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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安友:中國中產階級謎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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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 J. Nathan (Source: Columbia University)


本文為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2015年10月在「塞繆爾?李普塞特世界民主講座」(Seymour Martin Lipset Lecture on Democracy in the World)上演講的講稿。李普塞特是現代化理論的主要奠基人。他從社會經濟結構的角度探討民主的發生與存在條件。黎安友教授演講的英文版發表於《民主雜誌》(Journal of Democracy) 2016年4月號,總第27期。中譯文首發於《中國戰略分析》2017年第1期,2017年1月15日。

我個人從沒有跟西摩·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見過面;我到哥倫比亞大學的時候他已經離開了。李普塞特寫過一篇自傳體文章——《穩定的工作:一篇學術回憶錄》,裡面回顧了他在1943年成為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的經過。我看到覺得非常有趣。他說他當時在紐約市立學院(City College)的社會學系拿到了一個教職,而那個教職要求受聘者必須得是在冊研究生。因為哥倫比亞大學離那只有1英里遠,下個坡再上個坡就到了,所以他就去了哥倫比亞大學。[1]我心想,今天要是選擇一個研究生項目也像那麼簡單就好了。

作為一個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生和年輕講師,李普塞特當時是跟羅伯特·莫頓(Robert Merton)和保羅·拉扎斯菲爾德(Paul Lazarsfeld)這樣奠定了現代政治社會學基礎的學術巨匠一起工作的。等到我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進入研究生院的時候,李普塞特的著作已經成為我們博士資格考試的必讀書了。現在,我作為一個資深的學者,會抱怨學生們不去讀本學科的經典著作。但李普塞特在1960年出版的《政治人》是個例外,大家都會去讀。特別有影響的是他在1959年發表的文章《民主的一些必要條件:經濟發展與政治合法性》(「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收在這本書中作為一章,題為《經濟發展與民主》(「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這篇文章討論了他的一個經典命題:「一個國家的經濟越發達,它就越可能維持(sustain)民主制度」。[2]李普塞特(講明是在亞里士多德、馬基雅維利和韋伯的影響下)提出:經濟發展會擴大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會支持民主。

關於如何準確地理解這一理論,已經有了很多爭論,[3]但在此領域內並未達成共識。針對這個問題,我堅持認為:第一,中產階級會更傾向於選擇民主。如果民主已經存在,他們會支持民主;如果民主尚不存在,他們會希望得到它(雖然並不一定會採取行動)。這種支持民主的傾向,既基於物質利益的考慮(比如中產階級希望有法治來保障他們的財產所有權),也出於文化價值的原因(比如獨立的經濟地位和受教育機會會帶來獨立個體的自尊和對思想、言論自由的偏好)。然而,第二,中產階級的存在不一定能夠導致走向民主的社會變革。這種變革還要取決於其他階級的立場、體制內權力的平衡狀況和不可預知的危機的出現。第三,儘管李普塞特那篇1959年發表的文章所考察的例子都來自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早期的西方世界、拉丁美洲和歐洲以外的英語國家,但其論斷的邏輯一定(也已經被證明)適用於世界的其他地區和中產階級發展的之後的時段。

在這種語境下,中國中產階級的情況就似乎成了一個謎題。在有些時候,可以肯定地說中國的中產階層是呼喚民主的:1989年民主運動蔓延至300多個城市,不僅學生而且所有類型的城市居民都捲入其中;在反對興建垃圾焚化廠和化工廠的鄰僻運動中;在抵制假冒偽劣商品、環境污染事件和2015年8月發生的天津化學品倉庫爆炸這樣的災難的抗議中;在維權運動、新公民運動、女權主義者和為了擴展在公民社會中活動空間的其他團體的抗爭中。

基於這些例子,很多學者(包括西方的和中國的)預測,隨著中產階級的增長,它會給政府施加更多自由化的壓力。[4]西方對中國的「接觸」(engagement)政策也部分地基於這個預期。希望這種接觸會培育出一個中產階級,而這個中產階級會推進民主。

然而,大多數時間,中國中產階級的行為並不符合這樣的預期。在遭遇和當局的衝突時,大多數的中產階級成員,都盡量避免挑戰體制。他們會採取規勸(remonstration)的策略,聲明他們對體制規則和政策的忠誠,只批評低層級官員的執行問題。

