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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釘:從追憶偶像到記憶城市——記「哥哥足跡中西區導賞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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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屬於張國榮的年代。即使我有幸生於他的年代,我大概會是他最堅實的反對者。「你們懂什麼?他的歌裡只有沉溺與憂鬱,沒有憤怒和期盼。你應該聽聽Beyond的《金屬狂人》和《長城》。」 我想像梳著飛機頭、踢著人字拖的自己,與「哥哥」(張國榮)的死忠粉絲爭得面紅耳赤。

但今天(2013年4月1日)當我來到中環的文華東方酒店——哥哥生前最喜歡來喝茶的酒店,也是十年前的今天他自殺的地方——在數百追憶者與花牌叢林之中,我第一次感受到他的歌裡獨有的悵惘。於是弔詭地,我在哥哥的追憶會上第一次真正認識到「哥哥式」的憂鬱。

我嘗試理解追憶者的心情:假如今天,陳奕迅或方大同突然死了,我會回想起那些獨坐麥記的深宵、那些走在海邊的冬日黃昏、那些失戀過後的無眠之夜……我們是如此習慣把流行曲和記憶勾連,偶像之死不是一個他者的逝去,而是記憶裡一個重要線索被無可挽回地永遠奪去。

梁文道曾寫道:「哀悼是人類的獨行。」這也許是因為,人類擁有記憶,而且人類把記憶當作極為重要之物。對偶像的追憶,假如不是流於形式,便是讓他們本已殞落的生命,以另外一種方式在記憶的世界裡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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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緒重重的我,來到由中西區關注組和尖碼之聲合辦的「哥哥足跡中西區導賞遊」。據大會稱,活動的主題是要重新遊歷一些哥哥曾經拍電影或MV的地方,認識並思考這些地方的保育問題。

上一輪保育熱的時候我還是中學生,因此錯過了當年知識界和社運界對保育的討論。受活動主題的啟發,我嘗試把「對偶像的追憶」和「城市的記憶」放在同一脈絡上思考。對於這一場偽班雅明(Walter Benjamin)都市漫遊我感到雀躍,但礙於知識的不足,我不期望能得出什麼宏大的結論。

在尖碼之聲的 Leslie Chan 的帶領和講解下,我們從文華東方酒店出發,走訪一個又一個似曾相識的場景。粗略估算,參與人數應該超過兩百人,其中不少是事先沒有報名的。一路走著的時候聽見不少參與者在說普通話,不知道其中又有多少是為紀念哥哥特地而來的。

從舊立法會大樓到電氣街、從荷里活道到公利蔗汁,這些街道和建築不單單是「被上帝忘記了」的遲暮老人,更是逝去年代裡最華麗演出的背景。《愛慕》裡哥哥的失心狂奔,《有誰共鳴》裡哥哥在舊式電氣燈的昏暗燈光下獨坐石階苦思,《阿飛正傳》開首的古董鐘居然還在使用,這些都讓我感到驚訝,也讓我和逝去年代的距離忽然拉近了許多。

自從荷蘭建築師庫哈斯(Rem Koolhaas)提出平庸之城的說法後,我們對現代人的自我危機和焦慮又多了新一層的認識:在「世界是平的」的年代,城市和城市像倒模一樣高度相似而缺乏個性,每個城市都難以找到必須存在的理由,而像「香港人」這種城市本位的身份便變得模糊而不紮實。當我們在台北或上海都可以吃到最地道的茶餐廳或燒味,為什麼只有住在香港的人才能自稱「香港人」?

這些差點讓人們遺忘的街道和建築,也許就是我們重構「香港人」身份的最後一根救命草:我們同是香港人,因為我們都聽過哥哥的《Stand Up》,為此特地走訪MV的拍攝場地磅巷和律打里,並且——假如還年輕的話——和一同到來的知己朋友一起模仿哥哥和舞蹈員的舞姿,直至笑到無力,半摔半坐地倒在石階上。

半年前,我走訪了上海靜安區的常德公寓——張愛玲生活了5年的上海舊式公寓——並在當年她寫作《金鎖記》、《紅玫瑰與白玫瑰》和《傾城之戀》等作品的咖啡店(現已改名為L’s Book Cafe and Wine)消磨了一個下午。喝著50多塊錢一杯,但不怎麼好喝的咖啡,我想起活地.亞倫(Woody Allen)的《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 主角穿越時空,在舊巴黎遇上未成名時的海明威。假如現在坐在我面前的,是未成名的張愛玲,我該怎樣告訴這位身形單薄的少女,她將像魯迅、老舍、胡適,甚至曹雪芹一樣,踏上通往文學殿堂的傳奇之路?

我在咖啡店的精品售賣部,買了一本上海作家陳丹燕的作品《成為和平飯店》。這位被譽為「最上海」的暢銷作家,自1998年的《上海的風花雪月》起、出版了《上海的金枝玉葉》、《上海的红颜遗事》、《上海色拉》等一系列以上海為主題的作品。2012年《成為和平飯店》出版後,陳丹燕說已把要寫的都寫過了,這本前後寫了八年的非虛構體小說應該會是「上海系列」的最後一部作品。

一棟遍布歷史遺痕的舊飯店,一個個難以考證的動人傳說,一座風雨之中屹立不倒的生命之城,一個站在時代舞台中心的巨變國家……《成為和平飯店》以一座百年飯店作為記憶的主軸,述說著這座城市的過去。

草草翻閱《成為和平飯店》,我開始理解建築對於城市的意義,以及香港人為何無法對這些建築產生太多的感情:建築就像是哈利波特額頭上的閃電疤痕,只有當我們理解到它們的過去、它們承載著的意義,我們才會明白到這些看似難看的傷疤,其實承載著最深厚的祝福。

我一直在思考,香港為何是一座留不住人的城市。巴黎、東京、上海、紐約、北京,當我在書本上讀到他們的人如何談論自己的城市,我總是能隱約讀到一種難離難捨的情感,哪怕他們是在申訴著自身的不幸遭遇。最近我對這個問題終於有了答案:我想,就是那些最初引領他們到來的傳說,捆縛著他們,讓他們不願離去,即使他們的生活沒有如他們幻想的一般美滿。

一座城市有她的傳說,才能建立出獨有的質感,才能在「平庸之城」的年代找回自身的獨特性。上海之所以是獨一無二上海,不是因為她擁有像東方明珠塔;而是因為她是張愛玲寫作《傾城之戀》的城市,是因為她是和平飯店屹立百年的的城市,是因為那些無法複製的傳說和傳奇。

無論是哥哥(張國榮)位於加多利山的故居、或者同樣有悠久歷史的文華東方酒店,他們都承載著專屬我城的最深厚祝福。但我城的作家願意書寫北上嫖妓的經歷、中環商業圈的樂與怒,卻不願意書寫發生在我城的傳奇故事。香港是文化沙漠,她甚至是容不下海市蜃樓的沙漠。

我想起《名偵探柯南》裡的茱迪老師常說:「A secret makes a woman woman。」而我相信,「A legend makes a city city。」

原文摘自阿釘

從追憶偶像到記憶城市——記「哥哥足跡中西區導賞遊」(二之一)

張愛玲與張國榮——記「哥哥足跡中西區導賞遊」(二之二)

香港獨立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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