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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剛夏志清論戰錄

1986年夏志清教授和唐德剛教授握手言和,中為傳記文學發行人劉紹唐。(圖片來源:北美華文作家協會)

1986年夏志清教授和唐德剛教授握手言和,中為傳記文學發行人劉紹唐。(圖片來源:北美華文作家協會)

啟、出擊:海外讀紅樓(唐德剛)

「紅樓夢」這部奇書,讀者們不論年齡大小、時代先後、地域差異、政治社會制度不同,讀後都會有不同的領悟。

一個讀者個體,他從小到老、從華南到華北、從小學到大學、從國內到海外、從大陸到台灣、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由於生活經驗的變換、知識面接觸的擴大,他每次再讀「紅樓」,也會「別有一番滋味」。

(一)

筆者幼讀紅樓,亦嘗為「焚稿」墮淚,為「問菊」看迷。它是青年人情竇初開時的愛情寶庫,也是學習古今文學的初階—論舊詩詞,則「盛唐」而後,「花間」之前,芹溪之作品亦足以亂眞。論白話文,則胡適、魯迅亦難望其項背。老實說,在筆者這輩「五四」以後出生的「作家」,它對我們都是新舊文學習作的啟蒙教科書。

大學時代,在防空洞再細讀紅樓,筆者便覺得它在「文學」之外,實在也是一部社會史鉅著—是反映我們那個兩千年未嘗有基本變動的儒家宗法社會的綜合記錄。

食色性也。 「寶黛之戀」,兩千年來,何代無之?而「金玉之緣」,因「父母之命」而「終成眷屬」—在筆者這一輩以上的老人,除了「私奔」之外,亦絕無他途可循。結兩千年婚姻制度之總賬,曹沾真是第一枝筆。

作為一個對社會科學剛才啟蒙的大學生,筆者在大學時代,便體察出「社會科學」上所揭出的「文化衝突」的概念,便是曹雪芹這位第一流天才服裝設計師,終使「大觀園」中諸姑娘、奶奶,都變成「半截美人」的癥結所在。滿人天足,也可說痛恨「纏足」。康熙帝曾下詔禁止「纏足」,然終以入關不久,為使漢族臣民,休養生息,「不願擾民」而中止。

入關百年後,滿人已泰半漢化;入境從俗,一切從漢家制度,唯獨「纏足」一項,以其太痛苦、太野蠻,而終未接受。曹氏本漢家子而早入旗籍,從旗俗。入關恢復漢家舊儀,一切心悅誠服,獨對「纏足」一項,紅樓作者發生了心理上的「文化衝突」而無法處理。芹溪若使寶、黛、春、雲諸美,盡纏其足,豈非人間慘事?而雪芹述筆之初,「脂硯」以次讀者或男或女,幾全系滿人,對此慘事,何能接受?

反之,若使晴雯、芳官、鴛鴦、琥珀……在粉白黛綠之間,盡成「鳳陽」大腳婦人,豈不煞盡風景?因此最佳辦法,則唯有秉筆不書,馬虎了事。

芹溪為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而社會科學家,諸「夫子言之」、「概念化」(conceptualize)之,使吾心有戚戚焉!淺通之、深索之,始知鑽研「紅樓」,亦固有「社曾科學處理」之一道也。

大學中期,膽大心粗,不自藏拙,竟於史系學刋上撰寫萬言長文曰:「淺論我國腳藝術的流變」以申述之。大觀園中,諸姑娘、奶奶之「腳」,固均在詳細玩摩之列也。惜戰時印刷不易,拙文迄未流傳,終至遺失,迄今念之。

大學結業後,留學美國,亦嘗與愛好文藝之同學合組「白馬文藝社」自娛。斯時適亦僑居紐約之胡適之先生,曾戲呼之為「海外第三個中國文藝中心」。同仁每談紅樓,予亦屢提「社會科學處理之方法」(Socialscienceapproach),應為探索紅樓方式之一。 「新紅學」之「考證派」,只是研究者之起步,為一「輔助科學」(auxiliaryscience)而非研究學術之終極目標也。其時海內「階級分析」之說正盛極一時。 「階級分析」,亦「社會科學處理」之一重要方面也。偏好之,何傷大雅;罷黜百家,則托拉斯矣。

七十年代「文革」以後,海峽兩岸文禁頓解。前白馬社舊人周子策縱,竟能重集海外同好,醵資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於八0年間召開「第一屆國際紅樓夢學術討論會」,而徵文及於下走。予因將數十年久積心頭之「社會科學處理方法」以治「紅學」之法螺,舉例再吹之。因撰拙文:「曹雪芹的文化衝突」,以就正於同文,時以限於篇章,書未盡意。

(二)

其實「文化衝突」一概念,於時興「社會科學」上並不只限於兩族(滿漢)之間也。文化衝突亦有古今之時限。新史學上有所謂以「現時觀念」(present-mindedness)處理古事物之大忌,亦即時代不同而引起觀念衝突之一種也—斯於「美學」則尤為顯而易見者。雪芹之撰「紅樓」於諸主角服飾之設計,此一「衝突」即彰明較著,而每為一般讀者,乃至為紅樓男女「繡像」之藝術家所忽略:

舉例以明之:

「紅樓」第三囘,黛玉初見寶玉時,且看這位「衙內」所穿的衣服:

〔黛玉一看〕卻是位青年公子:頭上戴著束髮嵌寶紫金冠,齊眉勒著二龍戲珠金抹額,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著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縧,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登著青緞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

寶玉這位貴公子這時所穿的是一套傳統中國,自唐及明的「古裝」。我國「古裝」,經過兩千年以上的不斷改進​​,在設計上對「美」的研究,加上絲綢製造業在發展中的配合,真可說是登峰造極。它對一個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官僚大帝國中,上層社會中士女的打扮,眞是美不勝收—和邊疆的少數民族相比,我們實在是太高級了、太美了。

古人所謂「上國衣冠」,所謂「滿朝朱紫」、「襟袖飄香」……「裙拖六幅湘江水,鬢聳巫山一段雲」,都不是空吹的形容詞。它和「四夷」的服飾相比,那「上國衣冠」,確是太高雅了。後來滿族入主中原,原曾有「易服」之議,可惜「美學」終於敵不過統治者的「自尊心」,而使「馬蹄袖」、「豬尾巴」,把我們醜化了兩百多年。

所以我國「古裝」的設計,也確有其超越時代底「客觀的美」。時至民國,還有個酷愛古裝的留學生馬君武,歌頌它是:「百看不厭古時裝」。服裝設計師曹雪芹,他顯然與馬君武有同好,至使榮寧二府的主子,穿的幾乎(著重「幾乎」二字))都是「古裝」。賈寶玉這位貴公子初見表妹,便是個(夾雜少許胡服的)古裝公子—他底高雅華貴之像也被所有替他「造像」的畫家,從清末的板畫、石印到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水彩畫。幾乎「造」出千篇一律的古裝之像。

其實賈公子原是曹沾筆下的「旗人」,他平時家居,頭上是吊著條辮子的。

且看上引同囘,寶玉見過妹妹之後,遵祖母之命,去看過媽媽,囘來時的穿著,便從「古裝」,變成「時裝」了。

〔黛玉見他〕一回再來時,已換了冠帶:頭上周圍一轉的短髮,都結成小辮,紅絲結束,共攢至頂中胎髮,總編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垂在腦後〕(此四字為筆者所加),從頂至梢,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腳;身上穿著銀紅撒花半舊大襖;仍舊戴著項圈、寶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綠撒花綾褲,錦邊彈墨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傅粉,唇若施脂;轉盼多情,語言若笑;天然一段風韻,全在眉梢;平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

這一下,豈不糟糕?原來天下第一美男子,古今美女夢中的「白馬王子」,原來腦売之後,還拖了一條,怪模怪樣的「豬尾巴」(pigtail),這成何事體?所以一切「繡像畫家」、「水彩畫家」—包括北京出版的英文版「紅樓插圖」和名家題詠的「紅樓月曆」,都辛亥革命起來,把美男子賈寶玉的「豬尾巴」剪掉了。你說寶玉因年輕,初見林妹妹時還拖條「辮子」,長大了就沒有了。那麽,讀者賢達,您就錯了。賈公子在「怡紅院」一天到晚,都拖著辮子呢!

不信且看第二十一囘。那個小無賴,看到漂亮的表妹史湘雲剛梳完了頭,洗完了臉。他不但要使用湘雲用過的髒水,還要湘雲替他梳頭。那個爽快的丫頭湘云不幹。

寶玉道:「橫豎我不出門,不過打幾根辮子就完了。」說看又千「妹妹」萬「妹妹」的央告。湘雲只得扶過他的頭來梳篦。原來寶玉在家並不戴冠,只將四圍短髮編成小瓣,往頂心發上歸了總。編一根大辮,紅縧結住。自發頂至辮梢,一路四顆珍珠,下面又有金墬腳兒。湘雲一面編著,一面說道:「這珠子只三顆了,這一顆不是了,我記得是一樣的,怎麽少了一顆?」寶玉道:「丟了一顆。」湘雲道: 「必定是外頭去,掉下來,叫人揀去了,倒便宜了揀的了。」黛玉旁邊冷笑道:「也不知是眞丟,也不知是給人鑲了什麽戴去了呢!」寶玉不答……

如此看來,寶二爺不但「不出門」時,在家中總拖看辮子—湘雲替他梳辮予,也不是第一次了—他出得園去,和一些小戲子、小相公胡來時,也拖看辮子,並把辮子上珍貴的飾物,偷偷地送人了。

賈寶玉拖辮子是肯定的了。問題是曹雪芹把他(她)們一切「古裝化」矣。為什麽卻捨不得把美男子寶二爺的「豬尾巴」割掉呢?須知雪芹雖愛「古裝」;他也愛他那十八世紀滿清極盛時期,高級社會裡的「時裝」,雖然這條「松花大辮子」的男人「時裝」,在我們有「現時觀念」作祟的讀者們看來是「七醜八怪」。但是縱在二十世紀初元,它還是「美」得很呢。請聽「我的朋友」李宗仁先生,剪辮子之前的囘憶:

〔宣統元年,一九○九,廣西陸軍小學〕的制服全是呢料子,還有一套嗶嘰的。冬季則有呢大衣。每人每學期發兩雙皮鞋……當時我們的服飾是十分別緻的,學生多數拖著一條長辮子,卻穿著現代式的陸軍制服和皮鞋。今日囘想起來,雖有不調和之感,但在那時覺得十分神氣美觀的。我們的留日返國的教官,以及少數得風氣之先的梧州籍同學,間或有將辮子剪去的;也有少數將後腦剃光或剪短,把前面頭髮編成辮子,再把辮子盤成一個餅,貼在頭頂上,然後戴上軍帽的。但他們在寢室內或操場上脫掉軍帽時,卻倍覺難看。 (見「李宗仁回憶錄」第三章、第三節)

李宗仁在二十世紀初年,穿洋服、戴洋帽、上洋操,還覺得「豬尾巴」「十分神氣美觀」;我們底美學大師曹沾,在十八世紀中葉,不肯在美男子寶玉頭上「割愛」,是十分可以理解的。這條嵌珠大辮子,在十八世紀的曹雪芹看來,是其美無比呢。但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還要把我們底大眾情人賈寶玉的頭上,加上一條「豬尾巴」,那就不成話了。所以我們底紅樓畫家諸同志,便全體動員,把賈公子的辮子割掉了。

(三)

綜上所述,不過舉一反三。蓋新興社會科學中諸「法則」與「概念」,極多均可引入作研討新紅學之新方向。佛洛依德之唯性論、馬列恩史之階級分析說、社會學、倫理學、經濟學、心理學研究中之種種成果,均可引為藉鏡。

憶早年讀中國文學史如新興諸大家中之胡適、胡小石、胡云翼等人以及專論傳統小說之周氏兄弟—樹人、作人—等等無不以「說部」為「明清文學」 .之主流。

然唐詩、宋詞、元曲之後,何以異軍突起,「章同小說」頓成兩朝文學之中堅,時至清末,書目竟多至一千六百餘種,直如野火之撩原,一發不可收拾?諸文學史家則均瞠目不知所對。晚近諸大家粗通漢籍、論文海外,竟以兩朝顯學,比之歐西作品,直是糟粕之與珠玉,簡直不屑一顧,則尤為不可思議。

需知「戲曲」、「小說」,均為構成人類文明社會生活成份之一部,深受社會經濟「供需律」(Law of supply and demand)之支配。戲曲、小說,古已有之,然其「大眾化」(Socializatio),則有待於現代都市化工商業社會(urbanization)之崛起。有都市化之工商業社會,始有小市民階級之壯大;有壯大之小市民階級,始有小市民精神文明之「需要」;有此小市民之「需要」,始有應運而生之「供應」。

「戲曲」「小說」之興起,必以「小市民」之「需要」為基礎—否則則只限於貴族之「梨園」、宮廷之「秘籍」(今日吾人於海外仍可欣賞鉅冊繪圖足本殿版「金瓶梅」即屬後者之一種)—無小市民之社會基礎,則戲曲、小說,便無大眾化之可能。吾人熟讀歐洲史,固知此理,中外皆然也。

西歐中小城市之興起,約始於十五六世紀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前後,小市民有此「精神食糧」之需要,西班牙空前名著之「唐吉訶德」始應運而生。唐吉訶德之前,西班牙非無小說也;唐吉訶德之後,西班牙更是作品備出,而「唐吉訶德」之所以一枝獨秀者,百年創作,沙裡淘金,千枝一秀之成果也。

十六世紀之初,西、葡兩國,中分天下,沿海城鎮領先都市化,而平民文學亦隨風而起,非偶然也。然西葡兩國,好景不長。後來居上則英吉利也、法蘭西也。無十八九世紀西歐之重商主義、工業革命,卽無蓬勃之西歐說部文學,可斷言也。文學為時代之產品,所反映者為當世之社會生活與人民心態。故治西洋文學史者,如對西洋史學與西方社會之發展狀況,初不經心,而一味以文論文,則未有不緣木求魚者也。治中國文學史者,如對「中國社會發展史」毫無概念,只一味批卷子看文章,而臧否作者,則批者縱滿腹洋文,全盤西化,亦終不免八股習氣也。

(四)

我國社會經濟之都市,實始於南宋。殘趙雖偏安一隅,然其在工商業經濟上之成就則遠邁漢唐。其經濟中心則為運河南段、長江下游、太湖沿岸之三角地區。

蒙人入主,中原諸省備受荼毒,獨於維揚、蘇杭一帶,優渥有加,未遭嚴重損失,國史與私人記述,紀錄均詳。西人馬可孛羅亦親見之。

元去明來,江南遂為國家經濟首善之區,中小城鎮,俱已漸次都市化;手工業之蓬勃,古所未有。有此豐裕小市民之社會基礎,則大眾化之戲曲、小說乃應運而生。暇時每讀明人筆記,事例萬端,此信念乃益堅信不移。

滿人南侵,雖經「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而江南在全國經濟上之領導地位,並未動搖;再經康熙六十年(一六六○—一七二二)與民休息的昇平之治,則十七八世紀間,我國江南手工業中小城鎮,與夫小市民階級之興起,可能為全球之冠—(更深入比較非關本題,故「可能」之)—有此小市民階級之基礎,「說部文學」始漸成氣候,「供需律」規範之也。斯時不但書賈之業大盛,與書賈血肉相關之職業批書人,與職業作家乃一時俱起,「市場經濟」使然也。

金聖嘆(一六○八—一六六一)便是職業文學批評家之一代奇才,置金君於世界任何文學批評圈內,其才亦不多讓,金某如不中年被害,則渠在文學批評上之成就,當更不可限量。然何以十七世紀中期,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姑蘇能出一金聖嘆,斯亦社會經濟發展之結果也。

聖嘆死後之百餘年,歷經雍正、乾隆兩朝(一七二三—一七九五),正值西曆之十八世紀,亦清室之極盛時代,帝王與上層土大夫之沉緬於金石書畫、四庫典籍;而民間之沈迷於言情小說、悲喜戲曲,不特時人有記錄明文,吾人亦可於想像中得之。斯時江南出版業之盛極一時,毋庸贅言;小市民之愛好讀品,亦舉手可得,讀小說自是一時風氣。

曹雪芹祖孫三代寄居江南六十餘年(一六六三—一七二八),原是「南人」。富而有暇,平時聲色犬馬之外,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而男女教育又均超人一等,其闔府上下,沈溺於時尚之小說,亦不難想像—大觀園中偷讀「傳奇」,卽有證明。