在眾多的調查中,中產階層的受訪者都對中國的威權體制表現出高度的支持。最近,天津市公布,民眾對政府、共產黨、法院和警察的信任度超過80%。在狄忠蒲(Bruce J. Dickson)近期的調查中,他發現受訪者「對中央政府的滿意度」平均達到了7.59(尺度為0—10),城市居民和收入有所改善者表現出對中央政府更高的支持度。陳傑的調查和訪談(見他的2013年出版的《沒有民主的中產階級》[A Middle Class Without Democracy ])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中國的中產階級廣泛地認同體制,而且比其他社會階層更不贊同民主制度,說明中產階級在近期不可能成為民主化的推動者。[5]

所以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中國是個「例外」嗎?(「例外論」是李普塞特教授另外一個最常談論的話題,當然他是指美國而非中國)就中國中產階級不同於其他國家中產階級的表現來說,是否真的存在「中國模式」呢?事實上,李普塞特這種關注歷史和社會學背景的方法對研究中國問題是非常奏效的,因為中國的中產階級的狀況確實在很多重要方面不同於李普塞特研究的那些國家,所以它們的表現也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

在中國,哪些人屬於中產階級?

在我們分析中產階級的狀況之前,我們需要先搞清楚我們到底在談論誰。並不是所有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的人都屬於李普塞特所說的中產階級。比如,2008年的亞洲晴雨表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在除西藏以外的中國全部人口(包括城市和農村)中抽樣,請受訪者回答自己在一個從最低到最高的10個社會地位層級種處在哪個位置,結果有 58.2%的受訪者將自己定位在中間位置,也就是5到7。如果我們考慮到77.2%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家庭的經濟狀況比幾年前更好,這種調查結果就可以理解了。比如,當一個工人有能力寄錢回農村幫助家她的家庭蓋起一座瓦房而且能購買一輛摩托車的時候,她有理由認為自己已經上升為中產階級。但我們不會認為她是李普塞特意義上的中產階級。

用收入來界定中國的中產階級不是一個好方法。中國人的收入的變化太快,以至於一個收入群體無法穩定成一個可定義的階級。(而且,很多中國家庭有非常多樣的收入來源,以至於他們無法準確的說出他們到底掙了多少錢,有的人即使能也不願意這麼做。)僅僅以收入來界定的話,2005年就有超過8億中國人可以算作中產階級,大概是總人口的57%。[6]

但這並不是我們要探究的、根據李普塞特的理論應該支持民主的那個中產階級。李普賽特在解釋中產階級支持民主的偏好時,是將農村小地主、城市小商人和白領獨立專業人士作為他當時研究的中產階級所處的典型社會地位。他們佔有物質財富和一定的技能與尊嚴,這樣他們就有了免於專制政府剝奪的需求,也有了對表達自己訴求的權利的需求。

結果,中國的社會學家在分析中國的社會結構的時候,(可能受到李普塞特理論的影響)也將人們的職業作為社會分層的主要指標。(有趣的是,他們拒絕使用「階級」[class]這個詞,因為它在馬克思主義中與剝削和階級鬥爭相聯繫,而剝削和階級鬥爭在今天的「和諧社會」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他們就使用「階層」[stratum]這個詞來代替李普塞特所說的「階級」。)

在中國,最廣泛使用的社會階層分類方法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已故的社會學家陸學藝及其同事建立的。他們區分了10種職業群體,從高層次的國家和企業領導者(高於中產階級)到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和失業者(低於中產階級)。中間階層則指的是「主要從事腦力勞動,生活來源主要依靠工資及薪金,具有謀取較高收入、較好工作環境和相當水準的家庭消費與休閑生活能力,在工作中有某種程度的自主權,並且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識及相應修養」的群體。[7]他們包括在黨政機關和企業工作的專業技術人員、白領辦事人員和個體工商戶。

中國的中產階級究竟有何不同?

