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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山下 Hong Kong, 史海回眸 History

周言:余英時與中大改制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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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1973年到香港中文大學擔任新亞書院院長時,正趕上中文大學改制,被任命為改制工作組主席。反對改制者,認為改制有違約定;贊成改制者,認為改制有利於大學的發展。而反對改制最力的,就是余英時出身的新亞書院內以唐君毅為代表的一幫元老。余英時夾在中間,首當其衝,改制過後,黯然返美。

中大改制的緣起

香港中文大學,係由三所成員書院在1963年合併而成,即崇基學院、新亞書院及聯合書院,這三家書院先於大學而成立,合併時,與港英政府約定維持教學、行政獨立,各有自己的校董會,等於實行「聯邦制」,大學中央只管頒授學位。

所謂中大改制,就是把原來聯邦制的三個書院改為單一制的大學。

改制的動因是多方面的。起初三校聯合,就蘊含著諸多矛盾。中大成立以後,權力的集中不可避免,但每院校都有其獨特的傳統和影響力,各校的傳統不可以馬上抹去,所以這種變動是緩慢的變動,但很多地方同時反映出這種傳統的內在矛盾,這就是人們常說的「一校四院」的矛盾。

所謂「一校四院」,是指三個書院之外,大學本部恰似一所獨立的院校,這是因為在削弱各院校的獨立性過程中,大學本部不能不培植自己的力量,使三個書院的獨立性和權力相對地降低,中大本部首先通過制定考試制度及條例拿到學位頒授權,其次收回各學院的一些學科直接由校本部管理,使得三個聯合書院剩下的僅有社會和人文學科的科系;隨後是財物的控制,中大本部在條例中規定校董會將處理不屬於各學院的本部財產,同時對各院資財的擴張提出限制,由此中大開始希望徹底打破原有的聯邦制,走上完全統一的途徑。

1975年11月,香港總督以香港中文大學校監的名義,宣布任命由校外人士組成的「香港中文大學調查委員會」,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及其成員書院的組織應否有所改變,曾促成中大成立的英人富爾敦出任該委員會主席,並在次年5月發表《富爾敦報告書》,將改制再次推到風口浪尖,該報告書建議對中文大學及其成員書院的組織及條例進行重大改革,同時建議香港中文大學應對教學與發展方等方面負起責任,並加強高級教務人員參與治校。

在此報告的建議下,香港中文大學新條例與規程於1976年12月進入立法程序,並將改制報告書為主要內容變為行政局行文的「中文大學法案」公佈於憲報,該報告公佈後,立即引起中大部分師生的猛烈抨擊,改制的浪潮激盪,至此已經達到頂端。

新亞書院反對改制最烈

新亞書院的一些老人對於改制非常反對,校董吳俊升態度最為激烈,在一次聯席例會所作的演講中,吳俊升稱改制法案將大學與各基礎學院的條例和規程完全廢止,代之以新的中大法案,而法案事先未經大學與各基礎學院研討而遞行擬訂,程序上和英國尊重大學自治的傳統不合。

吳俊升進而指出,中大法案將中大和各基礎學院的舊條例與規程一律加以撤銷,而將基礎學院的財產主權和人員用法律條文加以移轉,未給當事的法團事前辯訴的機會,這種法案如經通過,乃是將立法權行使到極端,中大法案成立的程度,乃是一個危險的先例。

諸如此類的評論,當時密密麻麻,據不完全統計有十多萬字的相關報導,各派人物也是意見不一。

也有人表示積極支持改制。當時出席立法院修改中大改制法案的胡鴻烈議員,發表評論說:「該法案使各成員書院在大學的未來發展中扮演一個富有意義的角色。」當時連牧師班佐時也認為根據該法案,成員書院校董會將有足夠權力去保存其個別的優點,而每間書院亦可保其特色而不致遭大學中央行政當局破壞。

但是新亞的創校者依然不依不饒,李祖法、錢穆、吳俊升、唐君毅、徐季良、沈亦珍、劉漢棟、郭正達、任國榮等九位校董聯名在各報章發表辭職聲明,認為香港中文大學在1963年成立時用聯合制,立法局通過中文大學法案,行政當局未按規定及承諾先徵同意,即進行草擬法案提送立法局將大學改為單一制,使基礎學院名存實亡,有違當初成立中文大學之原意。聲明尤其強調「同人等過去慘淡經營新亞書院以及參加創設與發展中文大學所抱之教育理想將無法實現」。