再者,以創作「儒林外史」而馳名後世之吳敬梓(一七○一—一七五四),亦以皖人而寄居南京;「外史」十九卽成書於南京。敬梓亦紈褲子而有才華,少年豪縱,不事生產,不求富貴,而以憤世疾俗,著書罵人為樂,結果雖非「淚盡」,然亦以中年貧病而死,頗類雪芹。

敬梓、雪芹,同時、同鄉—(雪芹南京人,說南京話,「紅樓夢」中辭例至多;敬梓安徽全椒人,寄居南京。全椒實南京之「郊區」也,口音相似。胡適每好說:我的安徽同鄉吳敬梓。)其實胡適的「徽州」土話,吳敬梓聽來,一句不懂也。而吳敬梓倒是曹雪芹的眞正「同鄉」。 )二人又有同好;性格狂狷、反抗,亦復相同。雙方均中年「食粥而死,也大同小異。可惜一南一北,正如莊周之與孟軻,兩位才人,終無一面之緣。然二人均以不求之名,而名垂後世。斯蓋當時知識份子,風氣使然。清末文人有評梅巧玲、梅蘭芳祖孫之言曰:「所操至賤,而享名獨優!」

著稗官野史,寫言情小說,在十八世紀的中國,雖非「至賤」,終非「高尚」職業。文人學士才人如曹雪芹、吳敬梓者,竟願破產為之,蓋從所好,而羣眾亦好之—亦如清末民初,京戲界之「票友」,爾自好之,台下好之者亦眾也。

爬格子、寫文章的窮朋友,你爬出來,沒人看,你爬他作甚?爬出來,雖「賒酒食粥」,只要有人看,能膾炙人,自得其樂,也就顧不得許多了—這就是阿Q之所以為阿Q;曹雪芹、吳敬梓之所以為曹雪芹、吳敬梓罷。

(五)

前文已敍明,言情與社會小說古已有之,何獨盛於都市小資產階級興起之後歟?說來亦無啥深文大義。

蓋以耕耘為本的農業經濟大帝國之內,農民勞動力,為從事生產之最大資本。農村三月閒人少!抽出時間為富有勞動力之青年子弟,入學讀書是為最大之浪費。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農民來說,在生產勞動上,無此必要也。子弟三人,有一人入學,則損失三分之一之勞動力。在機器生產之前,農民一人之勞作,尚不足夠供應三五人之食用,胼手胝足,自顧之不暇,那得餘資遣子弟上學讀書?

加以我國古代,啟蒙求學,非為生產之必需,而為謀求進學、中舉,陞官而發財也。然陞官財,豈可幸致?為此希望極微之彩票,而影響舉家衣食之犧牲,有實際生活體驗之農民不願為也。筆者近年返鄉,細訪農村,仍見有此反教育之現象,遑論千百年前!

以舉國務農之大帝國,偶有城鎮,包括其國都,均為文盲(麐集之農村市集而已,與現代經濟之都市化,在性質上則迥然有別矣。農民原亦有其精神文化之需要,此需要則由職業化之「講書人」、「講古人」、「說書人」—夏志清教授所謂之「說話人」(見夏著「中國古典小說導論」)以供給之。

「說書人」時亦有其「腳本」,書商間亦以此腳本,售諸少數市集讀書人以牟利。此但為少數有此需要者作有限度之供應,非今日市場經濟上之所謂通用商品(commoditties)也。

此種「說書人」之「腳本」,雖亦為「讀」書人所喜愛,然其撰寫體例與特色,則著重​​於「聽」眾也。 「聽眾」情緒之反應,為著作者最原始、最緊要之考慮,至於個體「讀者」之如何反應,則初不在編書者慎重考慮之列也。

以故當我國農業經濟逐步進入都市化了的工商業經濟時,小說作者之體例乃逐漸由著重「聽眾」團體之反應,而轉向「讀者」個體之反應矣。

蓋都市社會與農業社會迥異。教育在純農業社會中為「浪費」;而教育在工商業社會中則為「必需」。小市民對「深文大義」之作品,在工作上無追求之必要;而小市民對「讀書識字」則為謀生求職之必需。旣讀書識字矣,則工餘之暇,讀說部以自娛,民有所「需」、市有所「供」,則章囘小說氾濫矣。

我國沿海城鎮之大規模都市化,始於「南京條約」後之五口通商。即有千麕集五口之小市民,章囘小說氾濫至一千六百餘種,則亦是市場商品興旺之常情,不足怪矣。

以故我國傳統小說實始自顧慮聽眾情緒之「聽的小說」始,而以顧慮個體讀者情緒反應的「看的小說」終。

為顧慮「聽眾」團體之情緒,則「聽的小說」之佈局有時且有「說」有「唱」(提提精神,以免聽眾打瞌睡),有高潮,有起伏,以便當眾收錢(洋人叫pass the hat,用帽子收錢),或暫時收場,下次請早。

但為個體「讀者」著眼的「看的小說」,則上述一切,皆可豁免,而重新設計佈局矣。而此設計佈局亦以千百萬「讀者」之興趣為依歸。若只顧「作者」雅興如敬梓、雪芹者,作者遂不免賒酒食粥矣。

可是在二者過渡期間的十八世紀的中國作者,他們往往都從「聽的小說」的舊傳統動筆,但斯時個體「讀者」已逐漸比「聽眾」團體重要了,他們的筆鋒,乃逐漸過渡,走入現代小說之形式矣。

這一過渡期之名著以「儒林外史」開其端,而以「紅樓夢」定其型。經過「十年辛苦」撰寫的「紅樓夢」,前些回還有些傳統「聽的小說」的習氣,其後(包括高鶚的補綴)就完全是以「看的小說」,現代化的新姿態出現了。

所以我們敢說,「紅樓夢」實是我國小說走向現代化文學的第一部鉅著。她沒有受外界—尤其是「西方」作品的任何影響;其「格調」之高亦不在同時西方,乃至現代西方任何小說之下。豈非特作者曹沾,天才突出,花樣翻新,亦是傳統農業經濟之社會,逐漸向現代化工商業都市轉移之自然成果。曹氏,亦如百餘年後繼起之胡適、魯迅,是時代潮流沖激下之英雄也。

(六)

抑有進者,我國傳統「看的小說」,旣以江南及沿海和內地日益興起的工商業城鎮中之小市民階級為基礎,而城鎮商賈四集,言語複雜(如古今馳名的「揚州鹽商」多半係安徽人),如此,則不管「聽的小說」或「看的小說」,勢必以流行的「普通話」(清代叫「官話」)為標準。 「儒林外史」之語言,南京官話而夾以皖中皖北之方言;「水滸」則山東土話;「紅樓」脂本南京土話至多,程本則經校書人高鶚以北方官話校改之也。

所以中國白話小說,由於市場經濟關係,非精通「官話」(普通話)者,不能執筆也。

胡適之先生為一純文化史家,對社會經濟之發展而加於文化變動之影響,旣無興趣,亦無研究。渠每以「白話文」之易於推行、易於學習,實由於早已有通俗白話小說如「紅樓」、「水滸」等為之先驅。他說來似乎事出偶然,對推行白話,是天助我也。所以白話文一經渠提倡,則羣眾以此等通俗小說為教科書,風行草偃,遂遍傳天下矣。殊不知白話小說之興起,實市場經濟之發展有以促進之。非我安徽老鄉吳敬梓、山東老漢施耐庵之才,足以壓倒狀元滾滾「名士如潮之蘇杭才子也—經濟發展帶動社會發展之文化進步使然也。

今日名重海外之蘇州才子夏志清教授,講學著書,英語之外,亦非用「江北話」不可。此非夏氏忘本,不受其「吳儂軟語」—軟語吳儂,夏教授愛之深、慕之切也,舍之而用「江北話」著書者,亦市場經濟之發展使然也。設夏氏亦以其鄉賢之「九尾龜」文體述稿,則志清亦難免「賒酒食粥」矣。

近年來吾友「滿洲國人」,「歸化」入「台灣籍」之劉添財君,每與「台獨作家」作血肉模糊之筆戰,然雙方戰書所用之文體,仍似「水滸」、「紅樓」為範本而相互肉搏之。設「台獨」諸子,舍我江北土語不用,而用其「台灣(福佬)國語」以敵添財,則諸公固早已棄甲曳兵矣,「獨立」云乎哉。

一言以蔽之,我國明清以來,「白話小說」之發展,為社會經濟發展之必然結果,非偶然也。由於城市經濟之發展,始促使「聽的小說」轉化為「看的小說」。十年辛苦不尋常,一百二十囘中體例變動之軌跡固斑斑可見也。

(七)

傳統「白話小說」不特語言之使用有其必然性,其文章體裁發展之規律,亦隱然可見。滿清末季之章囘小說多至一千六百餘部—(筆者不敏幼年卽讀過數十部)—然就西方文學標準看來,除「紅樓」、「水滸」等數種之外,幾無可讀之篇。吾友夏志清教授熟讀洋書,以夷變夏,便以中國白話小說藝術成就之「低劣」為可恥(見夏著一九六七出版英文「中國古典小說史」導論),並遍引周作人、俞平伯、胡適之明言暗喻,以稱頌「西洋小說態度的嚴肅與技巧的優異」。

志清並更進而申之,認為「除非我們把它(按指中國自話小說)與西洋小說相比,我們將無法給予中國小說完全公正的評斷……一切非西洋傳統的小說,在中國的相形之下都微不足道……我們不應指望中國的白話小說,以卑微的口述出身,能迎合現代高格調的口味……」(見夏氏自譯前篇)

此一論調,實為「五四」前後,我國傳統文明轉入西化的「過渡時代」,一般青年留學生,不論左右,均沉迷西學,失去自信、妄自菲薄的文化心態之延續—只是志清讀書滿箱,西學較為成熟,立論亦較當年浮薄少年,更為精湛,其言亦甚辯而已。然其基本上不相信,由於社會經濟之變動,我國之「聽的小說」亦可向「看的小說」方向發展,如「紅樓」者,自可獨創其中國風格;而只一味堅信,非崇洋西化不為功之態度則一也。

志清昆仲在海外文學批評界之崛起,正值大陸上由「批胡(適)」、「反胡(風)」、「反右」、「四清」,而「文化大革命」,雷厲風行之時,結果「極左」成風,人頭滾滾;海外受激成變,適反其道而行之—由崇胡(適)、走資,崇洋而極右。乘此海風而治極右「時文」,適足與大陸上極左之教條相頡頏,因形成近百年來,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兩極分化」之局。

在此兩極分化之階段,夏氏昆仲(濟安、志清),以西洋觀點治中國小說,講學海外,桃李滿門;加以中英文字之掌握均屬上乘。 「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兄終弟及,儼然海上山頭;兩本書出,竟成圭臬,以海外極右崇洋之言論,與大陸極左普羅之教條相對抗,亦是「以一人而敵一國」,不才亦時為吾友志清之豪氣而自豪焉。

此一「兩極分化」之可悲者,則為雙方均否定傳統、爭販舶來而互相詆辱,兩不相讓。可悲之至者,則為彼此均對對方之論點與底牌,初無所知,亦不屑一顧,只是死不交通,以為抵制。因此偶有辯難,均知己而不知彼,隔靴搔癢,淺薄可笑。

吾人好讀閒書,隔山看虎鬥,旁觀者清;如今海內「極左」者,俱往矣!海外之「極右」者,亦應自知何擇何從學習進步也!

(八)

不才落筆至此,必須鄭重指出,值此文化過渡期間,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崇洋」、「學洋」、「西化」……並非壞事。此一崇洋傾向,豈獨「文學批評」而已,「政治改革」尤然。試問當年政治革命時期,不論「偏左」,「偏右」,何一而非「崇洋」、「學洋」、「西化」也哉。胡適之說得好:「我們事事不如人!」吾豈好變於夷者也?吾不得已也!但是不論「政治改革」也好,搞「文學批評」、「文學創作」也好,「崇洋」、「學洋」都只是「過渡期間」的事。如一味「咬洋尾巴」而不放,非「洋」不可,則佛家所謂「著相」,革命家所謂「教條」,則不足取矣。

須知世界各民族,各自有其特殊的文化傳統、獨特底社會發展之取向—「經濟發展」(有別於「階級鬪爭」)實為推動社會文化變革之主要因素。 「經濟發展」(由農業及小手工業向大企業式的經濟發展)之過渡期如不幸停滯,則一切社會變革,均屬枉然。此一關如能順利闖過,則一切體制之「現代化」均可迎刃而解—文學不能例外也。

憶某次筆者與一加籍同文,共乘一國人自辦之國際航機往大陸旅行,見其糟亂,內心亦頗有志清於文學上相似的崇洋自卑之心;而同行友人之見識則高餘一籌。渠以為機中之糟亂,航空公司固應負責,然乘客之低水平​​,亦是致「亂」之源,而乘客之低水平​​,則由於其平時家居生活水平落後有以致之—斯眞一語破的!

同樣的,我國的「卑微的口述出身」之白話小說—(如今日在大陸仍一枝獨秀的「小五義」)—之不能「迎合現代高格調口味」,其取決於「作者」之水平者寡;而取決於口讀者」之水平者多也。然讀者水平之低,則「經濟發展」,之未過關,實有以致之。不知經濟社會之情、不通古今之變,而一味以文論文,則「吠非其樹」(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矣。

試問雪芹、敬梓之作,置於現代任何語言、任何說部之間,汝能因其以「卑微的口述出身」,便不能「迎合現代高格調口味」乎?雪芹為之,「食粥」而死。敬梓為之,老病窮愁,吾皖人以為「子弟之戒」!文學上接班無人,經濟發展未能突破,有以致之也。

反觀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之查理,狄更生(一八一二—一八七○),以一失學失業、「塊肉餘生」、甕牖繩樞之子,卻能以文筆高雅、天才橫溢,其年初逾雙十,便暴得大名,一生榮華富貴,至死力休!

東西相較,何曹氏、吳氏命途之多舛,而狄氏則幸運若斯也?社會經濟之發展,推動一般讀者「高格調口味」,有以致之也。

須知「維多利亞時代」之英帝,勢傾全球,倫敦一城便遍地黃金,其都市化之發展,史無前例。經濟發展推動社會前進,其勢猛、其進速,世無其匹—吾人但知今日海外「五條小虎」經濟發展之速;殊不知較之「維多利亞時代」之英倫老虎,仍相去遠甚。

十九世紀末期之英國,由於經濟發展,而推動文教之前進,致使倫敦一城便紳士淑女(Ladies & Gentlemen)滿街。高帽沖天、長裙拂地。失意之士亦可潛往諸殖民地,其尊榮亦擬於當地貴族(見湯恩比自述)—衣食足、禮義興,而「現在高格調的口味」,遂與之俱來。狄更生之屬四起,而「小五義」型之作品,相形見絀,日久乃為時代淘汰之矣。十九世紀之末,歐美「低劣」之說部,亦豈下一千六百部哉?只是過眼雲煙、經不起時代淘汰而已。當年我國歐美留學生胡適、梅光廸等……延至今日之夏志清,但取其「高格調口味」者而讀之,於低劣草根作品,不屑一顧,結果見賢思齊,乃「崇洋」 「西化」,而認為「一切非西洋傳統小說,在中國的相形之下(此語實欠通),都微不足道」了—此種向善之心,亦文人之恆情也。

吾人今日如試翻當前歐美子弟所閱讀,年出千種之色情、暴力小說(筆者家中地庫卽藏有百餘種),而喟然歎曰:歐美當代以其「卑微的」暴力色情「出身」的「紙背小說」,不合我中華「紅樓」「水滸」讀者之「高格調口味」,豈不大謬哉?