中國中產階級與李普塞特界定的中產階級的不同之處,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中國的中產階級佔總人口的比重要小得多。陸學藝和他的同事在1999年估算中產階級佔了總人口的14.1%;陸學藝在之後的一次採訪中說,到2008年這個數字會增長為22%—23%。[8]其他的學者也給出了相似的數據。雖然李普塞特並沒有明確說他研究的中產階級在總人口中應佔多大比重,但他提出了一個「鑽石型」的社會結構,其中間部分佔的比重是最大的。相反,中國社會學家卻在抱怨中國社會是「金字塔型」的:一個較小的中產階級被極小的上層階級和龐大的下層階級擠在中間。中產階級佔據了一個有特權的社會島(privileged social island)——具體而言就是生活在目前城市中非常普遍的「住宅小區」(gated communities)之中。中產階級的成員會害怕,在一個多數人統治的社會,他們必須服從於下層階級的利益。

第二明顯的不同在於職業的本質。中國的中產階級主要由公務員、國企員工和屬於國家或由國家控制的大學、醫院、媒體等機構的員工組成。年輕一代更喜歡這樣的工作是因為它們能支付體面的薪水,更有保障,而且會比多數私營部門提供更多的附加利益。有野心的年輕人努力爭取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因為黨員身份在幾乎每個領域都是產生影響力和成功的關鍵。

很遺憾,對於到底有多少中產階級直接或間接受雇於黨和國家,我沒有掌握任何確切的數字。一項對三個大城市的調查顯示,60%的中產階級調查對象受雇於國家機關,而這一因素與對民主的支持程度呈現出明顯的負相關。[9]大多數的醫生為國有醫院工作,大多數的作家為官方的作家協會寫作。律師和律師事務所表面上是獨立的,但實際上被國家監控。唯一擁有較多獨立從業者的行業是藝術和建築,但是其中多數人還要靠國家的委託或訂單來掙錢。獨立的企業主僅僅佔了中產階級的一小部分,而且他們也要依靠與官方的密切關係來 「搞定」他們的生意。簡而言之,這是個依附性的(dependent)中產階級,而不是獨立的(independent)。

這一點很值得再深入探討。社會學家盧奇·托姆巴(Luigi Tomba)認為,中國中產階級的崛起始自1990年代的住房改革。這一改革嚴重地偏向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的職工。那些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在毛時代就擁有大多數房產,然後將這些房產租給了他們的職工。在住房改革中,政府和國有企業職工通過以下三個渠道用很小的代價就成為了房產的擁有者:一是現有的單位住宅私有化;二是單位建造新的住宅,並以補貼過的價格賣給員工;第三是單位為員工購買商品房補貼貸款或購房款。這些以很低的代價拿到房子的職工,通常可以之後在商品房市場以高價將其賣出。結果就是,這些公務部門的職工「在今天成為了所謂的『有房階級』(propertied class)」。[10]政府僱員同時還比其他領域的員工享有更好的醫療保險、養老基金和(近年來)更高的工資增長速度。

第三個中國中產階級的特殊之處在於它的「新」。李普塞特的中產階級起源於中世紀的歐洲城市,作為一個不尋常的階級在17世紀出現。它與現代民族國家和民主制度一起成長,而且擁有被廣泛認同且具合法地位的身份。相反,嚴格地說,中國的中產階級在1979年之前並不存在。共產革命之前存在的一個小規模的中產階級在1950年代就被徹底消滅了,取而代之的是羅卡(Jean-Louis Rocca)所說的過著樸素生活、受少數黨內精英領導的「一支多層級工人的軍隊」(an army of stratified workers)。[11]

中產階級在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時期重新出現,直到1990年代經濟起飛後才得到迅速發展。2012年中國的人均國民總收入(購買力平價)達到了1980年的40倍;城市居民從1978年佔總人口的20%增長到2012年的52%;高校招生人數從1990年的200萬增長到2005年的1700萬。[12]這種急速的變化意味著中國目前的大多數中產階級是這個階級的第一代成員,他們的生活方式與其父輩有著明顯的不同,而且周遭生活的也是與他類似的、有著全新社會身份的人。即使在有兩代人的中產階級家庭,代際之間的文化差異也往往非常明顯。

