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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光戲影 Films, 政論縱橫 Politics & Philosophy

《誘.惑》:疑惑與信念的博弈遊戲

Amy-Adams-Doubt

金像影帝菲臘西摩荷夫曼(Philip Seymour Hoffman)暴卒家中,令不少影迷惋惜。Hoffman演活不少角色,不論是Boogie Nights的那個肥毒男,還是Punch-Drunk Love的電話對罵,都是印象深刻。不過他在〇八年的《誘.惑》(Doubt)中飾演的神父一角,則是發人深省。

故事圍繞着梅麗史翠普飾演保守嚴格的修女懷疑荷夫曼性侵學校的其中一位男生而去調查、對質,從而引發一場信仰的危機。電影的主題是doubt疑惑,所以到故事結束時我們都不知道到底荷夫曼有沒有性侵過那男生。

當結束時字幕升上,筆者初時面對那沒有答案,只有一串問號的羅生門結局,內心也十分糾結,不停在電影內鏡頭的處理和安排,角色間的動作和表達方式,去斷定荷夫曼應是有性侵過那男生。不過想着想着,才發現留有疑惑才是電影中想表達的主題。

電影開首的一幕,荷夫曼飾演的神父在禮拜中便講道,我們當中有誰不曾疑惑過,而疑惑和信念皆可成為一種團結力量,而修女對荷夫曼的疑惑和對自己的信念,也使之堅持自己不會犯錯,認為神父的確是做了「出賣宗教聖潔」的行為,所以她就算用撒謊這種不太光明正大的招數,誇大神父所行為惡,都要把制裁這個校內的「內奸」神父,保持這宗教學校的體制和純潔。但故事最後一幕修女卻都也崩潰了,懺悔她的行為令她與上帝距離愈來愈遠。

就像筆者剛看完電影一樣,人類總是對於沒有解決疑惑的答案,沒有定於一尊的真理或上帝的那種虛無而感到徬惶不安,因此我們如此容易去自我製造一些答案,又或者尋求權威去解決我們的疑惑,去安靜我們的心靈。疑惑的世界就似笛卡兒那個世間一切感官都不能盡信的懷疑論一樣,我們只是一個漫無方向,一望無盡的汪洋之中獨划,儘管笛卡兒能以「我思故我在」去證明自己的存在,但僅僅證明自己存在是不夠的,因此笛卡兒以後的哲學家,便像華山派的劍宗、氣宗一樣,分開了英國經驗論和歐陸的理性論,嘗試在這汪洋中找尋可以立足的陸地。

不過歐陸理性論發展到了康德把世間一切知識分門別類,製造一個像化學元素周期表的知識體系後,黑格爾、叔本華、馬克思的絕對論,甚至能以絕對真理去解釋世間一切事物。然而絕對與專制absolutism在英語是相通的,這種普魯士式絕對主義,也因此被形容為德國專制主義的思想根源。

不錯的,充滿不確定性的民主是一種永遠讓人疑惑的制度,今天還在執政的「正義」政府,下次大選很可能便又那「蛇齋餅糉」,「內奸賣國」的政敵擊敗。一個只相信一種真理的人,不可能在民主制中獲得安全感,最終只會像泰國一樣,紅衫黃衫皆以對方為會摧毀泰國的「泰奸」,那時多少場公平公正的選舉,都再不會有任何意義。

德國專制主義之下,民主選舉的不確定性,在戰敗與經濟大恐慌的衝擊之下,令德國人在新生的威瑪共和國當中感到像風雨飄搖中的汪洋孤舟一樣,而希特拉的出現就像疑惑中的答案一樣。左翼份子和猶太人是出賣德國民族的內奸,希特拉說,縱使理智的德國人可能知道,左翼份子和猶太人不可能是所有問題的根源,但他們恐懼疑惑的那種感覺,他們寧願順服權威,至少他能為我們提供答案。就似梅麗史翠普一樣,他們情願用不義的手段,把他們心目中的「賣德」的「左膠」和「猶蝗」消滅,視之為保持德國體制和民族血統純潔的「正義」之舉。

梅麗史翠普飾演的那修女的知識體系和鬥爭哲學,除了與專制主義殊道同歸之外,她的管治哲學也深得專制統治者的真傳。當她的下屬,愛美雅當絲(Amy Adams)飾演的年輕修女在課堂講課,解釋羅斯福那句「最令人恐懼的應是恐懼本身」(We have nothing to fear but fear itself)時,史翠普則認為恐懼才是教育學生學懂紀律的要素。她更要求雅當絲在課室掛起舊教宗庇護十二世的肖像,令學生害怕而不會在課堂內搗亂。撒播恐懼與仇恨,豈不是獨裁者的慣常技倆?把另一批族群標籤為掠奪資源的吸血鬼,把社會描寫成受到外敵內奸威脅而危在旦夕,這種疑惑和信念,就如荷夫曼電影開首說,可以成為一種團結力量,可以用之行善,也更可以行惡。庇護十二世是二戰期間的教宗,而史翠普的思維,也令觀眾聯想起法西斯主義的行事方式。

電影的背景正值是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羅馬教廷決定採取更開明包容的改革,而荷夫曼也代表着那包容大愛的進步教育,以寬恕形式對待犯錯的學生,也以輕鬆朋友方式跟學生相處,但代表頑固保守派的史翠普則對那包容大愛的精神嗤之以鼻。然而我們不用想像也可以看到,缺乏包容和同情心的周遭社會有多麼可怕,像修女那樣不對自身有半點懷疑,也不容對對方半點的信任和同情,最終只會把任何事情變得二元對立,針鋒相對。無論是藝人發表政見還是林慧思事件,就連一套教育電視把主角打壞蛋的電腦遊戲去解釋粵普不同,都可以被上綱到「教育局『抹黑』粵語」的罪名。當社會任何事情都可以政治化,而那訴諸政治並非引起公共的理性辯論,而是變成凡事追求政治正確,你錯我對,黑白二元方式絕對觀點,而且為達致自以為正義的目的,動輒套以「出賣」、「內奸」的帽子,甚至撒播仇恨去進行政治動員,施加恐懼去狙擊不同政見者,以圖令對方屈服的行為,難怪有心政治的一群,在這個政治局面間會逐漸失語,以沉默的大多數更漸漸對政治生厭起來。史翠普的行為令她與上帝的距離愈來愈遠,而香港社會也正和民主價值愈走愈遠。

儘管荷夫曼與史翠普的衝突,正正是一場民主、包容、大愛與專制、保守、恐懼,兩套思想體系的博弈和衝突,電影最終也沒有解釋究竟神父有否性侵。或許憑着多年經驗和直覺的修女其實根本是猜對的,但修女最終也為堅信自己不會犯錯,而且用不義手段達到目,遠離神的行為而懺悔。轉過頭來,我們有沒有在自己堅信的宗教信仰、自詡正義的政治立場、甚至日常的人際處事之中,有否反思過自己的所思及所為,並為自己所堅信的,一定正確的,預留至少兩成的疑惑?在我們為上述的所堅信的信念而行動,與別人侃侃而談時,又有否預留過被別人說服自己,承認他對我錯的機會?我們有否認真審視過自己,疑惑過自己的最核心堅固的信仰和立場,並因此感到悔疚?如果我們連這些基本也做不到時,其實我們的心靈比那專制無情,缺乏包容卻願意懺悔的修女更不堪。

貝加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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