以唐君毅名義張貼大字報

余英時最倒霉,在矛盾達到頂點、改制勢在必行的1973年,來到香港中文大學擔任副校長、新亞書院院長、改制工作組主席,充當了改制的替罪羔羊。

據參加改制的陳方正回憶,當時改制的風波鬧得很大,余英時首當其衝,自然最受傷害,余英時是新亞的第一屆畢業生,學術成就也最高,回到新亞做院長,大家對他期望殷切,上上下下的關係都得照顧,李卓敏校長深謀遠慮,讓余英時當改制工作組的主席。

當時聯合書院的鄭棟才是港府出身,基本支持改制,崇基書院的容啟東雖然對改制有顧慮,但大體能夠接受改制,新亞的情況最複雜,錢穆已經離職,大部分在校元老、教師和校外的校董、校友都反對改制,他們認為這是香港政府顛覆書院法定地位的陰謀,因此對余英時極為不滿。

陳方正後來還曾在訪​​談中指出:「他(余英時)翩然回歸,出長母校新亞書院,跟著又擔任中文大學副校長,真所謂英才俊發,風華正茂,不料旋即捲入大學體制改革風波,為這所嶄新學府的轉型付出沉重代價,兩年後就黯然返美,似乎是絢爛歸於平淡了。其實,那才是他事業的真正開始。」

金耀基曾經回憶;「1975年大學正在改制,學校裡各方面有不同的理念衝突。這時候我拿到去劍橋大學訪問的通知,多麼愉快啊!這樣就沒有這麼多煩的事情。」

陳方正和金耀基的這些回憶,絕無誇張,而是有確鑿的事實依據。當時唐君毅默許新亞的同學在新亞校園內以唐君毅的名義張貼大字報,攻擊改制小組的主席余英時,這一頗似「文革」的做法,後來《唐君毅全集》的編者也並不隱諱,還補充道:「但先生從未就私人方面攻擊主張改制者,當時新亞書院校長為余英時先生,在改制問題上與先生意見不合,先生曾對同情新亞董事會立場的同學說:這些人在中大仍算你的老師,在事上可以據理力爭,但就輩分及關係上,仍然對他們尊敬。」

當時改制小組最重要的人是余英時、邢慕寰和馬臨,金耀基、傅元國、陳方正屬於「跑在前面的年輕人」,中大後來的所有格局,就是這次改制定下來的,當時改制報告完成之後,由李卓敏校長轉給香港政府,政府立刻委任了一個新的委員會,負責人就是富爾敦勳爵,對於中大的制度以後究竟應該怎樣,委員會給出了一個和改制小組完全不同的建議,香港政府立即接受並且付諸實施,香港中大現在的單一制就是這麼來的。

牟宗三對改制的態度

牟宗三對改制一直沒有明確反對,也沒有在反對改制的公開信上簽名,余英時曾在《追憶牟宗三先生》一文中回憶,他在新亞任職時,有一次和牟先生相聚,兩人曾論及新亞哲學系的未來。牟宗三忽然很鄭重地表示,他和唐君毅都應該趕快站遠點,好讓下一代的人有機會發抒自己的思想,牟宗三回憶在北大追隨熊十力讀書時﹐雖然已完全認同了熊十力的論學宗旨,卻不願亦步亦趨地跟著熊十力講《新唯識論》,相反他轉而去研究西方哲學,因此後來才能在不同的基礎上發揚師說,牟宗三用了一個比喻說他和唐君毅好像是兩棵大樹:「這樹蔭太濃密,壓得樹下的草木都不能自由成長。」余英時回憶:「我只是聽他說,未便贊一詞。但我心裡則十分佩服他的識見明通。」

牟宗三會就一些具體事務和余英時開誠佈公地談,以求圓滿地解決。余英時記得1973年秋季他剛到新亞書院時,忽然收到牟先生一封親筆長信,當時余英時和牟宗三還是初識﹐而且私人間並無交往,但讀下去余英時才知道這並不是一封私函,而是哲學系主任給新亞校方的公文。信中所談是當時新亞書院剛從農圃道遷到沙田新址,哲學系所分配到的辦公室恰恰是在一個最不理想的地方,牟宗三認為這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新亞總務處方面對哲學和中國文化完全不知尊重的表現,當時牟宗三在信中的語氣相當嚴重,並且連帶指出了哲學係受歧視的種種事蹟,余英時趕快把牟宗三請來一同去察看實況,然後作了使他滿意的處理。這是余英時任職新亞最早的一件公事,也是余英時和牟宗三之間惟一的一次公事交涉。