很難想像如此快速的變化會在多大程度上讓個人和他們的社會環境迷失方向。這些住在城市小區中的人正處在一個形成生活方式的過程中,這一過程某種程度上是通過有意識地效仿他們所理解的西方消費習慣來實現的。對成熟的中產階級來說,財富是走向政治參與的刺激因素;而對新的中產階級來說,政治參與會分散注意力。目前,中國的中產階級還未形成共同的認知和利益,更不用說對社會財富的穩定信念,而正是這種信念會促使更多的成熟中產階級有信心去維護自己的權益。

最後一點不同是他們的社團生活(associational life)。西方中產階級豐富的社交生活是李普塞特所討論的重要主題之一。在《穩定的工作》中,李普塞特寫道:「[加拿大]薩斯喀徹溫省(Saskatchewan)是個政治上極其活躍的地區,雖然僅有80萬人口,但當地社區組織和政府就提供了至少12.5萬個就業崗位。當我了解到這個情況後,我開始對這個[公民社會和民主之間的]關係敏感起來。」[13]他實際上要指出的是,學校和圖書館的董事會、集體管理的穀倉、福利社以及其他托克維爾意義上的「社團」——而非正式的政治組織——才是有效的政治參與的訓練場。

中國的中產階級沒有這樣的社團生活。政府將那些有可能與自上而下的青年、女性和工人「群眾組織」競爭的組織都列為非法。它允許一些職業組織(而非群眾組織)去致力於關注環境問題,卻極力阻止地方上的環境抗議。政府還打壓獨立媒體的興起,並控制互聯網。它允許小規模的志願者組織在公共健康、環境保護、教育改革和賑災等領域開展工作,但將其嚴格限制在提供服務,不允許涉及政策主張。[14]

政府通過認可五大宗教並對它們的人員、財產和活動進行控制來尋求對宗教生活的控制。獨立的宗教組織只能在地下運行,並儘可能地避免同當局接觸。政府偶爾會容忍某些地方性的、旨在反對歧視或維護女性權益的公民社會組織,比如像益仁平和新公民運動(現在已經被鎮壓了)。2015年,當局圍捕了超過兩百名維權律師與相關員工,使他們勇敢地利用法律體系來維護各種弱勢群體利益的小小努力走向終結。

城市社區沒有與(被中共嚴密控制的)農村選舉相類似的選舉。被視為「自治」機構的社區和居民委員會都是自上而下進行組織、由政府僱員操控、須承擔諸多任務的。這些任務包括向居民傳達政府的政策信息、協助進行戶籍管理和執行計劃生育、開展衛生大掃除和調解糾紛。如托姆巴所說,社區與居民委員會的預設功能之一就是讓中產階級居民覺得自己比下層社會的人群更「文明」、有更高的「素質」,並為作為社會和諧與政治服從的典型而感到自豪。關於這種委員會,芮傑明(Benjamin Read)寫道:「它們不僅是安全機關建立的監視網路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會幫助國家根據監控信息來採取行動,並時不時地作為政治運動的一部分來介入。」[15]

目前最活躍的中產階級社團生活平台也許要算代表房屋所有者對抗地產公司和物業公司的業主委員會了。這些微型社團的利益必須限制在居民小區層面的事務,而且它們一般情況下只跟私營的地產公司(而不是跟政府部門)進行談判,而且地產公司也通常由地方政府管理、受黨的監督、要代表國家執行計劃生育和宣傳工作。雖然可能對一些當地領袖來說,業主委員會可以作為公民組織和行動的學校,但這種與物業公司針對合約遵守情況和生活條件問題的鬥爭無法升級到對抗現有政治秩序的階級利益層面。

他們在悄悄地想著什麼?

雖然與李普塞特意義上的中產階級不同,中國的中產階級也真的具有一些他定義的、與支持民主有關的重要特徵。中國中產階級的成員確實擁有一些財產,他們希望政府通過法治來保護其財產;他們有穩定的工作,這就給他們一種過有尊嚴生活的期待;他們接受了教育,就有了去探索世界和獨立思考的工具。他們已經通過消費、電視、電影、互聯網、旅遊和留學被西方的價值深深影響了。

確切地說,儘管有社交媒體的興起,中國大多數中產階級仍然主要從被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媒體獲取信息。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會重點強調阿拉伯之春後中東和北非的混亂;也會用伊朗的穩定來對比伊拉克在政府被西方推翻後的糟糕狀況;還會著力報道西方經濟的危機和緩慢增長。政府的宣傳還會拒斥「西方民主」、讚頌據稱更真實和文化上更適合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但這種宣傳還是會讓觀眾對民主的概念產生親近感。那些有渠道獲得外界信息或去國外旅行過的人會更傾向於贊同西方價值觀,也更常批評中國的體制。[16]因此,我們有理由去探究:在這個脆弱又有依附性的新階級可理解的政治謹慎背後,他們究竟在悄悄地想著什麼?