胡適評「紅樓」,認為它「不是一部好小說,因為它沒有一個plot(有始有終的故事)。」卽為七十年前留美青年,崇洋、西化的不成熟之論。志清更深入的以之與「西洋小說相比」,連「初試」亦嫌其太少,非「三試」「五試」之,不為功。莎翁不語其情婦乎,徒以兩情相戀,而不多「試」之,可恥之浪費也。

憶吾鄉人李鴻章遊俄,俄人譏中國婚姻為野蠻,蓋以一對素不相識之男女,竟使同居一室立刻發生性行為,不文明甚矣。 ,鴻章則駁之曰,西人結婚為戀愛之坆墓,而華人結婚,則為戀愛之開始也。

李子外交詞令之是非,姑置不論,然鴻章於東西兩方,對怡「情」悅「性」,方式之迥異,則道盡之矣。 「擁而狂探」、脫衣為舞,紐約時報廣場之西人遊客,樂此不疲之人肉生意也。 「你半推半就、我又驚又愛」,西廂中偷情之樂也。二者東西迥異、各有千秋:然以西方之時報廣場與西廂互比,終嫌其鑿枘不投也。

「紅樓夢」為一極深刻的社會小說之外,亦今世最深沉的「意淫」之鉅著也。怡「情」、悅「性」之間,「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此味但可與知「情」知「性」之賈二公子言之,豈可與急色西化之美國教授道也。

再者,紅樓除言情故事之外,亦一詞美意深之詩詞集也。不解音律者,忽視之、謬評之,終是焚琴煮鶴,亦大可惜事。

總之,「紅樓夢」為我國近代最偉大之文學鉅著,以西洋「標竿」(yard stick)作測量之準繩,終不足取。設以洋人之皮尺,量我黛玉之「三圍」,而謬說林姑娘「一圍」及第,「兩圍」落榜,我終為瀟湘妃子不平也。

一九八六、三、十一清晨於北美洲

承、反擊:諫友篇(夏志清)

一、極右派的罪證

唐德剛教授常在文章裡開我的玩笑,我從不計較。二十四年的老友了,他要在筆上占我些小便宜,也就由他,反正不會有人相信那些並不可笑的笑話的。上月初在五月號「傳記文學」上看到了他的新作「海外讀紅樓」(同時刊載五月六、七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覺他不再善意的開我玩笑,而是在惡意的謾駡了。此文凡八節,前四節用所謂「社會科學處理之方法」(social science approach)來研究「紅樓夢」,主要講賈府「諸姑娘、奶奶的『腳』」(1)同寳玉的服裝和發式。第五節開始攻擊夏濟安、志清昆仲,給我一個「由崇胡(適)、走資、崇洋而極右」的大罪名,主要罪證是「中國古典小說」這本書。罪名滑稽,罪證更站不住腳:德剛忘了曾遭海外左派學者、大陸官方文人批判的一向是我另一部著作:「中國現代小說史」(一九六一年英文本初版;台北傳記文學社與香港友聯出版社有劉紹銘等編譯的中文譯本)。

「中國古典小說」(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A Critioal Introduction)一九六八年六月由哥大出版所發行後,獲得內行專家一致推崇,書評散見歐美各大東方學、漢學期刊,盛譽至今不衰。 (2)還沒有聽說過大陸學者在報刊上批判我這本書。兩年前大陸訪問學者徐朔方教授在普林斯登大學見到了「知識份子」創刊號上登載的「金瓶梅」章譯文,連忙託人徵求我同意,要把該章收入在他策劃的一本「金瓶梅」研究文集裡。蘇聯東方文學期刊也刊登過「中國古典小說」的書評,有兩位蘇聯漢學家,看了我這本書後,寫信來同我交朋友,且把他們的俄文著作也寄給我。 「中國古典小說」銷行十八載痛遭全面批判還是第一次,吾友德剛的「豪氣」和大無畏精神實在是很令人驚佩的。

「中國古典小說」中譯本出版一再延期,看樣子要到今秋才可交遠東圖書公司印行。我自己太忙,有好多年譯稿未加整理,尤其對不起主要譯者何欣教授。假如現成有譯本,本文不必寫得太長,唐文讀者自己可以參閱拙著,看德剛駡人有沒有道理。但除了「金瓶梅」這一章,該書其他各章譯文早已於十七、八年前刊登「現代文學」。這份雜誌一般讀者不易見到,可能眞會相信德剛,以為我一味「崇洋」而把「儒林外史」、「紅樓夢」這樣的說部巨著,也看得一錢不值了。沒辦法,只好寫這篇辯正,把「海外讀紅樓」詳加評析。

二、狄更斯改姓成孤兒

「海外讀紅樓」和德剛近年來大半文章一樣,寫得輕浮草率,落筆一點也不謹慎,讀了教人搖頭。德剛自以為樣樣都懂,其實好多學問只知其皮毛,文章裡有時以內行自居,發些總括性的怪論,令人發笑。德剛寫文章,的確自有一格,我在「胡適雜憶」序裡曾稱之為「唐派新腔」。但他同傳統文人一樣,太講究氣勢了,寫文章時不肯作些學術性的準備。因為一查書,可能文氣就斷了,不如不查書,一口氣寫下去,文章裡錯誤百出,倒是無所謂的。德剛也太歡喜詼諧的筆調了,為了博讀者一粲,歪曲事實,顚倒是非也在所不惜的。

譬如說,德剛明知我是耶魯英文系博士,對英國文學了解之深之廣,遠非他所能想像,「海外讀紅樓」第八節旣暢談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事前卻不去查查參考書,萬一給夏志清抓住了話柄,有損自己博學之名,不是好玩的。但德剛顯然對此毫不在乎,大學期間卽已「膽大心粗」,到了今天早已練成臉老皮厚,寫他不顧史實、不查參考書的學術論文了。論狄氏全段文字笑話極多,且看其氣勢極盛之首句:

反觀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之查理?狄更生(一八一二─一八七○),以一失學失業、「塊肉餘生」、甕牖繩樞之子,卻能以文筆高雅、天才橫溢,其年初逾雙十,便暴得大名,一生榮華富貴,至死方休!

為了製造滑稽,德剛兄盡可把「狄更斯」寫成「狄更死」,當年錢鍾書在「圍城」裡就把小說家勞倫斯之尊姓寫成「亂倫事」的。但德剛卻在此節文字裡兩次稱呼狄更斯為「狄更生」,眞教人大惑不解。中西文史一!即踢的堂堂哥大博士,難道腦筋竟如此糊塗,把狄更斯的姓氏同英國學者G?Lowes Dickinson、美國女詩人愛蜜莉?狄更生混淆在一起了嗎?唐德剛現任紐約市立學院東亞語文系主任,所收學生大半是少數民族,自己也對白種人產生了強烈的敵視感。有一次聽他演講,講起當年有人稱呼正在打工的唐德剛為查理(Charlie)或者陳查理(Charlie Chan)時,看他面紅耳赤的怒態,聽眾莫不為之動容。旣然如此,狄更斯的名字用漢文寫出,應作「卻爾斯」而非「查理」。白人老粗稱德剛兄為「查理」,害他記恨三十年,唐教授自己也無權利暱稱狄更斯為「查理」罷!

狄更斯自傳性小說「大衞?考潑費爾(David Copperfield)」主角的確是位幼年苦命的遺腹子,因之林琴南把書名譯為「塊肉餘生述」,非常妥貼。但狄更斯自己卻非遺腹子,雙親都算得上是高壽。父親活到六十多歲,母親一八六三年才去世,離小說家的死期(一八七○)已不太遠了。狄更斯幼年的家庭環境不壞,也算不上是「甕牖繩樞之子」。十二歲家有大變,父親入獄之前,兒子已因家貧而在倫敦一家廠里當童工了。狄更斯直覺母親好冷酷,讓他去忍苦受辱,因之對她並無愛心。但那位口若懸河,不善理財,因欠債而坐獄的爸爸,他卻很喜歡。 「塊肉餘生述」裡對待孤兒大衞十分友善的密考伯先生(Mr?Micawber)就是寫他。三十年代那部名片「塊肉餘生」不時在電視螢幕上映出,德剛看樣子未讀過小說,有空不妨收視。酒糟鼻滑稽明星費爾滋(W?C?Fields)扮演的就是密考伯。

狄更斯一生寫作太忙,晚年在英美二國到處演讀他的小說,疲於奔命,五十八歲即去世了。相比起來,吳敬梓書香門第,曹雲芹出身於帝皇走狗的富裕之家,二人年輕時的確大大享過清福、艷福的!狄更斯實在說不上「一生榮華富貴」,小說收入雖多,讀者也實在太多,讓他喘不過氣來為他們服務,這些讀者的基本隊伍乃是英美加澳諸地的識字市民,只因為那時候中小學教育嚴格,他們識字甚多,狄氏字彙雖大,小說讀來照樣津津有味。狄更斯實在不是一位有意「推動一般讀者『高格調口味』」之「高雅」文體家。他的小說大半情節複雜、故事緊張,旣悲苦又滑稽,都投合了一般市民的口味。相比起來,乾嘉時代,小說鈔本、刻本非常貴,遠非維多利亞時代廉價暢售的小說可比。 「紅樓」、「儒林」這兩部小說當時只有官宦人家、紳縉大戶才買得起、看得起。吳、曹二氏在書裡講學問、論詞章,也是為了配合士大夫「高格調口味」而如此寫的。此點一時說不清楚,只好請德剛兄有暇參閱拙文「文人小說家和中國文化─『鏡花緣』新論」,載「人的文學」。此書我曾署名送過他一本的。

三、膽大心粗讀「導論」

唐德剛對狄更斯可說一無所知,曾否定下心來細讀過一本狄氏長篇說部,那隻有上帝和他自己知道的秘密了,我們局外人不必去深究。德剛中國舊小說當然讀得很多,因之有勇氣來向我較量學問,殊不知研究中國傳統小說,不是單憑年輕時讀過好多本就算數的。當代不少專家,大學期間卽在用功研究此類作品了。像我這樣,寫完「中國現代小說史」後再認眞研讀舊小說,年紀大了當然也吃些虧。但同時我國現代名小說我都讀過了,古今西洋名小說也讀了不少(日本古今小說也讀過幾種),寫起個別作品的評斷來,眼光自然與眾不同,份量也就不同。評析古典小說當然非自我始,中外學者已發表的專著、論文,必先一一讀過,方可謹慎地寫下自己的心得、評斷和考證。中國小說實在是門國際性的大學問,我自己不諳日文,要參閱日文資料,總感到很不方便。德剛對這門國際性的中國小說學,根本未入其門,實在沒有資格寫什麽小說論文的。 (3)但威斯康辛大學周策縱教授同德剛私交甚厚,六年前他在陌地生召開一個國際性紅學會議,德剛當然在被邀之列,給他機會發表了一篇專以諸姑娘小腳為題的論文。今夏另一國際性紅學會議卽要在哈爾濱舉行,周策縱仍為召集人之一,唐德剛必然被邀(他曾三訪大陸,名氣比周公還要大),這篇已在「傳記文學」、「中國時報」發表的「海外讀紅樓」,我敢肯定是為哈爾濱赴會而寫的。德剛兄公私俱忙,再不會有時間另寫一篇學術性而非閒談式、謾駡式的紅學論文了

德剛旣痛斥「中國古典小說」為「崇洋」學者所寫最不可靠之「導論」,他在寫「海外讀紅樓」前卻未把拙著翻閱一遍,最讓我感到詫異。該書「紅樓夢」章一向是海外教授、學生初讀此小說最基要的參考資料,而長期在「海外讀紅樓」的德剛兄好像連這一章也沒有讀過,或者過去曾讀過,早已忘懷了。近年來德剛兄一直公私太忙,飯局太多,因此寫「海外讀紅樓」,事前就只讀了「古典小說」首章「導論」(Introduction),而且讀的還只是中譯本而非原文。德剛兄稱讚我獨立同中共文評家抗衡,「以一人而敵一國」,「豪氣」非凡。但他自己卻有本領略閱一章而貶低老友一生治學之成就,其豪氣之大足比力拔山兮的楚覇王,只可惜臨陣作戰,粗心大意,毫無軍事常識,僅憑大刀濶斧亂斬亂砍,也同兵困垓下的悲劇英雄有些相像。

「導論」章的何欣譯文初刊「現代文學」第五十八期(一九六九年三月)。一九七六年葉維廉教授曾把它收入聯經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選集」,標題為「『中國古典小說』導論」。一九八三年,大陸更有一位劉世德先生,把該章收入「中國古代小說─台灣香港論文選輯」(上海古籍出版社),標題為「中國古典小說導論」。 (此外可能還有別的論文選輯,載有此章,我未看到。)德剛參閱的必是劉世德那本「選輯」,「導論」文前文後皆未題譯者之名,因之唐教授卽來一個「大膽的假設」,斷定此章為「夏氏自譯」!劉世德明明在「前言」裡寫清楚「譯者為何欣」(頁一),可惜我們的唐教授讀書先看「序」、「前言」的習慣還未養成,更不談什麽「小心的求證」了。至於「夏氏自譯」這個假設,出於德剛自己的「膽大心粗」,也與胡適之老師無涉的。

講到粗心,不妨再舉兩三個例子。唐文第五節先講起「夏著『中國古典小說導論』」這本書,第七節卻提到一種「夏著一九六七出版英文『中國古典小說史』」。不知情的讀者可能認為夏某人先用中文寫一本「導論」,再用英文寫了一部「史」。 「中國古典小說」英文本一九六八年初版,一查卽知,偏偏德剛伏案疾書,不喜因查書而走漏了文氣,不如憑記憶寫「一九六七」算數。唐文同節謂我在「導論」裡「遍引周作人、俞平伯、胡適之明言暗喩,以稱頌『西洋小說態度的嚴肅與技巧的優異』」。拙著首章其實只提了五四時期四位代表人物─胡、週、鄭(振鐸)、茅(盾)─對舊小說的意見,表示左右兩派的看法是一致的。俞平伯寫些新詩與散文,算不上是五四時期的發言人,我不必去引他。德剛寫文章,全憑記憶,偏偏記性又不好。兩份稿子寄往台北之前,他也不加以細校,改正些明顯的錯誤,對讀者實在太不負責了。寄往哈爾濱的那份稿子想也未加校正。大陸紅學家周汝昌、吳世昌、馮其庸等人皆是心細如發的學者,他們看到了唐文,僅憑其文字之油腔滑調、校閱之粗心大意,不知有何感想?

四、刪削譯文改原意

我常常關照研究生,論文裡引錄他人著述,切忌多用省略號。假如原文是文言,英文譯文裡添了幾個「……」,讀者就會疑心,省略的那節一定字句費解,才把它省譯了。假如引文出自近人著述,不論原文是中文還是西文,省略的那節可能論點同作者自己的論點不協調,讀者也會起疑心,倒不如全引存眞。唐德剛受過嚴格的史學訓練,當然知道這個道理,但有一段錄自拙著「導論」的引文,雖是他集中火力攻擊的目標,​​卻由他硬加刪削,讀起來意義不明:

志清並更進而申之,認為「除非我們把它(按指中國白話小說)與西洋小說相比,我們將無法給予中國小說完全公正的評斷……一切非西洋傳統的小說,在中國的相形之下都微不足道……我們不應指望中國的白話小說,以卑微的口述的出身,能迎合現代高格調的口味……」(見夏氏自譯前篇)

整段原文,唐教授只引了三句,而且每句首尾不全,讀來不由人不皺眉頭。德剛自己寫文章粗心大意,把我整段議論,削得殘缺不全,倒是用過一番心計的。看來是老老實實的江北人、合肥佬,卻也會暗算人的。沒有辦法,只好把已由我修正的何欣譯文全段抄錄下來,讓讀者知道我在講些什麽。該段原文見英文版頁六,何欣舊譯見葉維廉「中國現代文學批評選集」頁一七六─一七七。

不管大陸流行的批評風尚怎樣,我以為這是不辯自明的道理:儘管中國小說有許多只有透過歷史才能充份了解的特色,除非把它與西洋小說相比,我們便無法給予中國小說完全公正的評斷。 (除了像「源氏物語」等孤立的傑作,一切非西洋傳統的小說,在中國的相形之下都微不足道,而在西洋小說衝擊之下,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小說也都採取了新方向。)小說的現代讀者是在福樓拜與亨利?詹姆斯的實踐與理論中成長的;他預計一個一貫的觀點,一個具匠心的創作者構想計畫出的統一的人生觀,一種獨特的風格,完全與作者對其題材的情感態度相稱。他極厭惡明白不諱的說教,作者介入的閒話,雜亂無章堆積式的敍事結構以及分散他注意力的其他各種笨拙的表現。但是,卽使在歐洲,把寫小說當作一種藝術,當然也是近代的發展,中國白話小說旣源出小市民的說唱文學,我們更不應指望它會迎合現代人高格調的口味。 (4)

該段文字代表我當年對小說藝術的看法。到了今天,差不多所有評家都容許各種形式的小說共存共榮,福樓拜、亨利?詹姆斯只能算至今值得模仿的二位大師,此外大師還有很多。但眞正好的小說家該是個具有「匠心」、「統一的人生觀」和「獨特的風格」的創造者,這句話沒有說錯。這樣的小說家西方很多​​,而在舊中國實不多見。不管我們如何偏愛自己的文學傳統,這個最基本的事實是不容否定的。唐教授認為金聖嘆是我國文評家之「一代奇才」,他敢把「水滸傳」、「西廂記」同「莊子」、「史詩」、杜詩相提並論而抬高二大通俗巨著的身價,這就是他出「奇」的地方。假如生在今天,金聖嘆可能也是位出洋留學的文學博士,遍讀世界小說名著(包括我國現代作品在內),也就絕對不會把「水滸」捧得如此之高了。可是明末清初的那位金聖嘆,小說實在讀得太少,連「紅樓夢」他也無福拜讀呀!

