民主回歸」(當然他們後來對「民主」這註腳上的看法,只是為工商界而設「民主」罷)。如此說來,按該文的邏輯,鍾逸傑、鍾士元、包玉剛、李嘉誠的意見也必是慘被「民主回歸派」所騎劫和矇騙了。

其實在談判桌上,從來都只有中共和英國兩個玩家。無論是當初「維持現狀」的大多數平民、「民主回歸」的少數知識份子、唯唯諾諾的左派陣營,除了既得利益的工商界外,在談判過程上根本沾不上邊。一個非民主體制,沒有民意授權政府,公民意識和抗爭意識都薄弱的殖民地社會,港人可議價的能力及做法根本不多。而偏偏讓港人充權的民主改革和公民教育,就是在英國決定把香港交給中共後才開始推行。那港人談判期時的無權無助,該算在誰頭上呢?

而當英國人在談判桌上得到了他們的好處後,英資和本地工商界又得到了鄧小平「資本主義方式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以及爭取到在聯合聲明加入了民主條款,使英國人「履行了對香港人的道德義務」算是有個交代後,香港人可以選擇的只有在那「民主回歸」上押注抑或移民。

不少民主派人士如當年是香港觀察社的鄭宇碩,其實在談判前期都提出過維持現狀。可能該文作者不知,香港觀察社甚至更早於革新會之前,在一九八〇年為香港前途問題做過民意調查,結果當然也是維持現狀佔多數。而李鵬飛、李柱銘的「青年才俊團」也曾在八二年到北京提出「主權換治權」建議。不過到談判後期香港移交中共的結局難以逆轉時,鄭宇碩、李柱銘都毅然投身「民主回歸」事業。直到八六年一九〇個壓力團體在高山大會成立民促會要求八八直選,及在基本法寫入普選特首的條文,民主派才略見雛型。而民主派真正躍升到民意領袖的角色,要數到八九民運港人家國意識熾熱,九一直選民主派大勝開始。那時民主派的對手,便是中共、左派、工商界、殖民地政府組成的保守派了。

轉過來說,其實只得到「資本主義方式五十年不變」一句承諾的工商界豈不是跟民主派一樣,都是在中共身上押注嗎?不過六四後,中共的經濟改革停頓在鄧小平南巡後又再重新啟動,但政治改革就自此進入寒冬。

研究歷史者經常自我警惕自莫要以成敗論英雄,亦視把歷史事件過度個人化,而忽略了其身處的社會文化的時局因素為大忌。況且他們當年要求一個「在中國主權下自由民主的港人自治政府」,又是甚麼彌天大錯呢?今天的自治派要求的不也是同樣的東西嗎?

繞過當時的政治格局和社會背景,繞過當年兩方政府對主權談判的絕對角色,繞過談判過程和民主運動開始的時序,也繞過其他當時社會其他角色的因素,憑空想像出一個「民主派領袖」壟斷香港輿論,扭曲港人的意願,最終迫使英國放棄香港的平行時空,然後把之套上「罪魁禍首」帽子,更要其「一死以謝天下」,除了顯示了該文將自身歷史倒果以為其政治目的服務的手段之外,也看到了其對歷史瞎子摸象的拙劣和可笑。

貝加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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