2008年的亞洲晴雨表調查的結果給了我們一些線索。我們可以將調查對象中的中產階級界定為那些至少接受過中等教育、認為他們的家庭收入可以滿足其基本需求並且還有一定儲蓄的城市居民。照這個標準,有效抽樣中的14.2%可被視作中產階級。[17]這些財務寬裕、受過相對良好教育的城市居民,與非中產的受訪者相比更有可能表達對現有政治運作方式的不滿(29.7%對18.9%),[18]也更可能支持一系列抽象的、像分權和司法獨立這樣的自由民主價值(46.2%對24.7%)。[19]

當年輕一代加入中產階級行列而老的退出時,這種態度就變得更加明顯。確實,由於中、高等教育在中國的迅速普及,中產階級比其餘的中國人要更年輕。在亞洲晴雨表調查中,中產階級調查對象裡18至29歲的人佔到了29.5%,而在非中產的調查對象中這一比例僅為18.5%。中產階級的年輕成員比更年長的成員更有可能表達對現有政治運作方式的不滿(34%對27.9%),也更贊同自由民主價值(50.4%對44.5%)。[20]

2005年,中共中央黨校的政治學者張偉用深度訪談的研究方法寫成了一本很有見地的書,在書中他提出警告:中產階級有疏離傾向。不同於陸學藝和其他頂尖社會學家(根據中產階級的受教育情況、社會特權和更高的「素質」)認為中產階級會是有利於社會和諧與穩定力量的觀點,張偉發現中國的中產階級是沉默、冷漠和疏離的:

政治疏離是被動的政治冷漠,相對於通常的政治冷漠,政治疏離並不穩定。更直接一點,政治疏離本身就是一種期望張力,是政治期望沒有得到釋放的隱性狀態。封閉的政治秩序可以壓抑政治參與的熱情,同時也可能為未來政治參與熱情積累著力量……一旦政治疏離顯性化為政治參與,其對政治秩序的壓力可能比通常的政治參與更加劇烈。[21]

這種分析聽起來很真實。我見過的中國中產階級(當然不是有代表性的樣本)會覺得在政治上被封鎖。他們用不同的方式來對這種情況作為回應。有一些成為異議分子;這些人的確存在,而且他們很英勇。這裡的問題是他們的人數為什麼這麼少。還有一些中產階級選擇了移民。這樣的人有很多;但考慮到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他們還是占很小的比例。大多數的中產階級可以歸類為其他的四種群體。

最大的一個群體可能是在政治上麻木的(the politically anesthetized)。我的印象是這種情況在中產階級的第二代中尤其普遍。因為年輕,他們對1989年沒有什麼記憶,對文化大革命更是不了解。他們在一個強調事業和消費的環境中長大。他們明白政治是不能碰的東西,大家心照不宣。一種對這個群體的誇張描述可以在中國大受歡迎的電影系列《小時代》中看到,其中漂亮、富有的上海年輕人只能忙於應付他們的衣服和愛情。[22]

第二個群體是接受者(acceptors)。[23]我曾見過這樣的年輕學者,他們從來沒聽說過劉曉波,也對1989年的事情不感興趣。其中有一些是「政治思想輔導員」,他們在努力地教導他們的學生要忠誠。我從跟他們的交談中得到的感受是:他們喜歡他們所在的中國,中國的體制就是這樣,體制的真相就是他們準備接受的真相。即使中國保持威權體制,他們的生活還是比生活在毛時代的上兩代人更自由、更好了。因此,如史天健所說,雖然亞洲晴雨表調查的受訪者認為民主是中國很需要而且適合中國的,但他們同時也認為中國的體制已經很民主了(0—10的尺度中有7.22)[24]