劉述先的回憶

身為改制小組成員的劉述先回憶最為完整,劉述先在《儒家思想與現代化》一書中回憶:「1974年唐牟兩位先生退休,中大哲學系的領導層出現真空的狀態,他們乃商請我回來主、管系務一個時期。我答應了,但不意這個決定竟把我捲進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漩渦之中。」這個意想不到的漩渦,指的就是中大改制。

劉述先和余英時1969年在美國西北大學一次學術會議上初識,1971年余英時訪問新亞時曾和劉述先同遊落馬洲,由於接觸機會不多,兩人並無深交,後來在中大同事,遭遇了中大改制的風波,才使得二人結為良友。 1974年,在劉述先的推動下,中大修改了哲學系的課程。劉述先當時雖身兼中大哲學系主任、研究部主任、新亞系主任三要職,但他採取民主的方式處理系務,獲得了同事一致的支持。

當時新亞的院長是余英時,提前劉述先一年為新亞徵召回來主持院務,余英時那時正主持中大改制設計的委員會,委員會幾乎把當時中大上層的精英一網打盡,劉述先剛到校園時,改制報告書還沒有做出來,他的情感無疑是偏向新亞,但是劉述先保持著開放的態度,沒有就此表態,而改制報告書發表以後,舊新亞的人認為余英時出賣了新亞,各種大字報漫天飛舞。

唐君毅當時要求哲學係出面,反對報告書的建議,劉述先仔細研究了報告書的內容,覺得無論就道理、策略來說,哲學係都無法反對這一份報告書,因此唐君毅對劉述先有了很深的意見,發展到後來,竟有人誣告劉述先任用私人,中大李卓敏校長指派委員會調查這件事,澄清了劉述先的名譽。這樁誣告案雖然不了了之,但是很明顯有唐君毅在背後作祟的嫌疑。

誣告案雖對劉述先無損,但卻使劉述先認識到現實人心的卑污以及泛道德主義的可怕,1976年劉述先回到美國,新亞的事使他對中大感到心灰意冷,興味索然。

劉述先後來在中研院接受朱元魁訪談時指出:「唐先生有一段時間對自己的學生非常不諒解,說你們這些人背棄了傳統的新亞,跟新的學校投降。可是那時候促成改制的主要人物是余英時,所以結果就把余英時當成大叛徒,把我當成小叛徒。可是過了十年以後,大家明白沒有這樣的事情,我們沒有背叛新亞任何事情,新亞的價值也沒有在我們手中終結。」

余英時對唐君毅耿耿於懷

與劉述先的回憶類似的是,余英時本人也對唐君毅耿耿於懷,雖然余英時在《唐君毅先生像銘》中對唐君毅不吝贊辭,但是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還是忍不住對唐先生髮牢騷,余英時記得自己曾經對唐君毅當面發火:「唐先生你在背後算計我,這個不對,我是你學生,你有什麼問題,應該找我當面好好談,當面一句話不說,背後​​卻來整我,貼我大字報,這個我不能原諒。」余英時同時指出:「(中大改制)在我生平上是一件大事,剛好碰上了,在我前後的校長都像太平天子,沒什麼風波,一到我手上就有風波,也許我命裡帶風波,不管做學問,還是搞行政,一定出大問題。」

劉述先也說:「余英時當時痛心疾首,他比我的情緒性強,和新亞的關係也比我深,中文大學要向前走,新亞書院要向前走,除了改制以外,沒有第二條路,我也相信這個樣子(改制),所以那時我們認為,老一輩那時像唐先生他們是錯的,你不能抗拒新的情勢。事實上後來過了十年二十年之後,證明我們做的事情是對的。」

唐君毅的不滿

中大改制之中,最大的阻力就來自唐君毅,從目前公佈的《唐君毅日記》來看,唐君毅對於改制一事極為不滿,數次約余英時會談。

從目前存世的唐君毅書信來看,余英時的老師錢穆退休之後,唐君毅雖然不時去信表示慰問,但是頻率極低,幾乎每一兩年才去信一次,在1968年寫給錢穆的最後一封信中更為自己去信少辯解:「年來亦時欲作書奉候起居,唯據所聞皆言先生在台一切佳適為慰,此間事不欲更擾清聽。」顯然錢穆早已在台灣安居,不復過問新亞事務,也正是如此,當改制激流湧動時,錢穆遠在台灣,沒有及時向自己的學生余英時伸出援手。

改制進行時,唐君毅已經快要退休,所以才會盡全力和余英時所領導的改制小組周旋,唐君毅在致陳榮捷的書信中袒露心跡:「弟退休後擬稍作休息,此間新亞研究所不屬大學管,一向由新亞同仁義務維持,弟或尚須負一段時間之責任。」顯然此時唐君毅已經做好了與改制小組周旋到底的準備。