世界的文學領域如此廣濶,假如到了今天我們還只知故步自封,守住祖先留下的那塊文學園地,而不想出門遊覽,吃虧的倒是我們自己。明知道莎士比亞偉大,而竟有人不敢、不屑去讀他,只陶醉於杜詩、「西廂」以滿足自己的民族優越感,這是什麽意思?明知西方大小說家如此之多,卻不敢、不屑去碰他們,像德剛這樣陶醉於大觀園裡,每隔幾星期、幾個月,翻閱幾章「紅樓」,這又是什麽意思?晚上有空,何不少寫些應酬文章,多讀幾部狄更斯、托爾斯泰、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說?不說別的,多讀此類小說,自己對「紅樓夢」的領會也就必然更進一層了。當年林琴南不懂一句英文,有人口譯狄更斯小說給他聽,他大為傾倒,三年之內譯了五部。光緒三十三年(一九○七),他先譯了「滑稽外史」(Nicholas Nickelby)、「孝女耐兒傳」(The Old Curiosity Shop)這兩部,且為前書寫評,後書作序,對狄氏曠世之才贊不絕口。下面這一段錄自「孝女耐兒傳」序:

予嘗靜處一室,可經月,戶外家人足音頗能辨之了了,而餘目固未之接也。今我同志數君子,偶舉西士之文字示余,餘雖不審西文,然日聞其口譯,亦能區別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之足音。其間有高厲者、清虛者、綿婉者、雄偉者、悲梗者、淫冶者,要皆歸本於性情之正,彰癉之嚴,此萬世之公理,中外不能僭越,而獨未若卻而司迭更司文字之奇特。天下文章莫易於敍悲,其次則敍戰,又次則宣述男女之情。等而上之,若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決脰濺血,生氣凜然,苟以雄深雅健之筆施之,亦尚有其人。從未有刻劃市井卑汚齷齪之事,至於二三十萬言之多,不重複,不支厲,如張明鏡於空際,收納五蟲萬怪,物物皆涵滌清光而出,見者如憑闌之觀魚鼈蝦蟹焉,則迭更司者蓋以至清之靈府敍至濁之社會,令我增無數閱歷,生無窮感喟矣。

中國說部,登峯造極者無若「石頭記」。即人間富貴,感人情盛衰,用筆縝密,著色繁麗,制局精嚴,觀止矣。其間點染以清客,間雜以村嫗,牽綴以小人,收束以敗子,亦可謂善於體物。終竟雅多俗寡,人意不專屬於是。若迭更司者,則掃蕩名士美人之局,專為下等社會寫照,姦獪駔酷,至於人意所未嘗置想之局,幻為空中樓閣,使觀者或笑或怒,一時顚倒至於不能自己,則文心之邃曲寧可及耶!余嘗謂古文中敍事,惟回家常平淡之事為最難著筆。 「史記?外戚傳」述竇長君之自陳,謂姊與我別逆旅中,丐沐沐我,飯我乃去,其足生人惋愴者,亦只此數語。若「北史」所謂隋之苦桃姑者,亦正倣此。乃百摹不能遽至,正坐無史公筆才,遂不能曲繪家常之恆狀。究竟史公於此等筆墨亦不多見,以史公之書亦不專為家常之事發也。今迭更司則專意為家常之言,而又專寫下等社會家常之事,用意著筆為尤難。吾友魏春叔購得「迭更司全集」,聞其中事實強半類此。而此書特全集中之一種,精神專注在耐兒之死。讀者跡前此耐兒之奇孝,謂死時必有一番死訣悲愴之言,如餘所譯「茶花女」之日記。乃迭更司則不寫耐兒,專寫耐兒之大父淒戀耐兒之狀,疑睡疑死,由昏憒中露出至情,則又於「茶花女日記」外,別成一種寫法。蓋寫耐兒,則嫌其近於高雅,惟寫其大父一窮促無聊之愚叟,始不背其專意下等社會之宗旨,此足見迭更司之用心矣。迭更司書多不勝譯,海內諸公請少俟之,餘將繼續以傖荒之人譯傖荒之事,為諸公解酲醒睡可也。書竟,不禁一笑。 (5)

我抄錄了這一大段(本身是極有歷史意義的文學批評),主要讓德剛兄知道,醉心西洋文學─所謂「崇洋」─非自夏志清始,也非始自他的安徽鄉賢胡適之和陳獨秀,連不諳西文的桐城派古文大家林琴南先生,有人口譯小說給他聽,他也對狄更斯、對西洋文學表示五體投地的崇拜。貨比貨,實在沒有辦法,我們也不必為自己的祖先感到臉紅。 「孝女耐兒傳」不算是狄更斯的傑作,但林琴南想來想去,我國說部裡面,也就只有一部「石頭記」可拿出來與之抗衡。最使林琴南吃驚的,「迭更司書多不勝譯」,吾國文人終其生寫完一部大小說,就很了不起了,狄氏一人寫了二十多部,而且每部都是親筆手鈔的。假如天假以年,還有寫不完的小說可寫。林琴南拜服狄氏,甘為西洋文學的譯手,但「崇洋」之風當然也非他所倡導的。明神宗看到西歐神父進貢的鐘錶儀器,也就珍奇不已。乾隆皇帝對郎世寧的畫也萬分珍視。郎世寧根本算不上是西洋名畫家,但他畫馬像馬,畫人像人,比起清初四王的山水畫來,畢竟也令人耳目一新。

但話說囘來,中國傳統的繪畫、音樂、建築比起西洋傳統的來,論歷史演變之豐富多采,簡直沒法子相比。吾國三千年的文學傳統倒的確可以同歐洲傳統較量一番的。因之錄自「導論」的那整段譯文裡有一句放在括號內的按語(「除了像……新方向」),主要說明中國小說雖比不上西洋小說,比起其他地區的小說來,確是十分優越的。除了「源氏物語」那幾部孤立的傑作外,那些地區的小說傳統都是「微不足道」的。這句六十四字的按語,德剛只摘錄了二十三字(「一切非西洋傳統的小說,在中國的相形之下都微不足道」),怪不得連他自己也看不懂了。他想我一定在貶中國小說,因之讀起來「此語實欠通」了。不管他眞糊塗還是假糊塗,他把引文刪得不成體統,藉以製造我鄙視中國小說之印象,實在是很不道德的

我們若把繁簡二段引文的最後一句相比,也同樣能看出唐德剛在做手冊,憑刪削原文的手段來達到嚴重地改動此句原意的效果。該句意思,中國白話傳統小說,果不足迎合現代人的高格調口味,但歐洲小說出身也不高雅(按:法國十七世紀卽有貴族婦人寫出極細膩的小說,情形較特殊),要到「近代」(十八世紀中葉)才有人「把寫小說當作一種藝術」,同中國的情形很相似。德剛把上半句切掉,給人的印象好像我故意在汚蔑中國小說。

五、惡意類此竟無道理

上節證明唐教授把「導論」裡一整段大加刪略,再把那段殘缺不全的引文,妄加評斷,要人相信我乃「不屑一顧」中國舊小說之「崇洋」派。不僅此也,全文凡有講到我的地方,德剛兄必然費盡心機,要在遣詞造句方面給我製造一個人品不正、人格可疑的形象。他要讀者相信,一個行為卑劣之人也就寫不出什麽值得信賴的文學批評了。

我是蘇州人,對至今鄉音難改,一口合肥話的唐德剛來說,「蘇州」本身就是文字上做手腳的好題材:

今日名重海外之蘇州才子夏志清教授,講學著書,英語之外,亦非用「江北話」不可。此非夏氏忘本,不愛其「吳儂軟語」─軟語吳儂,夏教授愛之深、慕之切也,舍之而用「江北話」著書者,亦市場經濟之發展使然也。設夏氏亦以其鄉賢之「九尾龜」文體述稿,則志清亦難免「賒酒食粥」矣。

夏志清蘇州人,原沒有什麽可笑,但「吳儂軟語」早給上海話打敗,對不習慣聽吳語的人來說,反而有些可笑了。到了今天,「九尾龜」讀者甚少,大家以為它只是一部「嫖妓指南」式的狎邪小說,也就更覺得它可鄙了。德剛兄旣一口咬定我對「軟語吳儂」「愛之深、慕之切」,同時再咬定「九尾龜」作者乃姑蘇「鄉賢」、我的同鄉,我這個人就顯得可笑可鄙了。引文首句的捧場話─「名重海外之蘇州才子」─也變成「反諷」了。 (「名重海外」四字當然也不懷好意:「崇洋」「走資」的夏志清,「海外」可能名重,但大陸、台灣、香港的有識之士對他卻並不重視。 )

稍加分析,這段引文與邏輯、事實皆是不合的。當年江北人一到上海,受累於鄉音,總想把它改掉,免得一開口,人家還以為​​他是理髮師或拉洋車的。好多地區的人,一到上海、北京、香港諸大都市,對其鄉音就並不感到有什麽可愛了。我自己高中一上學期在上海郊區滬江大學附中住讀,同學笑我的「吳儂軟語」,我就慢慢改講上海話了。到今天要我多講幾句蘇白,反而覺得吃力而不自然了。其實我從小卽對故鄉蘇州並無好感,覺得街道太窄,早晨臭氣沖天,一般居民懶洋洋毫無精神,算是什麽人間「天堂」!

我雖不喜蘇州,但卽在今日,出類拔萃的「鄉賢」眞也不少─紐約、波士頓二埠卽有貝聿銘、李政道、王安這三位眞正「名重海外」的大人物了。德剛自己也承認,蘇州向來「狀元滾滾,名士如潮」,卻偏偏要提那位不太著名的「九尾龜」作者張春帆,大約表示我同此人人品相仿吧。德剛不知,張春帆雖「僑居吳中有年」(魏紹昌編「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頁四八三),卻是常州人,同我根本拉不上什麽同鄉關係的。

唐德剛自稱讀過數十部晚清小說,不知這部寫於清末民初的「九尾龜」算不算在內。胡適之先生的確曾稱之為「吳語小說」,但這並不是說全書皆用吳語寫成的呀!張春帆記錄妓女道白才用蘇白,其他對話、敍事、描寫、議論皆用普通白話,卽德剛所謂之「江北話」。寫到性愛場面,張春帆必用駢儷文,但寥寥數句,含蓄而不露,一無黃色的嫌疑。德剛謂假如我不貪稿費、版稅,必然「以其鄉賢之『九尾龜』文體述稿」─我在文學評論裡旣用不到寫什麽妓女道白,按照張春帆小說的文體,也還是用普通白話。哪裡聽說過有人用蘇白寫文學評論的?德剛惡作劇式的開玩笑,實在是一點意思也沒有的。說起來,他自己寫小說,可能會用得著蘇白。他的長篇「昨夜夢魂中」已在紐約「北美日報」連載了三百多天了。夢魂中可能會看到當年蘇滬一帶說蘇白的小腳妓女。為了寫實起見,德剛倒眞應該去學寫嗲聲嗲氣的「吳儂軟語」。

德剛先把我寫成愛慕吳儂軟語(當年大江南北高級妓女皆一口蘇白)而原想用「『九尾龜』文體述稿」的「蘇州才子」,到文章末了,我就順理成章的變成「急色西化之美國教授」了。但嫖妓一向是中國自古有之的一門大學問,妓院、妓女種類繁多,配合各色人等「急色」之需要,相比起來,在希臘以來的西洋文化在這一方面要落後得多了。我國開始「西化」以來,才感覺到女人也是人,要他們操皮肉生涯實在是非常不人道的,因此至少在原則上,任何賣淫行業國府同中共都要加以取締的。不像晚清、民初那時期,江南地帶的達官貴人,殷實商賈,晚上要在長三堂子裡談生意、擺酒席的。

德剛拼合「急色」「西化」為一詞,讓我們想到先有鷄蛋還是先有鷄的問題。看不懂「紅樓」的美國華籍教授遠不止我一人,是否他們先「急色」而後轉向「西化」呢?還是他們早已「西化」了,而後必然「急色」的。在我看來,華籍美國教授不管如何「急色」,絕少堂而皇之公開出入舞廳妓院的。胡適之先生提倡「西化」最早最力,卻絕非「急色」登徒子之流,這點當然德剛兄知道得最清楚。相反情形,留學生胡適剛去北大任教的那幾年,與他不合作的那幾位精通國學的文史教授,思想十分頑固,納妾嫖妓對他們來說,倒是稀鬆尋常之事。

六、多少腳,昨夜夢魂中

辜鴻銘華僑出身,胡適剛去北大時,他​​也在同校教授拉丁文。此人從小在英德二國受了高等教育,英文之「棒」,連林語堂也大為佩服,胡適當然更比不上他了。但思想頑固,泰西賢哲讀得再多也沒有用,即在民國時代,辜鴻銘也是蓄辮、蓄妾、蓄長指甲的。二十年代初期,英國作家毛姆特去成都訪他。 (6)辜老先生雖滿口仁義道德,充滿了民族優越感,毛姆一眼看去,一口破缺不全、天地正色(玄黃)之牙,背後一根辮子,英文講得再漂亮,劈面印象總不太佳。毛姆稍作打聽,更知道這位年逾花甲的癮君子兼衞道者,卻也是當地妓院的老主顧。辜老先生的妙喩當然大家都知道,男人是茶壺,四周總得放幾隻茶杯,以供茶壺老爺「急色」灌注之方便。假如近年來,我對傳統中國的看法愈來愈同胡適之先生接近(「中國古典小說」寫作期間,我還沒有看透舊中國之黑暗),稱得上「崇胡」,德剛自己如此留戀過去,維護傳統,眞稱得上是辜鴻銘的後裔。當然若同辜老頭相比,德剛誠然身體壯、牙齒白(「西化」還是有其好處的),也只好喟然長嘆:餘生也晚,再也享受不到他那時代中國男子的種種特權了!