第三個群體是改良派(ameliorators)。他們看到了體制的弊端,但也在他們的有生之年看到了進步。他們相信,通過教育、寫作或者法律工作,他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推動未來的進步。如果一個人相信這種進步能夠實現,那它當然值得去為之努力。

最後一個群體,也許可以被叫做疏離者(the alienated)。這樣的人可能在年紀更大或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中產階級成員中比較普遍。他們對體制沒有幻想,但還沒有準備好冒著很大的風險投入到反對運動中,也沒準備好放棄他們的優勢地位和資源去到國外過一種比較沒有權勢的生活。如果他們能設計出一個完美的世界,情況可能會不一樣,但目前,這些人會繼續他們現有的生活。

所有這四個群的人在某種意義上說都是現實主義者,我也因此而尊重他們。1989年的民主運動能夠發生的部分原因就是當時初生的中產階級感覺到新的繁榮收到了通貨膨脹和貪污腐敗的威脅。這就給了一部分中產階級表達他們對政治制度的擔憂的機會。然而今天,通貨膨脹得到了控制,腐敗在受到威懾和調查,體制對控制權力表現得很堅決。中國的中產階級知道,現在並不是挑戰威權政治體制的好時機。我認為,這些考慮導致了在本文開頭描述的那些有點令人困惑的調查結果。

但是,我願意用另外一個「A」開頭的詞來描述那些決定生活在他們既有現實中的人的共同特徵:他們是焦慮的(anxious)。中國中產階級缺少的是一種安全感。經濟上,除了一小部分人富裕到可以將資產轉移到海外,中國中產階級的財富增長還是要依託於一個不透明的官僚體系的管理能力,而這種能力在並不清晰的未來將經歷風險很大的變化。每一次的經濟放緩都感覺像是可能來臨的災難的預兆。政治上,中產階級被夾在中間。上面是執政黨,它正在經歷著一場以反腐運動為形式的、詭譎而又危險的鬥爭。下面是大量的工人和農民,他們被認為是不文明的,在強壓著不滿的怒火。而且在中產階級看來,他們和下層階級的利益是互相對立的。

這就是那些陷在不穩定的現實中的人的矛盾心理。這也是現在的體制看起來非常害怕中產階級的原因,儘管這個階級表達出對其很高的支持度。習近平的體制已經在試著採取措施震懾中產階級,既通過新的《國家安全法》和起草關於網路安全和國外公民社會組織的法律,也通過鎮壓維權律師、增強意識形態統一的要求和創建一種看起來像新極權主義的體制。施加在「和諧社會」之上的壓力在之前的胡錦濤時期就在持續加壓,而且一些有限的、小規模公民社會活動空間的開放也轉變為更高壓和威脅性的政策。這些措施看似阻止了中產階級去挑戰政權,但也付出了增加其焦慮感的代價。

文化特殊論?

是不是所有這些都意味著中國在文化上是特殊的呢?確實有一些論調說中國的中產階級之所以在政治上比較順從是因為中國人對和諧與集體主義價值的偏愛。我同意,不同的文化都是獨特的行為模式和價值觀的混合(中國和美國的文化都不是鐵板一塊)。而且,就像史天健已經指出的,在過去的儒家社會中,重視集體利益和等級制度的觀念確實相對來說更強一些。[25]

但是,我們在這裡應該再一次遵循李普塞特的引導。他在幾本書中寫到的對美國例外論深入觀察都強調:制度根源,而不是文化因素致使美國具有缺少強有力的社會主義運動、種族分裂和右翼極端主義時常復興的特性。[26]這種論斷對中國中產階級的態度問題也同樣成立:這種態度是對今天中國從過去繼承的制度現實(一黨制、國家控制經濟、龐大工人和農民階級的持續存在)的反應。許多其他後發展國家的經濟都遵循了相似的制度路徑,而且他們的中產階級也相似地在他們更為壯大之前呈現不活躍的狀態。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中產階級一點都不特殊。