當然唐君毅對於香港中文大學本部的厭惡,也是由來有之,從遠而言,香港中文大學本部日漸集中權力,乃是本部和新亞書院長久以來積蓄的矛盾,自不必言,就近而言,本部不敢接收扶輪社捐贈的孔子像,對唐君毅也是很大的刺激。

中大不敢接收孔子像,有其時代背景,當時中國大陸批孔之風盛行,香港的左派報紙大加贊成,香港中文大學中也有呼應之聲,對此唐君毅非常惱火,曾在致陳榮捷的信中痛感中文大學莫名其妙:「扶輪送大學一尊孔子銅像,大學當局竟然不敢擺出,而置之地牢中,此諸事使弟甚不愉快,唯哲學系學生及同事尚能不隨波逐流,可為告慰,然其勢亦太孤矣!」

唐君毅在給程兆熊的信中也曾經提及此事:「此間香港中文大學之中國文化研究所,原有人贈一孔子銅像,以批孔故,遂置於地牢中,不敢拿出。但中文大學仍壓迫新亞書院及研究所,可惡已極。弟本欲早得休息,因此之故,今秋恐仍不能來台。俟研所有人接替再來與兄同遊,大約在明年春可行。 」

余英時剛回新亞時對唐君毅非常尊敬,1973年10月,余英時剛落腳沒多久就請唐君毅吃飯,次月余英時父親餘協中親訪唐君毅話舊,當晚唐君毅請餘協中、余英時父子以及新亞同仁一起晚餐。 12月,唐君毅參加了余英時的演講會,還和余英時就校內事務在一起討論。至少在1973年這一年,唐君毅和余英時之間沒有出現任何的不愉快。

1974年2月21日,唐君毅約余英時和嚴耕望、全漢昇、孫國棟等人同商研究所事,時隔一月又談了一次,在第二次會談之後,唐君毅約了李祖法和吳士選,商量「新亞校長事」。

新亞研究所亦由錢穆創立,1963年隨新亞書院一起併入香港中文大學,受中文大學經費補助,唐君毅在1968年起擔任所長,改制風波中,中文大學停止了對新亞研究所的補助,研究所改在中華民國(台灣)教育行政部門立案。唐君毅找余英時商量研究所的事情,大概是經費問題吧。

這一年5月18日,唐君毅和牟宗三正式自中文大學退休。

退休之後沒幾天,5月22日,唐君毅乘新亞董事會開會之機,約余英時和孫國棟一起談論校中諸事。 6月,又和余英時商量致函台灣「教育部」,把新亞研究所改隸屬新亞文化教育公司,7月,新亞研究所脫離中文大學,8月16日,余英時請唐君毅吃飯,席間所談內容不得而知,但是必然和校務尤其是新亞研究所有關,因為唐君毅在此之後不久赴台,臨行前數度致電各處談新亞研究所事。

1974年11月,當時改制已經開始醞釀,唐君毅日記中數次出現了新亞學生來找他談改制的記錄,11月11日唐君毅寫成《中大改制之基本假定》一文,下午改制小組的成員金耀基來找唐君毅談話,次日唐君毅參加了新亞董事會的小組​​會議,董事會時隔兩日後又召開小組會,內容依然是改制。此時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也就是從此時開始,各路人馬紛紛出動,來找唐君毅談改制一事,逼迫唐君毅站出來抵制改制,新亞書院也和崇基書院召開聯席會議,討論改制。也就是從此時開始,唐君毅與余英時的關係全面破裂,唐君毅日記中再也沒有關於余英時的記錄。

但是即便是改制已經成為定局,唐君毅依然對此耿耿於懷,他在寫給《中大學生報》的信中認為,中大改制之事,許多人皆「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而只在改制之進程中當了過渡的工具,唐君毅同時指出,中大改制之事,已成過去。但此事之「是非」,並未過去,無論如何說,香港政府先以聯合制度之名義,邀約新亞、崇基參加中文大學之創辦,而終於背信食言,改為實際上之統一制, 「是犯了道德上的罪過」,「此背信食言,則應留交歷史作為見證」。