德剛近年來發表了兩篇「紅樓」論文,都講些小腳、辮子之類一般現代中國人不愛談及的東西。這還不稀奇,抗戰期間的大學生唐德剛「早在史系學刊上撰寫萬言長文曰:『淺論我國腳藝術之流變』以申述之。大觀園中,諸姑娘、奶奶之『腳』 ,固均在詳細玩摩之列也。」德剛寫此段文字,頗露得意之情,少年學子能有研究成果發表,總是值得慶賀的。但四十多年來,「紅樓」不知讀了多少遍,德剛「詳細玩摩」的還只是小腳、辮子這類舊社會像徵品,雖自稱以「社會科學處理之方法」來處理「紅樓」某些小問題,實在不足以自傲的。這類「狎玩」式的研究,總帶些民國前清遺老、遺少的味道。

中國近代史大題目太多,一般嚴肅的學者難得有機會講到小腳婦人。唐德剛只要一講到舊式婦女,就會想起小腳。胡江冬秀從小纏腳,因之德剛卽在「胡適雜憶」專講女人的一章里大談小腳。從胡夫人那一雙囘憶到童年鄉村大家庭看到一兩百雙老婦人的腳:「天老爺!小腳、中腳、大腳,可以排出一兩連老太太兵來!眞是閱人多矣!」(7)寫此段文字時,德剛已屆望六之年,卻還忘不了那幾雙小腳:

如今隻身漂流海外,祖國地覆天翻……午夜夢廻,這幾隻「小腳」太令我懷念了。它們底無形消逝,我想起來,如何悲痛─我懷念她們! (8)

德剛懷念她們,因為這些小腳老太太都是「重男輕女」的,唐府大少爺生下來她們就寳貝他,比那位經常「吹鬍子、瞪眼睛」的嚴父顯得「慈祥」得多了。德剛只想到自己童年的快樂,因之連她們的小腳也「看來並不十分『醜陋』或『落伍』」了。他從不會進一步想想,這些老太太一生吃了多少苦,才僥倖熬出頭,過一個比較太平的晚年的。她們幼年纏了腳,就等於生了一場無法根治的輕性小兒麻痺症,且不說其他了。

我和德剛正相反,年紀愈大,愈感到舊社會中國女子之可憐。先母、先祖母從小纏腳,從小未受書本教育,都是澈底的文盲,活在世上一生,行動如此不方便,一切靠人家,我至今為她們叫寃抱屈。祖母尤其可憐,早年守寡,生了四個孩子,養活了三個。子女年長後,就輪流寄居大兒、二兒、四女家,自己無權無錢,總會受些媳婦、女婿的閒氣,只好忍著不發作。到了六十歲、七十歲,兩個兒子也會為她祝壽,但晚年吃兩頓酒席,對她又有什麽好處?記憶中,祖母從未出門看過一場電影。上街買菜也沒有她的份,小腳老太太怎可獨自行動?從蘇州護送到上海兒子家,再從上海送囘蘇州兒女家,祖母一生僅有幾次機會乘火車,才看到一些田野景色。抗戰那幾年,火車旅行不方便,我家賃居的房子太小,她就一直住在卡德路大伯父家。我門兄弟每次去伯父家,祖母當然非常高興,一定要給我們一人一碗麥片粥充飢。她每月少許零用錢,買了一罐桂格麥片(Quaker Oats,至今仍是美國最經濟實惠的食品),大概所餘無幾了。但做長輩的,小輩來訪,不能不給他們吃一點東西呀!當年我吃了麥片,也不去聯想到祖母的處境─自己是二房二少爺,吃祖母一碗粥是應該的。自己用功讀書,家裡母親、女傭服侍我也是應該的。現在想想祖母守寡一生,再想到宋代以來所有纏了足、離不開家的女文盲,我對那個舊社會實在一點好感也沒有。

七、評斷小說非易事

德剛有句話說得很對:「治中國文學史者,如對『中國社會發展史』毫無概念,只一味批卷子看文章,而臧否作者,則批者縱滿腹洋文,全盤西化,亦終不免八股習氣也。」台港、美國的中國文學研究者受了晚近西方文學理論的影響,「八股」習氣的確愈來愈重,只要翻看中英文高級文學研究刊物,就心裡有數。一九七六年初寫「追念錢鍾書─兼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新趨向」此文,我就公開指斥洋八股,只可惜德剛對晚近中西批評界行情不熟,還以為我是「洋八股」的代表人物:「不知經濟社會之情,不通古今之變,而一味以文論文,則『吠非其樹』矣。」其實我自己一直在勸告同行:

我從來不是馬克思主義信徒,可是我相信我們在美國研究中國小說的人,也應該開始注意文學作品、人生、社會、政治和思想互為因果的齒輪關係了。這種「一爐而冶」的研究方法,其實也不一定傷害一部文學作品結構的完整。這方法絕對行得通,已故批評大家Lionel Trilling,不早就給我們可援的傑出先例麽? (9)

比起德剛來,我研究我國著名說部,不僅注意到中國社會發展史,凡是讓我們對這部作品有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的任何事物,我認為都值得重視。因之我在一篇近文裡一再強調研究任何值得研究的小說,「應以認真嚴肅的批評眼光檢視其藝術架構及意識型態架構,並進而從多方面(作者生平、文學、社會、哲學等方面)加以探討,牽引出這些作品蘊含的全部意義。」(10)晚近年輕學者之間,套用最新西洋批評理論來檢視吾國古典作品者,很多很多,他們不止不懂中國社會發展史,對中國文學發展史也沒有多少認識,發表的研究成果,大多是「洋八股」,實在沒有多少參閱價值的。只可惜唐教授駡錯了人,我在十年、二十年前就注意到這個問題了。請參閱拙著「人的文學」裡「勸學篇」、「人的文學」諸篇。

德剛一口咬定我為「全盤西化」的「洋八股」,連「紅樓夢」這樣的傑作也未必能欣賞,因為太依賴西洋的「標竿」了。唐文結尾如此寫道:

總之,「紅樓夢」為我國近代最偉大之文學鉅著,以西洋「標竿」(yardstick)作測量之準繩,終不足取。設以洋人之皮尺,量我黛玉之「三圍」,而謬說林姑娘「一圍」及第,「兩圍」落榜,我終為瀟湘妃子不平也。

事實上,吾國舊式讀者和「西化」評家一致公認「紅樓夢」為「中國近代最偉大的文學鉅著」,唐文結論如此,並無半點新意。 「中國古典小說」「紅樓夢」章一開頭就肯定該小說的無比偉大:

「紅樓夢」(一七九二年初版刊行),是中國小說中最偉大的一部。從李汝珍的「鏡花緣」到劉鶚的「老殘遊記」,好多值得注意的清代小說產生於「紅樓夢」之後;到了民國時代,中國小說更吸收了西方的影響而沿新的方向發展。但卽使最好的現代小說,無論在深度或廣度上,都不能同「紅樓夢」相比:中國現代小說家誠然能使用新技巧,但除了極少數例外,他們因循中國文學傳統,缺乏哲學家的雄心,不能探究較深入之心理眞相。為了表示對當代中國文學的輕蔑,一位飽讀古文學的學者「沈剛伯」曾這樣問:「過去五十年來的作品,有哪一部比得上『紅樓夢』?」但我們也可懷著得到否定答覆的期望去反問他:「『紅樓夢』之前,又有哪一部作品堪同它相比呢?」約在六十年前,首先把西方思想應用於中國文學研究的大學者王國維也毫不含糊地肯定「紅樓夢」為所有中國大部頭作品裡,唯一充份具有悲劇精神的一部。可是王國維主要稱讚「紅樓夢」作者在一個苦難世界中不懈地努力追求人生的意義,但在一部小說中,哲學不能同心理學分開─「紅樓夢」不但具體表現了中國文學中的最有意義的悲劇經驗,也是中國文學中心理寫實最上乘的作品。 (11)

德剛以傳統「標竿」作測量之準繩,只認「紅樓夢」為「我國近代最偉大之文學鉅著」;對我來說,「紅樓夢」不止是部「最偉大的」的中國小說,也是中國最偉大的一部文學作品。和它有同等文藝價值的「史記」和「杜工部集」都是單篇敍事文、詩歌集合起來的。 「紅樓夢」卻是前後連貫、人物繁多的一部大書,更難能可貴。我不寫舊詩詞,比起德剛來,傳統玩意兒學得太少,但國學大師王國維的詩詞造詣總比唐教授高得多了罷,而他那篇「紅樓夢評論」偏偏是藉用西方悲劇觀點寫出來的。王文之前的「紅樓」評論讀來當然也很有趣的(見北京中華書局「紅樓夢卷」一、二冊),但不看也沒有什麽關係。眞正評論的開端是王國維這篇論文。我自己可說更進一步,一方面審視「紅樓」為中國文化傳統之產物;另一方面西方文學、文學批評看得多了,自己對「紅樓」的看法總比吾國過去評者更深入一點。德剛自己的「社會科學處理之方法」當然也是西法治學,古代中國是沒有的。德剛若無西法可恃,專講小腳和辮子,文章就顯得更無聊了。

八、林黛玉與梅蘭芳

德剛「紅樓」文以黛玉「三圍」不合西洋標準事結束,表示西洋「標竿」不可取。此類比喩其實是毫無道理的。德剛心目中想以瑪麗琳夢露為西方美女標準,上下二圍寬而中圍極細。其實夢露走紅時代,胸部平坦的奧德麗赫本也紅得發紫,大受影迷的愛戴。當年英國首席模特兒苗條女士(Twiggy)比赫本後起多年,此姝體重僅八、九十磅,連發式都是男孩子型的。近年來她在銀幕上、舞台上主演歌舞喜劇,也還算走紅。西洋人只愛三圍合格的女子,正像西洋人只有物質文明而無精神文明這句老話,都是中國人自己想出來藉以自慰的那種不通的道理。

再者,赫本、苗條女士雖身瘦體輕,卻很健康,一無肺結核之嫌疑。我們的瀟湘妃子情形就不同了。她剛同寳玉相會的時候應該很美,但不多久身體轉弱,也就美不到那裡去了,因之我在「紅樓」章里特別強調她的病體病容,藉以糾正一般讀者(包括德剛在內)對林姑娘所存的幻想:

曹雪芹雖然也把她寫成一個非屬人間之美的意像,但他以她的身體衰弱過程寫她那愈來愈深的感情病態時,他並沒有放棄使用生理上的細節。在黛玉作那場惡夢的時節(第八十二囘),所有青春健康的跡像都已棄她而去。她自己說,一年之中只有十個夜晚她能好好睡覺;同時她毫無精神,要在床上一直躺到中午。她常常哭,所以眼瞼經常是腫的。這場夢在她步向死亡的路上是個更進一步的里程碑:那天晚上她咳嗽得痰裡帶血……(12)。

當年魯迅讀了「紅樓夢」之後,也以為林黛玉「該是一副瘦削的癆病臉」,因之後來在北京照相館裡看到了梅蘭芳「黛玉葬花」的劇照後,頗感詫異, 「萬料不到黛玉的眼睛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的。」(13)魯迅在他的雜文裡一向愛挖苦梅蘭芳博士;「論照相之類」(一九二五)此文更挖苦了一般中國讀者、平劇顧客,甘願以梅博士美似麻姑的「福相」來替代曹雪芹筆下的黛玉形象。對一個眞正嚴肅的讀者來說,「紅樓夢」不止是部「怡『情』、悅『性』」的「『意淫』之鉅著」(德剛語),當然也不止是部「詞美意深的詩詞集」,(14)榮寧二府所見到的一切不健康、不乾淨、不人道的事物、事件都該值得注意、重視。魯迅對音律、對一切傳統玩意兒要比德剛懂得多,但他絕不會沉醉於「紅樓」的詩詞、意淫世界而不想走出來。他看到的倒是黛玉「一副瘦削的癆病臉」,至於她的三圍尺寸,作者旣未提及,關我們什麽事?但我國老派讀書人,都有「肥皂」主角四銘先生之癖好,誦讀戲曲小說出神,眞想拿兩塊肥皂,給崔鶯鶯、杜麗娘、薛寳釵、林黛玉「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這樣也就有機會去量她們的三圍了。

唐德剛大學期間發表的第一篇論文講「中國腳」,來美後發表的第一篇名文是「梅蘭芳傳稿」,處處顯出他對梅博士男扮女裝的藝術讚賞備至,簡直把他寫成一個絕色女子:

但是蘭芳一小便絕頂聰明,更生得明眸皓齒,皮膚細膩白皙,指細腰纖,眞是渾身上下,玉潤珠圓。而最奇怪的是他自小便生得一付謙和脆弱的氣質,柔和得像一個最柔和的多愁善感的少女。 (15)

當年把梅蘭芳捧紅的京滬小報記者,寫起文章來大概也是同一筆調,但德剛是受過史學訓練的,寫「傳略」時已是哥大研究生,實在不必用這種筆調來自我陶醉一番,讀來讓人感到渾身不舒服。德剛對中國舊社會那些不再流傳或者卽將失傳的習俗風尚─男子蓄辮,女子纏腳,乾角唱青衣─實在太想念、太感興趣了。可惜到了今天,四大名旦皆已物故,當年衞護德剛少爺的一兩連小腳兵也都化為土壤或者塵埃了(其中五十年代火化的可稱之為「五十年代底塵埃」) 。時已不再,要重睹那幾隻小腳,或者梅蘭芳的「指細腰纖」,只好求之今夜、明夜、以及此後無數的夢魂之中了。

九、批夏之政治用意

「海外讀紅樓」不止駡我「全盤西化」,敵視傳統,也給了我「極右」派的政治罪名。德剛認為從五十年代到「文化大革命」,大陸「『極左』成風」。而我自己「受激成變,適反其道而行之─由崇胡、走資、崇洋而極右」。表面上,好像對我很恭維:我同野史館長劉紹唐兄一樣,「以一人而敵一國」,連德剛自己「亦時為吾友志清之豪氣而自豪焉。」但反共歸反共,我治文學則一心一意治文學,從不會某作家反共就多加他幾分,某作​​家擁共就給他一個零分,這樣亂批,也不要寫什麽「中國現代小說史」了。尤其「中國古典小說」這本書,除了「導論」這一章提到一些當代政治外,簡直同毛澤東、四人幫一無關係。明清六大小說都是舊時代的產物,大陸學者至今仍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繩準,去衡量這些作品,結論千篇一律,實在沒有多少用處的。我若專以所謂「極右」派思想去評判這些小說,也會同中共學者一樣,顯得腦筋太簡單。一部從其他角度看來十分拙劣的作品,僅憑其配合左派或右派胃口的正確思想,是絕不可能加分而稱之為「上品」的。德剛所藐視的「以文論文」還是批評家最主要的考慮。我研討六大小說,從未「一味以文論文」,但也從未忽略了「以文論文」的重要性。

唐德剛認為中共「極左派」(毛江集團)和海外「極右派」(夏氏昆仲)都「否定傳統,爭販舶來而互相詆辱,兩不相讓。……(雙方)均知已而不知彼,隔靴搔癢,淺薄可笑。」史學家最起碼要有尊重史實的美德,不可亂造謠,亂編謊話。六、七十年代,大陸文學界前後以周揚、姚文元等人領導的打人集團,從未讀過我的英文著作,可能連我的名字也沒有聽到過,我那裡會有資格遭駡?但大陸文人、評家不知我為何許人,我自己一九五一年開始卽注意中共文學,為什麽我發表的研究成果,只能算是「隔靴搔癢,淺薄可笑」?是否我得親往大陸,同那些作家、批評家在宴會上建立交情後,才談得上對他們有深刻的認識,而且寫的評論就能直搔腳心的癢處了?德剛自己早已三訪大陸,日內卽要直飛北京,再轉往哈爾濱開紅學會議。酒席吃得多了,人情債欠得多了,怪不得德剛近年來寫的大陸旅遊報告、感想,一味討好官方,愈來愈給人「淺薄可笑」的印象了。

大陸學界、文藝界普遍注意到我這個人,是在一九七九年港版「中國現代小說史」(友聯出版社)問世之後,到那時「極左派」四人幫早已身敗名裂,絕無可能同我「互相詆辱,兩不相讓」了。但我的「小說史」卻在大學生、研究生間流傳很廣─友聯運往大陸推銷的冊數一定不太多,但想來每一本都有不少暗相傳閱的讀者。同時該書好多章都已編入個別作家的研究資料彙編裡(我看到的卽有魯迅、茅盾、沈從文、張天翼、師陀等五種),公開發售。一九八三年夏我從漢城飛大陸省親,順便也拜訪幾位我曾在書里肯定其成就的作家(沈、張、師之外,還有錢鍾書、吳組湘、端木蕻良),他們對我旣感激又尊敬,至少不認為我的評斷「淺薄可笑」。近年來我倒有三位來自中共的研究生跟我唸書─他們同不少書面請教或登門拜訪的大陸青年一樣,未來美國卽已讀了我的「小說史」了。其中一位卽「革命之子」作者梁恆,另二位姑隱其名,德剛都見過,都是很優秀的文學研究者。

德剛稱我為「極右」,主要表示我同「極左派」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同樣可惡,而且可能有同樣不光榮的下場。君如不信,請看唐文第七節結尾一段警告:

吾人好讀閒書,隔山看虎鬪,旁觀者清;如今海內「極左」者,俱往矣!海外之「極右」者,亦應自知何擇何從學習進步也!