但中國正在改變。中國的中產階級將面對怎樣的未來呢?雖然李普塞特提醒過說,社會科學家並不擅長預測未來,我們可能還是要冒險做一些猜測。[27]只要中國的經濟繼續以目前的水平(據稱是7%,但更準確的數字可能是5%左右)增長,而且政治制度保持穩定,中產階級就會進一步擴張。對民主的前景來說,這種劇情發展的意義是絕不是單向的。中國的社會學家希望持續的繁榮能夠減少社會衝突,也希望追求穩定的中產階級會繼續支持現有政權。另一方面,如果中產階級的價值觀變得越來越自由化,即使他們會繼續忍受一個持續帶來繁榮的政權,他們對政治疏離感也會增長。

雖然政權內部的一個派系自上而下地實施民主轉型不太可能發生,但如果真的發生了,我們應該可以期待,只要其過程不擾亂社會和平和經濟穩定,中產階級會歡迎這種嘗試。一旦這個政權像1989年那樣看起來要走向分裂,中產階級可能會再一次在政治上覺醒並基於其深埋已久的不滿而行動起來。[28]但即使照著這樣的劇情發展,我們也不能指望中產階級會成為民主化的決定性力量,除非它以某種方式克服了與其他階級的文化和社會隔絕,又或者它經歷了一定的過程終於成為了中國「鑽石型」社會結構中規模最大的階級。

然而,如果經濟增長停滯,或者現政權開始左轉(可能性很小)並侵害中產階級的利益,中產階級的安寧生活就會受到威脅。城市的生活方式會難以為繼,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會找不到好工作。我們應該提醒自己,李普塞特沒有說中產階級會永遠支持民主。李普塞特在另一篇著名的文章《「法西斯主義」——左、中、右》(「『Fascism』—Left, Right, and Center」)裡告訴我們,當中產階級的經濟和社會地位的安全程度降低,他們有可能會支持某種形式的極端主義。[29]在中國,這種極端主義很可能產生自仇外的民族主義,而這種民族主義正是政府一直作為支撐其合法的一種資源來推廣的。為了表達這種民族主義的憤怒,中產階級可能會指責政府叛國或者軟弱,而這將推動政權往更為專制的方向發展。

這兩種對未來的假設都充滿風險,也正是這種想法讓中國的中產階級繼續保持今天的狀態。中產階級真正擔心的是經濟、軍事危機,或者觸發秩序崩潰的內部權力鬥爭。對這種危機的擔憂也解釋了,為什麼中產階級在持續擁抱自由價值的同時,仍然支持一個威權體制。

(黎安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陳萬龍:中國大陸社會學者。)

 