與唐君毅「和解」

1977年,唐君毅與錢穆、李祖法、吳俊升等人聯名一起辭新亞董事會董事職,1978年2月2日因肺癌病逝於香港九龍浸會醫院,依遺願移柩台灣。有一年劉述先回到台灣開中國哲學會的時候,會上許多人去唐君毅的墓前去祭拜,他們就推選劉述先去主祭,劉述先後來在接受采訪時回憶:「現在過了十年之後,唐先生在天之靈應該明白,我們像金耀基、余英時這些人根本不可能出賣新亞。」所以在唐君毅百年祭的時候,新亞書院還是邀請劉述先回去做一場主題的演講,劉述先十分感慨:「在當時有一些忠於原來新亞理想的人,就在那裡貼大字報罵余英時罵我的都有,可是過了十年這種事情也都煙消雲散了。」

而在唐君毅日記中被痛罵的余英時,也在唐先生百年之後,與唐先生達成了「和解」,余英時在接受《中大通訊》採訪談及唐君毅百歲冥壽時,肯定了香港中文大學為唐先生立像的意義:「唐先生去世後,我們在形式方面沒有給他一個適當的紀念。今天哲學係以及新亞受過唐先生教育的許多同仁,決定要建立一個銅像,我覺得是一個重大的文化發展,也是一個文化標誌。這說明我們從1949年到今天,整整60年來香港的文化面貌所起的重大變化,而這個變化的一個最重要因素就是唐君毅先生。」

余英時還同時特別指出,香港的哲學教育,特別是中國哲學教育,是從唐君毅開始的,他倡導中國哲學和文化的功能,值得後人永遠懷念,如果不是唐君毅,就不會有後來香港在許多思想方面的新發展,余英時進而強調,唐先生重視道德意識,而道德意識可以說是文化創造的根源,唐君毅當年就是帶著這樣的意識,在新亞書院種下了根源並產生了作用,然後這個根源又得以繁盛發展,余英時隨後舉出實例,1958年的《中國世界與文化宣言》,代表了張君勱、牟宗三和徐復觀諸位先生的智慧,但基本上是由唐君毅起草的,於保存宏揚中國文化,影響深遠。這就是唐君毅在新亞、在香港發生的一連串作用。

余英時同時在《唐君毅先生像銘》中對唐君毅大加讚揚:「先生精思明辨,出於秉賦,初治西哲之言即若針芥之投,所造既深,則於德意志辯證思維冥契尤多。平生以重振中國人文精神為己任,故冶舊學新知於一爐,逐層為系統之建構,堂廡開闊,階次森然,道德自我之建立,其始基也;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其全幅呈現也;心靈九境,其終極歸宿也。先生之學與年俱進,此其明徵也。」當然這裡面多少有些客套的成分。

余英時還回憶了當時唐君毅創辦新亞書院哲學系的艱苦,對唐君毅的功勞大加表彰:「1949年先生參與新亞書院之始建而首創哲學系,迄1974年自中文大學講座引退,先後主持香港哲學壇坫二十有五年,濟濟多士出於門下者,極一時之盛。風雨如晦,花果飄零,神​​州哲理猶能續慧命於海隅,先生之功莫大焉。」余英時同時指出:「先生講學不忘理亂,親歷世變,惄焉憂之,於是發憤返本開新,持孔子之教為天下倡,此海外新儒家之所由興也。新儒家之宗旨與規模定於先生所撰文化宣言,數十年來流布海內外,駸駸乎與世運共升降,不亦卓乎!」余英時同時在落款自稱自己乃是唐君毅的「門人」,可見余英時的謙虛和寬容。

當然,余英時不時還會對當年因中大改制與唐君毅失和而透露出內心深處的無奈,當年新亞書院的蘇慶彬在《七十雜憶》一書中回憶:「余教授經過改制一事後,心中感受良深,一直耿耿於懷,記得有一年我們去台灣旅遊,恰逢錢賓四師壽辰,逯耀東在台北的六福酒家定了一席,這次難得集合了台、港、美三地校友為錢賓四師祝壽,恰好當天刮起十號風球,酒家老闆與逯耀東的關係很好,特別於颱風中獨開一席,師生難得相聚一起,酒量好的,飲得大醉,特別是余英時兄和何佑森兄,醉得很厲害,余英時醉得還要人扶持,才能進入的士返回旅店,他在醉中仍喃喃細語說:我是很尊敬唐先生的,他重複說了好幾次,可知他在改制時與唐君毅老師意見分歧,仍然是停留在內心深處揮之不去的感受。」

改制過後,余英時再也無心糾纏中大政事,回到哈佛執教。中大三個聯合書院院長人選有所更易,原任聯合書院院長鄭棟材出任教育學院兼中文大學副校長,所遺聯合書院院長一職由薛壽生博士接任,譚尚渭博士掌崇基學院,而新亞書院則由金耀基博士接任,後金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轉載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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