想不到德剛老友寫「紅樓」文主旨是要求我「進步」!他自己這幾年來,所作所為是夠「進步」的了。毛澤東當權之時,德剛從未寫文章駡過他。後來中共領袖也有人批毛了,他居然也在紐約「華語快報」「新獨立評論」副刊上總論老毛一生的功過,同時表示自己絕對擁鄧,對鄧大人、鄧青天、鄧矮子所推​​行的新政,大加讚揚。去歲唐德剛又為「新獨立評論」寫了一篇「三訪大陸」,大大恭維中共近年來之飛速進步,連編者陸鏗也感到有些窘,在同期副刊寫篇短評,認為德剛太輕信中共一面之辭了。之後,我的朋友朱文長、劉紹銘二人也都在「新獨立評論」上對唐兄的政治幼稚病表示驚訝、憾惜。

「左」「右」原是相對之詞。中華民國國民絕大多數是反共的,我自己也反共,政治信仰同反共同胞沒有區別,走的都是中間正道,根本沒有資格可稱為「右派」或「極右派」。雷根總統及其內閣大員也都堅決反共,至少反對蘇聯及其附庸,我這樣的教授在美國也說不上是極右派。極右派的「罪名」當然不小,但鄧大人正在向海外學人進行統戰,還不至於把我刼綁到大陸去受審。

我雖無綁刼之虞,「我的朋友」唐德剛早幾年前就在為我著急了。識時務者為俊傑,我早該放棄堅決反共的立場了,我也不必同台灣這批文友來往太密,我應該「自知何擇何從」─選擇中共政權為效忠對象,追隨鄧小平、胡耀邦、唐德剛去「學習進步」。 「進步」之後,人家會請你囘去講學、開會,遍遊名勝,何樂而不為?但親愛的德剛兄,我一生沒有跟所謂進步份子學習過進步,現在已屆六五高齡,更想保持自己的骨操,維護自己做人的原則─我的政治信仰、愛國立場是不會變的了。講起來,你比我福氣,少年時代蔣委員長是你的校長,留學美國時期,胡適之先生是你日常追隨的恩師。只可惜你從這兩位大人物身上,等於沒有學到什麽東西。蔣、胡二公都堅決反共,而你在「三訪大陸」之後,反認為所有反共人士,都應該「學習進步」了。胡夫人返台後信上謬稱你為適之先生「最好的好後學」,(16)你實在算不上是他的學生。

七、八年前,德剛為適之先生蓋棺論定:「熟讀近百年中國文化史,羣賢互比,我還是覺得胡老師是當代第一人。」(17)時至今日,「崇胡」也變成一個罪名了。我的另外三個罪名─「走資」、「崇洋」、「極右」旣皆因「崇胡」而得,看樣子胡老師自己至少也得擔當這三大罪名了。目今大陸學術界對胡適其實十分看重,把他的日記和來往書信也加以刊印,想不到唐德剛自己反而囘到大陸學者、文人集體「批胡」的五十年代了。沒有時間寫篇像樣的論文,不去參加紅學會議實為上策。像德剛這樣寫篇急就章駡駡崇洋、反共的胡、夏二氏,藉以討好大陸官方,實在可說是愚笨之尤了。在今日大陸舉行的國際性學術會議上,有誰稀罕黨性太強、醜表功式的空洞文章呢?

假如德剛珍惜自己的名譽,寫「海外讀紅樓」之前,應作如此考慮:適之先生是我的恩師;我和夏志清政見雖不同,也是二十四年的老朋友了。我曾懇求他為「胡適雜憶」寫序,他卻從來沒有求我寫過一篇序、一封推薦信,為他謀過一個職位呀!把自己的恩師、畏友打成「走資」、「崇洋」的極右派,在道義上總有些說不過去呀!

唐德剛當年專治史學,根本算不上是文學評論家。對海內外內行來說,「海外讀紅樓」此文立論如此不通,但見大膽駡人,而無細心求證,我盡可置之不理。但文章旣在「中國時報」、「傳記文學」上發表了,大半讀者並非內行,對紅學所知亦極淺,可能為德剛所蒙蔽,不得不寫篇答辯。這,我想,是唐德剛唯一的勝利;我放下更重要的工作,去對付他無聊的挑戰,浪費了不少時間。但文章是為德剛寫的,我眞希望他好好靜下心來多讀幾遍,以求有所覺悟。在做人、治學、寫文章各方面自求長進。否則我辛辛苦苦寫了一萬八千字的諫友篇,僅為海內外讀者們製造了一個酒後飯余笑談的資料,實在太可惜了。 (本文與台北聯合報副刊同時發表)

──紐約、一九八六年六月八日完稿

 

轉、還擊:對夏志清「大字報」的答覆(唐德剛)

(一)夏教授的「大字報」

夏志清先生最近撰寫了一篇兩萬言的長文,分別在台北的「聯合報」、「傳記文學」(見本刊第四十九卷第二期),和紐約的「世界日報」同時發表,對我作極其下流的謾駡和人身攻擊。紐約的「世界日報」並以特大號標題:「評批唐德剛」,用兩整版篇幅和售報最佳的周末,全文推出。把我弄得名揚四海。

夏氏此文的體裁,簡直與大陸上「文革」期間,紅衛兵和無恥文人在「大字報」上,對「學術權威」、「白專路線」、「牛鬼蛇神」,所作的「上綱上線」的人身攻擊,如出一轍。用盡下流字眼之外,還要「扣帽子」、「打棒子」,作政治性的栽誣!夏氏雖然自稱是六五高齡,「一生沒有跟所謂進步份子學習過進步」,其實,他已把「最進步的」紅衛兵寫「大字報」的一切手法,學得維妙維肖。可說是青出於藍,白勝於紅。

且看他那一段自抬身價的「批夏的政治用意」,寫得多麽巧妙!第一,把唐德剛先扣個紅帽子;第二,對國府當局自抬身價,且看我夏某在「反共」陣營裡的地位,不在「四大金剛」之下吧?第三,在中共現行統戰政策之下,對「大陸官方」顯示其「台灣關係」──他已被邀請過去「講學開會」、「遍遊名勝」一次了;第四,夏、胡(適)並列,重要可知!想不到,我在一篇論學的小文章裡,提到他不過三數百字,竟給了這位極有心機的「名學者」,這麽大的「政治資本」!

如果,我也像他一樣的為人,用「油腔滑調」之筆,回敬一下,寫一本十萬字的「降落傘下傳奇」(Jonathan Hsia’s Romance)來揭露夏氏的「眞面目」(且引夏氏原文),讓讀者笑破肚皮,豈不快哉? !老夏,我唐某縱不學無術,究為教育界中人,不忍為此,更不屑為此!文到手邊,打住了。非不能也!

至於他問我,在毛澤東有生之年,為什麽不寫批毛文章?他這話說得多狠毒!我有八旬老娘在大陸,我敢批暴君之逆鱗?何況我在寫「胡適雜憶」之前,幾乎二十年未曾有中文寫作發表。

(二)自駡和自捧

用下流話駡人已屬下陳,夏氏還要「唱戲抱屁股」,自捧自。說他自己的著作,「內行一致好評」、「盛譽至今不衰」。又說他自己的學問「之深,之廣」,非別人「所能想像」等等,可謂肉麻當有趣。

就憑他這自吹自捧的西洋習慣,夏氏就逃不了我對他的批評:「用西方觀點,治中國小說。」洋人宴客,總會自吹「我的菜如何如何之好」 ;中國人則反之,說,「今天的菜如何如何不好」。據說,從前有一位中國駐歐公使宴客,就為了說這句中國客套話,而險被洋餐館老闆告了一狀。

中、西觀點之別大矣哉。我不敢妄評中西習俗之優劣,只論「夏志清用西洋觀點,治中國小說」這個事實,為黛玉喊點冤罷了。想不到,竟被以西洋觀點作文學批評的夏教授對我貼了張兩萬言的「大字報」!這與那西洋餐廳老闆用西洋觀點控告那中國公使,不是一樣嗎?

(三)瘋氣要改改

我不但要以「諫友」的身份勸夏教授改改他「大字報」的文體,還要勸他把日常行為中的「瘋氣」稍加收斂。

舉個比較文明些的小例子:

一次國府駐紐約的協調處鄧權昌處長伉儷,邀我夫婦吃飯,其後又約我們參加慶祝「雙十國慶」。我如期而往,一進正廳,在人潮洶湧之中,首先便碰到夏志清。他一見我,便大吼道:「唐德剛,你這個『共產黨』到這兒來幹麽?」

夏氏之吼引得千人矚目,我眞不知如何囘腔才好。王洞嫂覺得尷尬,就把他拉走。誰知他繞了個圈子囘來,又照前再來一遍。場面弄得更為難堪,使做主人的權昌兄嫂也下不了台。此事如從輕處說,夏氏是瘋瘋癲癲而已。如用他寫「大字報」的語調來說,那他就是「醜表功」,扣別人帽子來賺政治資本!

我當時忍氣吞聲,只覺得老夏像個瘋子,以後避避他就是了。不幸,我二人在文化界的共同朋友太多,避不勝避。而每次相遇,他總要藉酒裝瘋,或用下流的言詞,或絀人揚己,使對方囘罵亦不是,沉默亦不是。

在無數次忍讓之後,我仍然沒有懷疑他的動機。今讀其兩萬言「大字報」,我才大悟。夏志清並不簡單,眞把他當成瘋子,就太小看他了。但多少年來.我也曾感覺到他底行為有點不可解。因為夏先生的「瘋」,是因人而異的。在哥大某些權威人士(當然是白人)之前,他總是馴如佳兒,靜如處子,未見他「瘋」過一次。對某些華裔朋友,他也只是背後嘀咕,當面絕少輕言妄動。

在其他場合,他的動機可能也有欠純正。因此,他才以小人之心度人,竟說我提「九尾龜」一書,意欲指他是個「嫖客」。此一聯想,實是不打自招。

(四)學問倒不妨談談

夏先生當然也會說,這場筆戰是我惹起的。誠然,我曾寫過一篇小文章,引了他大著裡的幾句話,並附了三、五百字的評語。這是文化界常有的學術探討,未牽涉到半絲政治或人身攻擊。而他一下就來了兩萬字的謾罵,打棒子、扣帽子,那就越乎學術之常軌了。

我那篇小文究竟說了些什麽,以致令他老羞成怒呢?為使未看過拙文的讀者略知梗概,且讓我自我簡介一番。

筆者今春寫了篇「筆記」性的小文,叫做「海外讀紅樓」(見本刊第四十八卷第五期)。

寫「筆記」是中國的傳統文體之一。出名的作品,如:沈括的「夢溪筆談」,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和胡適的「藏暉室札記」等。這些筆記只是一些文人學者,平時信手記錄的讀書心得,和日常所見所聞不尋常的事事物物。 「筆記」不是什麽板起面孔的論文,但它確也保存了極多的社會和學術史料,及著作人隨時的感觸和學術思想。文字於輕鬆之間,亦自有其嚴肅性,非信手塗鴉之作可比。

拙文效顰的正是這一體裁,把近年來讀到、聽到、看到、想到有關「紅學」的心得和見解,聊作筆記而已。不過旣讀「紅樓」於「海外」,對那位自稱「銷行十八載」,「內行專家一致推崇」、「盛譽至今不衰」的夏教授論「紅」之作,不能不提一下。

我重行翻閱了夏著「古典小說」原文,也翻閱了片片段段的譯文-雖非他自譯,卻是他認可的譯作,用他單名獨姓發表的-夏文亦自有可取之處,我也認真地推崇了一番。但天下文章那有眞正的字字珠璣呢?我看到有不同意的地方,也就以讀者身份略獻芻堯。贊、評合計,亦不過三五百字。

(五)以「崇洋過當」觀點貶抑中國作家

我看他那本書之後,最大的感觸便是他以西洋觀點,過份貶抑了中國古典小說的本土性。

去年紐約市大亞洲學系曾和外界合辦個小型的「文學討論會」,邀請了幾位幾乎是清一色由台灣來美的中、青年作家,討論過「本土性」問題。我們亞洲學系非主辦單位,我旣不是大會主席,亦無權邀請主講人選。加以那次會議又以「創作」為主,夏先生搞文學,述而不作,因此就滄海遺​​珠了。聽說他為此對我頗有誤會。

夏先生是我所知道的文學教師中,最自尊自大的一位。只許他罵人,不容人批評他。他曾公開宣稱,他的論述是「絕對碰不得的!」天下那有這種事情呢?可是,大家都知道夏先生的個性,也就不願多事了。嗚呼!這也是我們民族文化弱點之一吧。大家專講好聽的,怕得罪人。而洋批評家,又有谁愿意反駁崇洋之論呢?於是,「好評如潮」、「盛譽不衰」,夏子就飄飄然,不知身在何處了。

(六)學術界姑息養奸的結果

所以夏先生那種驕橫的個性,和惟我獨尊心態的養成,有學問、有見識的中國學者也大有責任。語云:「君子愛人以德,小人則以姑息。」姑息可以養奸。夏先生今日目無餘子的個性,便是他的老友,包括我自己,「姑息養奸」的結果。從「愛人以德」的觀點來看,也有對不起朋友的地方。

筆者此次匆草「論紅」筆記,對他只進聊聊數段的逆耳忠言,也是本於「愛人以德」之忠誠,綜合多年來好些老友之共同意見,委婉箴規之。不意略踩尾巴,竟使他一跳八丈高,實非始料所及。

夏先生咬牙切齒地說:「『中國古典小說』銷行十八載,痛遭全面批判還是第一次。」又說:「但他(指德剛)自己卻有本領略閱一章而貶低老友一生治學之成就!」夏先生卻未想到,他自己輕率落筆,一篇「導論」便貶低了明、清兩代,創作先賢六百年之成就。

夏先生駡我「貶低老友」,未免太抬舉我了。一本「銷行十八載」、「盛譽不衰」,代表「老友一生治學之成就」的名著,怎能以我唐某三、五百字之問難,就弄得「痛遭全面批判」呢?如所言屬實,那不是作者護短,就是擊中要害;再不然,就是這名著的「盛譽」基礎太薄弱了。

夏氏怪我在他那「並非自譯」的導論上徵引太短,並說:「不應指望中國的白話小說,以卑微的口述出身,能迎合現代高格調口味……」為何欣教授所誤譯。夏氏把「卑微」一詞刪去,改成下面一段:

「但是卽使在歐洲,把寫小說當成一種藝術,當然也是近代的發展,中國白話小說旣源出小市民的說唱文學,我們更不應指望它會迎合現代人高格調口味。」

約十年前,劉紹唐先生要我自己翻譯「胡適口述自傳」。我因沒空,央他轉請別人代譯。紹唐說:「別人把你的書譯糟了,豈不可惜。」我一想此話有理,就自譯了。

筆者撰英文書,已出版者近百萬言。已譯的,多係自己動手。夏氏的英文著述份量少於拙作,幾乎篇篇他譯。不怕他人「譯糟」了乎?我每以為異。今讀夏先生的「大字報」,始恍然大悟:「他譯」確勝於「自譯」。蓋「他譯」者,必要時,原作者可用之為擋箭牌而抵賴之也。

(七)崇洋自卑的心態

不管夏先生如何抵賴,我所引他底金口玉言,什麽「一切非西洋傳統小說,在中國的相形下,都微不足道。」「紅樓夢」是否「非西洋傳統小說」?白紙黑字,抵賴得了嗎?我所引雖短,但這是「一以貫之」的夏「夫子之道」。翻譯的人怎能代負責任?

再者,夏某鄙視中國文化,撈過了界,簡直到了荒謬的程度。且看下面一段:

「但是話說囘頭,中國傳統的繪圖、音樂、建築,比起西洋傳統來,差得太多了,簡直沒法子相比。」

這是他在「大字報」中不必要的題外之言,一段他直覺地發自靈魂深處的插話。這句評語,如說在「五四」時代,縱出於胡適之口,也是值得原諒的。因為那是「西學東漸」的「啟蒙」時代,也是國人自尊心最低,自卑感最重之時。但是處於七十年後的今日,各民族不同文化的底牌,在比較研究之下,大致都已明朗化。縱以西方最擅長的傳統科技也不能這樣說。夏氏對當前世界文明的比較研究的成果,一無所知,豈不可嘆?

夏氏最看不起中國傳統的「木結構建築」。即使故宮和天壇,他都說:「丟人死了」,不值一看──那都是「大陸官方」敦請他「遍遊名勝」去參觀的──他卻覺得定陵的「地下宮」不錯。理由:「它是石頭造的,像歐洲建築!」

我曾一再和夏先生說:「文學史、藝術史不可與社會發展史分開來讀!」他口頭上表示贊同,可是偏習太深,終不肯改!他就不知道希臘、羅馬都是地處多岩石的山區,因此其建築多以石料為主。我漢族文化則發源於黃河中游。遲至二、三十年代,豫中、皖北一帶農民,有些竟一輩子沒見過一塊大石頭。而我國木結構建築之精美,則可謂是舉世無雙!人類文明史上,論建築的第一部書「營造法式」,並不是用歐洲文字寫的!

夏志清原籍蘇州,蘇州木結構的庭苑之美,是國際聞名的。夏氏自己寡聞,為什麽不請教一下他的鄉前輩貝聿銘先生呢?關於書畫、音樂,也可以問問周文中他們嘛。怎能以音啞、藝盲之嘴,亂駡祖先呢?