參考資料
[1] Seymour Martin Lipset, 「Steady Work: An Academic Memoir,」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2 (1996): 7.
[2]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expanded and updated e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31.
[3] 對於這個理論爭議及其在中國的適用狀況的文獻綜述,見Jie Chen and Chunlong Lu,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Middle Class in China: The Middle Class』s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64 (September 2011): 705–19.
[4] 就此問題的英文學術研究的綜述,見Bruce Dickson, The Dictator』s Dilemm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trategy for Surviv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中文學術研究的綜述,見 Cheng Li, 「Chinese Scholarship on the Middle Class: From Social Stratification to Political Potential,」 in Li, ed., 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 Beyo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Washington,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0), 55–83.
[5] Tianjian Shi, 「China: Democratic Values Supporting an Authoritarian System,」 in Yun-han Chu et al., eds.,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229; Dickson, appendix to Dictator』s Dilemma; Jie Chen, A Middle Class Without Democracy: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6] 基於一個對中產階級的定義,即在2005年每人每天消費支出在2到20美元之間(購買力平價)。按照此定義,可以算出在2005年中國有超過8億人屬於中產階級。這個演算法根據Asian Development Bank, Key Indicator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2010 (August 2010), 5, http://www.adb.org/publications/key-indicators-asia-and-pacific-2010.
[7] 陸學藝(Lu Xueyi)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Research report on social strata in contemporary China),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252。
[8] 見《獨家專訪陸學藝:中產階級每年增長一個百分點》( 「Lu Xueyi Exclusive Interview: Middle Class Grew by One Percentage Point per Year」 ),新華網,2009年8月17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8/17/content_11894452.htm
[9] Chen and Lu,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Middle Class in China,」 713–14. 這項研究是在北京、成都和西安進行的。
[10] Luigi Tomba, The Government Next Door: Neighborhood Politics in Urban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104.
[11] Jean-Louis Rocca, A Sociology of Modern China, trans. Gregory Elliot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6.
[12] 關於收入,見: http://knoema.com/pjeqzh/gdp-per-capita-by-country-1980-2014?country=China ; 關於城市化,見: World Bank and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rban China: Toward Efficient,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4), 3; 關於高校招生,見: Jing Lin and Xiaoyan Sun,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and China』s Middle Class,」 in Li, ed., 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 222.
[13] Lipset, 「Steady Work,」 9.
[14] Jessica C. Teets, Civil Society Under Authoritarianism: The China Mode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5] Benjamin L. Read, Roots of the State: 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Networks in Beijing and Taipe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107.
[16] Haifeng Huang,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and Domestic Evaluations in a Changing Society: The Case of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9 (August 2015): 613–34.
[17] 用這種方法界定的中產階級比之前在這篇文章中引用的社會學家們界定的超過20%的比例要小。沒有直接的方法去比較這兩個群體,但考慮到亞洲晴雨表調查定義的中產階級比將其界定為更大群體的那個中產階級更城市化、更富裕,我們使用這個數據應該是比較恰當的。
[18] 亞洲晴雨表調查提出的問題是:「你對民主在你們國家運作的情況有多滿意?」問題是為跨國家的調查設計的,而且因為所有的亞洲政府都聲稱它們是民主國家,我們也可以相信這種大體上對政治制度的滿意度評分。要比較的話,參見Jonas Linde and Joakim Ekman,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A Note on a Frequently Used Indicator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2 (May 2003): 391–408.
[19] 這些是在亞洲晴雨表調查列出的7項「自由民主價值」中至少支持4項的人所佔的比例。基於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和對亞洲與非亞洲國家的比較得出的,關於更現代化的人口持有更自由的價值觀這一模式的普適性的調查結果,見Christian Welzel, 「The Asian Values Thesis Revisited: Evidence from the World Values Surveys,」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2 (April 2011): 1–31.
[20] 關於對亞洲和中國青年人態度的類似調查結果,見Yun-han Chu and Bridget Welsh, 「Millennials and East Asia』s Democratic Future,」 Journal of Democracy 26 (April 2015): 151–64, and Min-hua Huang, Yun-han Chu, and Cao Yongrong, 「China: The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and Liberalization on Democratic Attitudes,」 in David Denemark, Robert Mattes, and Richard G. Niemi, eds., Growing Up Democratic: Generational Change in Post-Authoritarian Societie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forthcoming).
[21]張偉(Zhang Wei),《衝突與變數:中國社會中產階層政治分析》(Conflict and uncertainty: political analysis of the middle stratum in Chinese society),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406—407。
[22] 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61X3zfBE8g.
[23] 這種分析可以參照:Eva Bellin, 「The Dog That Didn』t Bark:The Political Complacence of the Emerging Middle Class (with Illustrations from the Middle East),」 in Julian Go, ed.,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vol. 21 (Bingley, U.K.: Emerald, 2010), 125–41; Kellee S. Tsai, 「Capitalists Without a Class: Political Diversity Among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8 (November 2005): 1130–58; Teresa Wright, Accepting Authoritarianism: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China』s Reform Er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4] Tianjian Shi, The Cultural Logic of Poli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195. 這些數據來自2003年亞洲晴雨表調查的中國調查。
[25] Shi, Cultural Logic. 然而,史天健會同意李普塞特的觀點:文化個和價值會被社會結構和制度逐漸地塑造。
[26] Seymour Martin Lipset with Earl Raab, The Politics of Unreason: Right-Wing Extremism in America, 1790–197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W.W. Norton, 1996), Lipset with Gary Marks, It Didn』t Happen Here: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W.W. Norton, 2000).
[27] Seymour Martin Lipset, 「Predicting the Future: The Limits of Social Science,」 in Consensus and Conflict: Essay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85), 329–60, orig. in Lipset, ed., The Third Century: America as a Post-Industrial Society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9), 1–35.
[28] Andrew J. Nathan, 「Foreseeing the Unforeseeable,」 Journal of Democracy 24 (January 2013): 20–25.
[29] In Lipset, Political Man, ch. 5.

轉自:民主中國
來源:新公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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