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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崇銘:悼曾基:國族與本土、右翼與左翼

曾澍基1

突聞曾澍基教授(下稱曾基)在家中意外逝世,當下即有衝動想寫一篇悼文。和曾基個人絕對算不上相熟,但多年來從他所學獲益匪淺,因此這更多是一篇學術生平回顧,並側面襯托出香港40年來的社會經濟變遷。

社會派、匯點、本土左翼

余生也晚,聽得最多前人提及曾基的,是他在1970火紅年代新左理論導師的角色,開闊了國粹派以外社會派「反資反殖」的本土視野,一代學運、社運領袖皆深受其影響。1980年代香港前途問題冒現,曾基參與發起的匯點,卻是最早提出「民主回歸」的政治團體。套用今天的術語,曾基和當年的匯點均既有本土的視角,亦有國家民族的關懷,國族本土並沒有想當然的二元對立,應可稱為「本土左翼」的鼻祖——而到現在能剩下的還有多少?

不過,我從曾基身上學到最多的,始終是他經濟學的老本行。我作為一名經濟社會學者(economic sociologist),即使站在旁觀者的位置上,亦能深切感受到香港受主流經濟學荼毒之深,以及作為一名另類經濟學者(alternative economist)的孤獨。最近我經常跟友人開玩笑說,將本地所有高等學府加起來,香港會有多少經濟學者?若把財務、會計、商管、房地產等等皆計算在內,大概也會有500名以上吧?但能對主流經濟學深切反省的又有多少?大概不會多於5名!而曾基則肯定是最重要的一位。

長波理論、聯繫匯率、二元經濟

最早開始迷上曾基,是由他所普及的「長波理論」(long wave theory)——在社會學則有相近的「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s theory)——預視着資本主義全球化趨勢,必然是波譎雲詭的周期起伏過程,過度投資、消費不足和人口周期,則預視了經濟泡沫累積的必然規律。時值格老初任美國聯儲局長,力挽1987年的股災狂瀾,愈益被吹噓成新經濟之神,20年後卻竟化作金融海嘯的滔天巨浪,實不得不令人再思長波理論的警世寓意。

1990年代中期,特別是匯點被併入民主黨後,曾基似乎已日漸淡出政論圈子,更多潛心鑽研專門的政策領域,尤其是競爭政策和聯繫匯率。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之際,香港股匯備受國際炒家衝擊,金管局任總聞名於世的「任一招」,令香港頓變大鱷如取如攜的提款機。當時我剛好在《明報》當論壇編輯,曾基在思潮版發表了多篇關於「現代貨幣發行局」的專論,也就是其後「任七招」強化聯匯措施的雛形,香港亦總算避過了回歸後的首個巨劫。不過印象所及,金管局似乎從未公開提及曾基對捍衛聯匯的貢獻,任總新出的回憶錄《居安思危》就更肯定隻字未提。

亦是自1990年代初開始,針對香港工業北移和產業空洞化,曾基則開展了「曼克頓化」和「二元經濟」(dual economy)的一系列探討。當時香港失去製造業作為經濟支柱,愈益向金融地產的第一元傾斜,餘下提供大量職位的基層服務業,則構成了低技術、低增值的第二元經濟。明顯地,曾基在關注香港競爭力下降之餘,更關心產業結構的適當均衡、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市民人盡其才的機會及生活質素的整體問題,香港所需的亦絕非單純增長數據上的提升,否則就根本不用花時間談第二元!諷刺的是,特區官員至今仍不忘掛在口邊、力主學習的「新加坡模式」,便正正是將人視為原材料、「有增長、無發展」的典型例子。

資源流動vs.本土優勢

2007年,曾基在香港歷來僅見的、針對中港經濟融合的學術專著中指出,回歸後特區政府的經濟發展策略,最終出現了兩個南轅北轍的模式﹕其一是自1997年作為起步點,由董建華和梁錦松主導的「本土優勢觀」(local advantage view);其二則是2003年之後冒現的,先有中央政府推出的「救港措施」,繼而由曾蔭權在2005年後接手的「資源流動觀」(resource flow view)。假如前者着眼於香港作為一個完整的經濟實體,須建立有別於內地城市的競爭優勢;則後者視中港融合為無可避免的必然趨勢,政府必須致力消除一切妨礙融合的障礙。