(八)對「文學傳統」的違心之論

在上節所引夏文,下面還有一句:「吾國三千年的文學傳統,倒的確可以同歐洲傳統較量一番。」這句話是他的違心之論。他是專搞小說的,傳統文學的其他方面,他所知甚少。加以小說與傳統文學,在舊文學史上關係原欠密切。胡適而後,才算是一小部份。他旣然把傳統小說一竿打翻,其他方面他又不懂,還假惺惺地說,中國傳統文學倒可與歐洲較量。掩耳盜鈴之論是昭然若揭的。

一次,夏氏讀我讚賞柏楊譯的「白話通監」的小文(見本刊第四十四卷第五期)之後,批評我把「通監」與英人格本的「羅馬衰亡史」並列為「荒唐」。說:「司馬光怎能與格本比?司馬光差得太多了!」其實,夏某旣未讀過「格本」,更不知什麽是司馬光」,但他那直覺上的「崇洋自卑」的心態,即使他脫口而出。

夏先生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文系,教中國文學的唯一教授。顧名思義,他應是「詩詞歌賦、文言白話、小說戲曲」一把抓的大牌總教習。其實呢,他除掉搞小說之外,其他各科「勝任」亦難「愉快」。

「姑隱其名」這句成語,在他那「大字報」裡的用法就大有問題。如不才把成語用非其所,尚有可原;「盛譽不衰」的名牌文學教授露此馬腳,就該打手心了。

夏氏承認他「不寫舊詩詞」,其實他又那裡能寫一句文言呢?又那裡知道新詩為何物呢?雖然,寫舊詩詞不過是傳統文學中之餘事;但不寫舊詩詞之另一含意,則顯示其人不通最起碼的四聲音韻,那問題就嚴重了。名記者陸鏗,有弟曰陸鏘。不知陸氏昆仲之名,怎知古文學之「鏗鏘」?不知鏗鏘為何物,則文章西漢兩司馬,楚辭漢賦,唐詩宋詞,七子八家,「詠菊詩」,「柳絮詞」都成了「啞巴美人」,豈不可惜?

憶筆者讀高中時,很多同學都能試撰詩詞,文言自更不在話下。此事敝同學闞家蓂女士(匹茲堡大學謝覺民教授之夫人)卽可作證。那時,我們的國文老師如對學生的詩詞、古文作業,不能正其音韻,修其辭章,評其優劣,對不起,卷舖蓋走路!

中西學界本難互比。不寫舊詩詞也算不得天大缺陷。然不知天地之寬濶,為學未上層樓,卻趾高氣揚,目無餘子,那就不應該了。

(九)社會科學上的常識

夏先生又嘲笑我,此次參加紅學之會是走了周策縱教授的後門。這事要問老周,我不必代辯。

至於他說:「德剛『詳細玩摩』的還只是小腳、辮子這類舊社會像徵品……雖自稱以『社會科學處理之方法』來處理『紅學』某些小問題,實在不足自傲的。這類『狎玩』式的研究,總帶些民國前清遺老、遺少的味道。」這段評語洩漏了一大玄機──​​他底知識面太狹隘。他對當前西方社會科學發展中,最起碼的概念也沒有!

我曾否像他那樣「自傲」過,不必費辭。

治「紅學」之道多矣哉,我所提出的只是「社會科學處理法則」這一種。

當今社會學理論上,有所謂「微觀處理」和「宏觀處理」兩種法則。

「微觀」者,見微知著,以社會上之小現象證社會科學理論上之大概念也。我在論「紅」一文中提出的是「民族學」(Ethnology)上的一種「雙重文化衝突」(bicultural conflict)的大概念,而欲以紅樓夢中之小事物說明之。

作家曹雪芹,旗人也;而他所處之社會則為漢文化之社會。因此,當他創作時便發生了「雙重文化衝突」這難題。最顯明的難題,便是他對諸美人之腳的處理。旗人是天足,漢人重小腳,如是則黛玉、寶釵,乃至晴雯、襲人之腳,究竟應為大?為小?曹氏實在無法處理而只好不了了之。

文化衝突亦有古今之對立。辮子者,曹雪芹時代中國男子之發式也。故美男子賈寶玉亦有之。而辮子者,二十世紀之「豬尾巴」也,今人多惡之。故今之紅樓評家多諱言之,紅樓畫家亦割去之。

德剛作「筆記」寫「時文」,夏氏評為「油腔滑調」。不才實有之,然拙文絕不下流、謾駡。微言大義之中,自有其治學上的嚴肅性。會看的看文章,不會看的看「油腔」!想不到這位自視如許之高的夏教授,竟只是位油腔讀者!德剛所論者,社會科學上極嚴肅之理論問題也,而夏氏以「狎玩」視之,豈不令識者竊笑?

(十)從宏觀論「左翼作家」

拙文亦兼及宏觀。宏觀者,以社會整體變化之洪流為著眼點,而觀其個體隨波逐流所發生之反應之法則是也──亦卽從「大處著眼」來「明察秋毫」。先提大概念,後談小事物。

我所提出的,為今日社會科學中比較時新的大概念:社會的進化為經濟發展之結果;換言之,只有經濟發展,才能推動社會進化!

馬克思則認為社會進化是階級鬪爭之結果;換言之,只有階級鬪爭,才能推動社會進化。

筆者所取者,為兩大社會經濟學派中之前者,來解釋過去三百年來我國白話小說發展這一「小事物」。細節已詳「海外讀紅樓」,不再贅。小說作家之成長,與小說的內容格調之高低,幾乎都得以經濟發展這一洪流為依歸。 「形勢比人強」,「整體強於個體」,「洪流強於細流」。所以社會經濟之「形勢、整體、洪流」足以限制「個人、個體、細流」之發展。而個人、個體、細流則不能獨撼「岳家軍」。

此一拙見,是我個人作為一個治史者,讀文學史的心得,亦卽「文學史不可與社會發展史分開來讀」,這一貫主張的理論根據。

「五四」以後,我國的所謂「左翼作家」亦服膺此「形勢比人強」之社會學觀念。不幸的是,他們為馬克思「階級鬪爭說」所誤導。以為小說之發展,聽命於階級鬥爭,小說內涵之優劣高下,亦為階級鬪爭升降浮沉之反映。如此一錯六十年。直至文革時期(一九六六-一九七六)他們自己成為階級鬪爭之犧牲品,加以三十年來目睹毛澤東堅持階級鬪爭所帶來的貧窮落後,於是恍然大悟,始有今日之所謂開放政策。

(十一)宏觀下之「右翼」與「極右」

「五四」以降之右翼文人則不然。他們由於鄙薄左翼馬克思之「階級鬥爭論」,則連社會如何發展的基本科學概念亦一併摒棄之。因此,右翼文人一味以文論文,與社會科學乾脆「離婚」。認為我國文學改良之唯一途徑,卽為摒棄傳統之糟粕而改習西法。此一新論,胡適之先生實啟其端。

胡先生認為「紅樓夢不是本好小說,因為它沒有個plot」,就是根據純西方文學批評學理,而以文論文的結果。這一說法,在當時是十分新穎的,雖然今日已早嫌過時。適之先生以次之若干作家與批評家,其學其識遠不及胡師,亦均不願以文學史之研究與社會科學掛鉤而修訂研究文學之新理論。以致在三、四十年代竟釀成中國文藝界為左翼獨霸之局面。連大才盤盤的適之先生亦讓位於魯迅,其在創作界之影響被東去大江淘得乾乾淨淨。而三十年代「左聯」諸公之下場,則只能於卅餘年後階級鬪爭之牛棚中覓之,其慘尤不忍言。

把七十年來文學舊史從頭看,誰實為之,執令致之,痛定思痛,能不有所警惕? !

夏志清先生幼年及青年興趣幾全為西洋讀物與好萊塢電影,對「五四」前後之中國文學作品甚少接觸,對上海租界以外的社會狀況與事事物物亦不甚了了。中年治中國小說史於海外,始讀二、三十年代之作品。竟以西洋觀念,私評數家前後不成體系之小說而拼湊之。竟名之曰「中國現代小說『史』」!

老年更不知七十年來中國文學與社會變遷之軌跡,及晚近社會科學發展之基本概念,只一味拾七十年前啟蒙時代學人之牙慧,而變本加厲。殊不知該時代之「大師」,當時均不過二十餘歲之留學青年,學業與思想俱欠成熟。放言高論,領袖風騷則有之,理論基礎原甚薄弱。而夏氏以「六五高齡」竟視之為法寶,只知低貶魯迅,摒棄馬、列,而不知魯迅、馬、列為何物。加以其本人對中國文學起步太晚,一本其幼年「崇洋自鄙」之習性,大開倒車,以致治傳統小說亦認為非具有「西洋傳統」之作品卽不值一提。 「不怪自家無見識,翻將醜語詆他人」。茫然不知「中國傳統」為何物,他自已的「西洋傳統」又為何物,信口雌黃,而誤導後學。吾稱夏君在中國文學批評上為「極右」,恭維之甚矣!

「論紅」拙文所提,只是以一歷史學者旁觀近年文學批評界之發展,談其大勢而已。只因夏志清教授近年著述最豐,聲名最大,故偶及之。事實上,夏氏並不能代表極右,他只是陷入極右牢籠,而不能代表牢籠! 「以一人而敵一國」之言,「老友」抬舉之也。

本來,中西典籍浩如煙海。博極群書,識中西之別,通古今之變,談何容易? !

(十二)也談談「塊肉餘生述」

為淺釋上述宏觀法則,及經濟發展推動社會進步這一理論,筆者曾試舉維多利亞時代,英國大作家查理˙狄更司(Charles Dickens,1812-1870)為例。我說他「以一失學失業,『塊肉餘生』,甕牖繩樞之子,卻能以文筆高雅、天才橫溢、其年初逾雙十,便暴得大名,一生榮華富貴,至死方休!東西相較,何曹(雪芹)氏、吳(敬梓)氏命途之多舛,而狄氏則幸運若斯也?社會經濟之發展,推動一般讀者『高格調口味』,有以致之也。」我這段話,除了忙中筆誤(趕稿自校本來最難)把「司」字寫成「生」字以外,錯在那裡呢?我並說,今日台北之所以能培養「高格調口味」亦如十九世紀英國之倫敦,「經濟發展」使然也。

狄氏幼年失學失業,十二歲入工廠作童工,貧困不堪。我掉了一句文,說他是「甕牖繩樞之子」,並未掉錯。 「塊肉餘生述」一書,一般人認為是作者自傷自況,亦如胡適說「紅樓夢」是曹沾自傳。小說主角是孤兒,狄某不是,但以孤兒自傷。狄氏「暴得大名」之年齡早於胡適,其後躋身倫敦上層社會,「榮華富貴,至死方休。」又錯在哪裡?

夏先生在鷄蛋裡找骨頭,欺騙讀者,用大標題,說什麽「改姓成孤兒」。我的全文俱在,政治上栽了贓,在文學上理屈辭窮,也要來栽贓一番嗎? !夏氏又說狄氏不是「甕牖繩樞之子」,而是「十二歲作童工」,這分明顯示夏教授不懂這句文言的意思。他說狄氏沒有「榮華富貴」,卻是「小說收入雖多,讀者也實在太多,讓他喘不過氣來,為他們服務。」眞是「吠非其樹」,行文不倫不類!

(十三)「好萊塢」電影算不得學問

夏先生接著拿出他一貫的絀人揚己的作風,說:「唐德剛對狄更斯可說一無所知,曾否定下心來細讀過一本狄氏長篇說部,那隻有上帝和他自己知道的秘密了。」

我是個學歷史的,搞點文學藝術,一是興趣;二是文、史原是一家;三是對通史有興趣的人對文學史、藝術史、科學史等等,也應粗知大略。不專搞「樹木」,也得看看「森林」。但是從職業訓練上講,搞歷史的人未曾「定下心來,細讀一部狄氏長篇說部」,並不構成職業錯誤或淺薄。巧的是,狄更斯卻是我在英國說部中最偏愛的作家。我偶爾也寫點創作,狄氏的筆調,對我也頗有啟發。

夏志清教授的偏狹,便是一貫認為只有他才看洋書。他長於上海租界,習於說洋涇濱,看好萊塢。對三、四十年代的美國電影如數家珍,每以之向人炫耀「博學」、舉行「口試」;而對租界以外的事物則常識俱無。我自己幼年並非沒有寄居租界、沉迷於好萊塢電影之機會,只因先祖鑑於族中紈褲子,久居都市,徵逐歌舞聲色,乃盡售都市產業,嚴禁年輕子孫溜入大都市,以防腐化。此一矯枉過正之教育方式,對一些本無「紈褲」傾向之子孫若在下者,原欠公平,致使少小鄉居,其後浪跡天涯數十年而鄉音難改。然當年父祖對我輩幼年教育之認眞,則非講洋涇濱、看好萊塢的小開者流所能想像。

國府主政大陸時期,軍政容有可議,而國立大學教育之完美,則古今少有。八年抗戰,血肉模糊而弦歌不輟,以視中共之十年文革,史家自有其秉筆直書之定評。我輩當年趕科場於空襲警報之間,以什一機會考入第一流國立大學,其英、漢、數基本功課,非平均發展,絕難幸入。昔日同窗,今均垂垂老矣,然囘首往事,莫不以餘言為然也。

憶在沙坪壩時代,凡選修科目,我從不妄選。旁系中之名課,如胡小石先生之「杜詩」與「甲骨」,趙少咸先生之「小學」與「音韻」,柳無忌先生(柳師亦耶魯英國文學博士,最近尚有書信來往)之「英國散文選讀」與「英國文學史」,兪大絪先生之「英國小說專書選讀」等,均為我最沉迷之課程。而大絪師指定讀物之第一部書,卽為狄更司之「塊肉餘生述」。

大絪師為當年英文教育界一時之選,講解生動,考試嚴格。與我同班而今在紐約者有馬大任,同課而不同級者有聶華苓。散居港、台、大陸,大絪師之高足自更不乏其人。筆者那時年少,記憶力強,旣對「塊肉餘生述」有偏好,復經名師耳提面命,熟讀之餘,竟能選段背誦,至今不忘。恐洋場小青年未必有此功力也。本來,我已屆退休之年,還要把大學所習拿來自誇,未免可笑。但夏氏旣時時要以其「博士」驕人,寫文章絀人揚己,大話連篇,不自覺其無聊,故餘亦偶及之而已。

(十四)紅學會議的資格問題

夏先生在其文中,一再說我不夠資格參加紅學會議;而對他自己的資格,則肯定不疑。

我之不夠資格,固自知之矣。大會中,我兩作報告員,兩作評論員,一作大會主席。凡五次正式發言,均公開致歉意,自認不夠資格。諸賢誤為謙虛,我實由衷之言。

至於夏先生的資格,從無人否定。會議歸來,我曾臆斷,認為夏之未被邀請,系大會名單是根據「第一次大會」名單所擬訂,夏氏上次未接受邀請,這次就遺珠了。夏頗以餘言為然。

其實從寬來說,紅樓之會,凡對紅樓有興趣者,均可參加。紅樓夢,國之瓌寶,大眾之讀物也。任誰讀了三五遍,或七八遍,總可說出點意見來,讓同好「會」而「議」之。

但從嚴來說,我固不夠資格,夏之資格亦未必完備。

我輩讀紅樓,始自十二、三歲,讀之於童子軍帳蓬之內。夏氏讀紅樓,以四十餘高齡,讀之於海外大學教授皮椅之上也。那批「三民主義的少年兵」為何讀紅樓?欣賞之也。四十餘齡大教授,何以才開蒙讀紅樓?著書立說,加薪晉級,功利主義促成之也。所以「欣賞主義者」與「功利主義者」,實在是兩種不同的動物。若說,紅學之會只許「功利動物」參加,我終為「欣賞動物」感到不平。

記得會後,路過上海返美,便道往「淀山湖遊覽區」,參觀那美崙美奐的「大觀園」。一入怡紅院,不覺一楞。因為院中第一副抱柱對聯,竟是陸放翁的「重簾不捲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

這一對聯,原是詩詞教授林黛玉博士所說的「一入了這個格局,再學不出來」的壞詩(見紅樓夢第四十八囘),如何能放在她心上人的居處作抱柱呢?但是我話到唇邊,便打住了。因為該抱柱書法秀美,雕刻精細,換一下非一兩千元人民幣莫辦。而導遊主人又誤認我為「紅學家」,一言九鼎,如何使得?因此我就沒有煞風景了。小說原是小說嘛,何必那麽認眞呢?

本來嘛,「假作真時眞亦假」,連杜甫大師也做錯了一句詩,說「自從巴峽穿巫峽」;按地理方向,應該是「自從巫峽穿巴峽」嘛!錯是錯了,可是有誰說這首詩不好呢?搞創作、寫詩歌,本來就是靈感、音節重於邏輯。過份著重邏輯,那去當律師、搞數學好了,何必學文學! 「自從巴峽穿巫峽」便是重音韻而輕邏輯的好詩。

記得台灣一位有獨到見解的青年紅學家就說過:大觀園在元妃省親時,嫌其小;到寶玉和眾姐妹住入時,又嫌其大。起雪芹於地下,要他做顧問,造一座大觀園,他恐怕也沒個主意──「小」則有損元妃尊嚴;「大」則賈寶玉訪女朋友太不方便。如何是好?所以大觀園在紅樓夢中,原是橡皮做的,可大可小。

在淀山湖的怡紅院裡,我只見襲人和晴雯的床位。因問導遊主人,其他二十多位丫鬟、婆子住在何處呢?他說,擠不進去了,每人都有一張床,怡紅院豈不成了賓館? !

歸來與胡昌度教授閒聊及放翁詩,未待我解釋,昌度便說,這如何使得?原來他也是位幼讀紅樓的「欣賞動物」。我如與「功利動物」談此,我肯定他是不知道的。至於林教授說:「一入了這個格局,再學不出來」的所以然,我想對他更是對牛彈琴。

所以參加紅學會,那一種「動物」才夠資格,實在很難說。

(十五)紅學會的性質和意義

我國自古以來的學術會議,都是聯絡感情與研討學術並重的。遠自「永和九年(公元三五三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到現在,該有過多少次類似的文學雅集。在文學上也產生過多少篇傑作如「蘭亭集序」、「春夜宴桃李園序」、「滕王閣序」、「醉翁亭記」和「嘗試集」。

文學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學雅集則是一個民族的心聲共振,感情交融的表現。學術討論只是一個銅元的另一面而已。

此次哈爾濱「紅學會議」,大陸上學者參加的,除「紅學」、「曹學」專研機構之外,各大學文學系所選派代表,並提出報告者。多至九十七人。均為各該校拔尖的文學教師,能詩能文,能書能畫,各有所長。有一羣青年紅學家且持文對我作專訪,並強調:「我們數人是讚成胡適的『自傳說』的。」因為我是胡先生的學生,他們特地來投文「乞教」,使我感動。

另批學者,並以永和以來的老傳統,吟詩填詞索和。一馮(其庸)、二週(汝昌、策縱)和端木(蕻良)都是捷才,卽席步韻。我雖愚拙,勉力為之,七朝小聚,居然積稿成篇。隨訪記者也有報導。文字遊戲,雖屬小道,然吟詠之樂,固不足為他人道也。如此修褉、衡文、論學之會,若說,只許名士談佛,不許和尚念經,吾不知也。

(十六)為林姑娘喊話

在夏先生批唐文中,他把我素所愛慕的,歷史上一眞一假的兩位美女──林黛玉、梅蘭芳──也扣了帽子、打了棒子。

夏先生最愛寶玉,且不時流露自況之情。他討厭黛玉,那倒不是因為林姑娘的小心眼兒,而因為她是個「癆病鬼」,在生理上無實際功用。

我們讀者對紅樓人物,原各有所喜,不可相強。今且抄一段夏氏評林黛玉之宏論:

「她(指黛玉)剛同寶玉相會的時候,應該很美,但不多久身體轉弱,也就美不到那裡去了,因之我在(「古典小說」)紅樓章里特別強調她的病體病容,藉以糾正一般讀者(包括德剛在內)對林姑娘所存的幻想:曹雪芹雖然也把她寫成一個非屬人間之美的意象,但他以她的身體衰弱過程寫她那愈來愈深的感情病態時,她並沒有放棄使用生理上的細節(第八十二囘),所有青春康健的跡像都已棄她而去。 ……」

這一段夏子之文,我希望讀者們比我聰明,因為我是看得似懂非懂,只好試猜一下:夏氏之意,黛玉初入榮國府時,寶玉可以跟她談談戀愛,因她很美,也很健康。等到她愈病、愈弱、感情病態愈深,相貌也變成魯迅所說的「瘦削的癆病臉」時,寶二爺就應棄她而去,另找個美的、健康的、胖嘟嘟的、三圍適中的新情人!

大觀園里美女那麽多,賈寶玉為什麽偏要守住這「癆病鬼」而生死不渝呢?從時下「西方觀點」來評斷,那是不可理解的了。在夏志清看來也覺得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他要以他底(洋人可以完全接受底)「西洋觀點」來「糾正一般讀者對林姑娘所存的幻想。」

英國詩人白朗寧(Robert Browning,1812-1889)同他殘廢的女友伊麗莎白˙貝蕾忒(Elizabeth Barrett,1806-1861)由畸戀、私奔而終成眷屬,不是英國文學史上的千古佳話嗎?所以縱是洋人談戀愛,床上戲也並不那末重要,夏教授為什麽一定要以「床上戲」為選擇女友的標準呢?

再者,寶玉,「天下第一淫人也。」沾花惹草,竟至男女不分。但他對他真正所鍾情的人,其愛卻是生死不渝的──這就是眞寶玉和假寶玉的分別吧!

(十七)為梅郎除垢

至於梅蘭芳,夏先生也挖出我四十年前一篇小文──「梅蘭芳傳稿」(按本文原載「天風」雜誌,現收入唐著「五十年代底塵埃」一書),來把我奚落一番,也把那一代藝人醜化一番。

在舞台上男扮女裝,不是我們祖先的發明,古代歐洲、印度、日本,照樣有。當年梅氏之藝,與其扮相、音色、身段、皮膚、骨肉之美,遠勝於他同時代負盛譽的女明星。此是千萬觀眾所目擊,豈我一人所能胡扯?

梅蘭芳遊美(一九三○)之前,特地彩排多次,僅請了劉天華、胡適之等數人仔細觀賞,認眞批評,觀梅郎之藝,細及皮肉者,適之先生為極少數之一。胡師告我:「可愛之極!可愛之極!」言下有奇蹟之感。

夏志清亦酷好京戲之文士也,奈何「花下曬褲」,汚辱梅郎!

筆者四十年前之拙「稿」,亦不過遵林語堂先生之囑,遣興而作。向未以「盛譽不衰」自我貼金,但讀過的人倒也不少。可是「痛遭全面批判,還是第一次!」批唐無可議,殃及池魚,批了梅蘭芳,那末夏志清就未免多事了。

再者,四十年前撰文贊梅,並非表示今日我仍贊成男扮女裝,登台演出。只是覺得治史者,不應以現時觀念(Present-mindedness)低貶有才藝的歷史藝人而已。

(十八)做人總應有點良知

夏教授認為我加予他的最大罪證,便是:崇洋、極右。其實,這面匾額是不少夏公的老朋友所集資共送的,我一人承擔不了這份大人情。事實上,崇洋、極右,都算不得是什麽壞名詞。它代表一種信仰,一種立場;與道德學問之優劣無關。

胡適為科學、民主而崇洋,但不自卑、自鄙;林紓則崇洋而衛道,均無可非議。但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為崇洋而自卑;為崇洋而媚外;為崇洋而具殖民地順民心態,那就不足取了。

夏先生曾提出他為拙著寫序,曾為我作薦函;顯然希望我受施勿忘。相反的來說,我請他作序,寧非文人相重之義乎?惡可視為施恩求報?他為我作介函,我一直感德不淺。但是夏先生就忘記了,他在哥大原領正教授之極低薪,後來歲入頓豐,豈非因敝系同人,基於血濃於水,拔刀相助而然乎?此等小事,在論學之爭中,本不應提出,但渠旣提之,我若不解釋,豈不成單方面忘恩負義之徒哉?

朋友們為什麽要公送夏氏,「崇洋過當」和「極右」匾額呢?謹舉數端,以概其餘:

(一)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Jr.,1929-1968)為白人「種族主義者」(White Racists)所刺殺,舉世悲痛,少數民族尤然。而夏公則認為他是「黑人,下流,該死」。

美國少數民族都知道:無金氏可能就沒有一九六四的民權法;無民權法可能就沒有一九六五的新移民法;無新移民法,則華人向美移民每年僅一○五人。

就在夏氏「大字報」發表之時,紐約「世界日報」曾刊載新聞,報導「黎瑞海趙惠娟夫婦同日逝世」之感人消息。並說,「由於戰亂及移民法限制,黎氏夫婦分離了四十年(!)一直到一九六九年,趙惠娟才移民到美國來團聚。」(見八月六日該報第廿一頁)

其實在新移民法通過之前,中國僑民夫婦之不能團聚者奚止千萬家?新法之產生​​,金氏之功,豈可小視。乃有華裔教授說金氏之殉難為「下流,該死」。天下有這等事?

(二)南非之種族隔離法(Apartheid)為世界各國所斥責。在此種族歧視政策下,我華人因係有色人種而不得住入白人區域,不得與白人共餐廳、共廁所、共車船飛機等候室。此歧視法早已不適用於日本人,而對我華人則遲至七十年代始有變更。而夏氏則二十年如一日,一直肯定此種族隔離法,認為是南非白人「維護文明」之措施。寧非怪事?

筆者本人是學美國史的,深知美國白色種族主義者所推動的「排華法」(Chinese Exclusion Acts始於1882),我華裔先僑當年遭受集體屠殺,及虐待歧視的慘痛史實,和僑民家庭骨肉分離之血淚悲劇,較南非之對黑人有過之無不及!甚至孫中山先生於一九○四年訪美時,亦遭拘禁達十七天之久;所以一直為之痛心疾首,以致對胡適之先生等早期留學生,對苦力同僑之漠不關心,也頗有微詞。我是反對白色種族主義者,而非對開明白人有所敵視。夏先生認為白人老粗稱我為「查理」,使我記恨卅年,又認為我校學生大半為少數民族,故而我也對白種人有強烈的敵視感;所言均非事實,且看拙著「中美外交史」扉頁所印,向先師艾文斯(Austin P. Evens,1883-1962)教授致敬之辭,一讀便知,豈容夏氏向白色種族主義者邀功而誣陷我哉?

聞李浩博士受史丹福大學禮聘為法學教授時,曾戲對該校宴會主人說,按加州現行嚴禁華人作教師的法律來說──(此律雖已久未執行,然迄未明令廢除) ──則我之蒙諸公禮聘,實只能做個教法律的「非法教授」!

按加州法律,那我們的名教授夏志清也只是個「非法教授」!生為今日美國少數民族一份子,在少數民族之前以「多數民族」自居,作黃臉白人;而在多數民族之前,又唾面自乾,作黃臉黑人。 「漢兒學得胡兒語,翻向城頭駡漢兒」,能不令人傷心!

因此夏先生的華裔朋友們知道他的心態,也知道他這種心態由文學思想化為人生哲學的經過,總想幫助他,啟發他,勸他稍學「開明」,自習「進步」。誰知道夏教授竟把「開明」、「進步」這些好名辭,一股腦兒都奉送給共產黨,而自甘為「不開明」、「不進步」。甚至以「落伍」為榮;以「反動」自譽,眞令人啼笑皆非。

為囘答夏教授兩萬字的謾駡,我也百忙之中浪費了幾晚的時光。所以不憚煩而喋喋不休者,只是希望夏教授今後做人,保留點王陽明說的人類與生俱來的良知,和孟子說的羞惡之心!若夏教授讀此文而稍有「進步」(恕我又用了一個他所憎惡的名辭),則我受他兩萬字的謾駡,也不是毫無代價的了。

──一九八六年九月於北美洲

 

合、和解? 「夏唐之爭」塵埃定後(劉紹銘)

夏、唐之爭,謝天謝地,終於告一段落。此文排名夏、唐,乃依英文姓名字母次序,因此不分先後。夏志清仍用Wade-Giles古法,因此夏是Hsia。那一天他把Hsia改為Xia,那就應作「唐、夏之爭」了。

此文亦循梁任公先例,迳呼二者姓名,不減敬慕之情。

夏、唐「事件」爆發後,朋友和同學偶然問起我的看法,我坦白說了:「兩位前輩意氣用事,不足為訓。」

我說不足為訓,並非指二人因對紅樓夢看法相左而爭論,而是他們因此撕破了臉。二十多年的交情了,怎可以一下子就反目?晚輩看了,作何感想?看這類「筆戰」文字的讀者,除非是行家,否則只看「熱鬧」。真正有關紅樓夢本旨的言論,在他們的眼中反而變了過場白。

這就是我說不足為訓的原因。為了政見不同,今日的朋友成了明天的敵人,亦尋常事耳。即使親如父子兄弟,也會因政治立場不同誓不兩立。政治理想既要服務大眾,私情就無由計較了。夏、唐文章雖偶然點到所謂「左傾」與「右傾」問題,但識者心裡有數:這僅是二人意氣之言而已,與「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政治是兩碼子的事。

依我個人的看法,這場紛爭,如果二人事先溝通一下,就可以避免。唐德剛赴會的文章,既然提到夏志清,兩人又屬老友,何不把一份影印寄他過目?夏志清看了,即使不同意唐德剛的說法,也不能反對他發表。但我想他一定會這麽建議:「德剛兄:我們治學的路數不同,對文學的要求不同,因此對你的意見我無意見,但我兄筆走龍蛇,詼諧滑稽,讀者一時不察,易生誤解。誠望我兄語氣上稍作修正,餘無異議。」

唐德剛沒有想到這一點,可能是他認為兩人開玩笑開了二十多年了,每次都嘻哈一番了事,這次也不會例外。

可是站在夏志清的立場看,別的玩笑可以開,唯獨他在紅樓夢所立的一家之言不可玩忽。照我所知,他並不在乎人家反對他的意見。我舉個最知名的例子。一九六一年他的「現代中國小說史」出版後,捷克學派龍頭幫主Jaroslav Prusek在法國出版的T’oung Pao上寫了一篇長達數十頁的書評,以馬克思主義文史家的立場批評了夏志清的「文學內在價值論」。

夏志清也以同樣的篇幅寫了一篇「虛心受教、堅決不改」的覆文。據李歐梵告訴我,Prusek一點不以為忤,因為兩人的文章都是就事論事,一點沒有涉及個人恩怨。夏志清自己心中也沒有存芥蒂,因為後來李歐梵為Prusek在美國出論文選集,去信夏志清,問他願不願授權讓他把那篇文章收在Prusek集子內作附錄。據歐梵說,他也「欣然同意」了。

Prusek與夏志清在學報上交鋒,戰況激烈,但雙方保持了君子風度。原因簡單:兩人毫無私交可言,什麽事只好依書直說,因此除非是文字辭不達意,根本沒有什麽言外之意的可能了。

夏、唐之爭,恰巧相反。他們的文章,我這個做晚輩的,越看心裡越發毛。怪不得人家說,從最好的朋友變成最可怕的敵人,往往是一念之差。幸好他們的「筆戰」,適可而止,不然大家「投桃報李」下去,坊間就可以出版他們兩人的「外傳」了。

唐德剛說夏志清在華人聚會的場合老愛瘋言瘋語。這點我領教多了,可以為他作證。唐德剛可能有所不知的,是這位老頑童在洋人面前照樣「無狀」。我在「吃馬鈴薯的口子」中即記過江這一筆。一九六二年,印弟安那中學開比較文學會議,來賓近百人,其中有夏志清和英人AC Scott。 Scott是研究京劇的,間或寫些中國近代文學近況之類的報導文章。

夏志清和Scott想在此會議前從沒見過面,但他對Scott說的第一句話,我記得清清楚楚:How come your book has so many mistakes? (怎麽搞的,你的書錯誤百出?)

我在場目睹的第二次驚人之舉發生在威斯康辛的教室內。那次亞洲學會在芝加哥舉行,我們請他順道到學校來演講。記得他演講的題目是「玉梨魂」。夏志清說得入港,興奮之餘把西裝外衣脫掉,捲起襯衣袖子,得意的說:Do I look like Marlon Brando? (我看來像馬龍白蘭度?)

台下哄堂大笑,除了兩位一直板著面孔聽道的修女。

出人意表的作風,唐德剛和夏志清實在是不相伯仲,只是表現的方式不同而已。前者落於文字,後者見於言談。

只要習慣了他們的作風,他們都是相當可親的人。

但是這種「筆戰」,恕我說句放肆話:此風不可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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