隨着「本土優勢觀」在董治時代徹底破產,「資源流動觀」近年已取得壓倒優勢。CEPA、自由行、人民幣離岸中心……無不面向內地13億人市場的無限商機。它既一反董建華的大有為作風,恰巧亦與主流經濟學背後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哲學、「小政府,大市場」的理念脗合。曾蔭權和一眾政務官班底,則沿襲了港英時代的無為而治作風。因此儘管已長期深受各類危機的衝擊,但香港近年經濟結構失衡的格局,其實和回歸之前完全沒有兩樣。而在曾蔭權治下的7年,尤其是內地資源大舉流入的刺激下,新的股樓泡沫遂無可避免地又再迅速形成。

對曾基來說,「資源流動觀」乃是一張凶險的雙面刃,它雖然能為化解即時的經濟危機,帶來立竿見影的神奇功效,但卻是極短視和急功近利的做法,長遠勢必令香港失去獨特的優爭優勢。在中國經濟尚未全面開放之際,香港擁有的主要是地理位置上的優勢(location advantage);但當中國經濟愈益全面對外開放,則這種門戶角色早晚也會消失,香港必須重新建立本土質素上的優勢(quality advantage)。假如香港政府只一味放軟手腳,任由市場衍生「劣幣逐良幣」的情况,則香港便連僅有的一根救命草亦不復存。

顯而易見,隨着中港融合帶來的龐大商機,為香港經濟增量提供了巨大動力,但這些唾手可得的搵快錢機會,代價卻是令香港工商百業的質素停滯不前。只要看看每天無數自由行旅客源源湧入,香港的藥房只要儲備足夠的奶粉、藥物和化妝品,財富自然便會源源不絕滾滾而來,還哪會有空去開拓什麼新的業務?旅遊飲食零售服務業早已供不應求,又哪裏會有心思提高服務質素?試問香港哪裏會有一家食肆,侍應可以不用跑着落單和上菜的?

公共知識分子的羊腸小徑

近40年來,無論是當下社會議題的評析,以至艱澀嚴謹的經濟學專著,甚至近年得了癌症之後,曾基的寫作生涯皆一直從未間斷;但必須同時承認,他在社會輿論上的影響力,卻早已大不如前。不少年紀漸長、位處廟堂之上的學者,皆無可避免逐漸與時代脫節,這顯然並非曾基面對的困局;作為香港最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曾基的觀點是如此難得的貫徹始終,卻仍游刃有餘,緊貼香港社會的最新發展脈搏。問題倒是在於,無論在專業知識領域抑或公共領域,香港理性討論空間已愈來愈窄,中港矛盾激化壓倒了良性互動,民粹極端已掩蓋客觀分析的可能。

執筆之際,剛好在讀另一另類經濟學者許寶強的研究,指出打着自由主義旗號的右翼保守主義,與極右民粹主義本質其實是一脈相承的。他一語道破「新自由主義其實是民粹政治」﹕「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明顯是經由民粹方法打造的,以『福利主義』、『新移民』、『綜援懶人』等空洞能指作為共同的敵人,創造出『人民大眾』和他的『對立小眾』,例如說推行最低工資等同吃『大鑊飯』和富『社會主義色彩』,嘗試觸動港人恐共的情緒,以至激發對外部的他者的妒恨情感。」

打着官方推崇的意識形態霸權,為鞏固權貴的既得利益保駕護航,主流經濟學者在個人升遷榮辱上,所走的是金堆玉砌的陽關大道;相反堅持獨立思考和說真話的公共知識分子,雖然沒有政商學殿堂的無限風光,所走的羊腸小徑卻仍不失清幽雅致。這復令我想到許寶強近期的另一篇文章,談到阿倫特(Hannah Arendt)痛斥的「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指出「維持虛幻形象與為此而說謊,正是支撑極權主義的兩大要素,也是『無思』與『平庸』者——終日重複陳腔濫調、語言偽術,不假思索地接受『上頭』的命令——的寫照。」

關於長波理論、競爭政策、聯繫匯率、二元經濟和中港融合各種專論,詳見曾基的個人網站﹕www.sktsang.com

期望有心人日後仍能繼續將其遺作整理維護。另可參考拙作《以銀為本:柒評香港產業及人口政策》。

文×鄒崇銘

編輯 葉雨舟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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